蒋光慈与“左联”革命文学团体之关系的再认识

蒋光慈与"左联"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文学与革命的现象。蒋光慈有一个"革命加恋爱"文学史创作模式的话题,更有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革命团体的主要发起人之一的重要角色,他又是提出退党被"左联"正式开除的作家。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很少谈蒋光慈与"左联"的关系,纪念"左联"时也都回避蒋光慈的特殊贡献。本文试图简略地厘清蒋光慈短暂的人生和革命经历及创作道路,尤其寻踪作家与"左联"同生共存的人与事点滴细节,还原历史既是社会的存在又是一种意识的存在。文学与革命的纠缠中的常态与非常态呈现了蒋光慈与"左联"之关系;无论是文学家的蒋光慈还是革命姿态阶级斗争的"左联",面对一个历史的过程都有着"是我、非我、真我"的身份认同和精神困惑。我如是观。     

横站的“同路人”——鲁迅与左翼文艺运动的内在关系及其姿态

"同路人"是1920年代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的主要作家群体,这一群体在俄国文学向苏联无产阶级文学转型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过渡作用,列宁、高尔基都是"同路人"的支持者。在中国左翼文艺运动中,鲁迅、瞿秋白将革命的"同路人"作家看作是无产阶级文学的同盟军和后备军,他们对俄苏革命"同路人"作家和作品的评价与译介对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鲁迅对"同路人"的认同和评价基于其自身的革命历史经验,他不仅肯定"同路人"的文学观点和革命立场,而且自觉地在左翼文艺运动中采取了"同路人"的姿态。瞿秋白结合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的经典理论对"同路人"向革命的"同盟军"的转变作了历史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鲁迅的"同路人"姿态给予了肯定的历史定位。冯雪峰也曾经肯定鲁迅作为革命"同路人"的历史姿态,他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高度引导晚年鲁迅从革命的"同路人"转向革命的"同盟军"。由于苏联1930年前后的政治斗争对"同路人"作家存在偏见和敌视,致使"同路人"创作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转型进程中的作用和意义长期被遮蔽,鲁迅、瞿秋白与苏联"同路人"文学的关系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一些鲁迅研究者坚持斯大林时代对"同路人"作家的偏见,不承认"同路人"作家的革命意义和特定历史价值,因此也无法理解鲁迅作为革命"同路人"的历史地位。重新认识鲁迅在左翼文艺运动中的"同路人"姿态,对于理解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起源及其内在矛盾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同时也对梳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历史源流具有积极的参考价值。     

论蒋光慈的诗

著名的小说家、诗人、翻译家蒋光慈,终其一生,不愧为忠诚的革命文化战士。他的名字,常常和中国革命、十月革命光荣地联系在一起。蒋光慈的诗,在读者中的影响,时大时小,文艺界对它的评价,也相去悬殊。一般说,他的诗当时在思想激进的部分青年中,曾起过好的作用;在革命运动或革命文学勃兴的时候,他的作品拥有的读者较多。现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及其他评论文章,对蒋光慈的诗,几乎都肯定其政治思想内容。我认为,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较早出现的     

蒋光慈的三重角色及其人生悲剧

1920年代末30年代初,蒋光慈身兼新文学畅销书作家、普罗文学倡导者和资深共产党员三重社会角色。这是一个随时都可能被撕裂的角色结构:其中角色1和角色2、角色2和角色3分别形成两个交集,而角色1和角色3则彼此相斥,互为两极。然而深深卷入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的蒋光慈对此中隐患毫无察觉,商业上的成功既使他拥有了昂首天外的资本,又使他目不见睫,以至引发了与党组织的决裂以及他的人生悲剧。蒋光慈的悲剧性结局作为一个饱含深意的象征,说明资本主义文化工业与无产阶级文学在根本逻辑上存在着深刻抵牾,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异质性的左翼文化始终存在着被"驯化"的危险,而左联备受诟病的"第二党"运作方式正是针对这种不利情势所采取的应对策略。     

左翼文学创作中的马雅可夫斯基“情结”

1930年代中国左翼文学的外源性成因是前苏联的无产阶级文学。准确地说,左翼文学在历史文化意识、艺术创作理念、主题话语诉求和审美精神气质上更多地受益于马雅可夫斯基及其创作。在作家的创作价值立场或身份认同、角色认定上,左翼作家群体与马雅可夫斯基具有明显的精神契合性;马雅可夫斯基诗作的主题话语是"革命",左翼文学所倡导的"革命文学"亦可视为马雅可夫斯基式"革命"文学的创造性重构;马雅可夫斯基作品的大众化取向是前苏联无产阶级文学"现代性信念"的审美转述,从文学大众化中寻求"现代性"精神也是左翼文学的基本创作诉求;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除了雄壮豪迈的主旋律之外,还存在着柔弱感伤的音调",左翼文学在为暴风骤雨的时代倾情歌唱的同时,也留下了知识分子自我"柔弱感伤的音调"的心灵记录。     

台湾现实主义文学家吕赫若早期作品论

吕赫若是目前被海峡两岸文学界共同重新发掘和发现出来的一位特殊的台湾作家。今天我们应该将他还原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和台湾现代文学史上一位十分重要的左翼作家，并将其作品定位为海峡两岸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最重要代表之一。吕赫若作品的全面翻译介绍，改变了台湾现代文学史的最高成就状态，也改变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作家序列。特别是在同属中国左翼作家范畴中，吕赫若的文学史地位应当是相当重要的，他与当时的大陆作家蒋光慈一起，可以分别堪称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的代表作家。     

蒋光慈创作中革命话语对日常生活话语的主导

现代都市日常生活是蒋光慈文学之笔活动的舞台,男女之间的感情生活体验、生存体验是其日常生活话语中两种基本的类型.以革命话语主导日常生活话语,处理二者之间的矛盾,体现革命价值观,是蒋光慈创作追求的目标.消除日常生活话语的影响隐藏着蒋光慈的焦虑,他把对人物思想感情偏向日常生活化的焦虑压抑在作品深处,呈现在读者视野内的是正面的引导,这种压抑是对信仰的坚守.     

论“革命+恋爱”式乡土小说的变异

作为革命乡土小说最重要的一支,“革命+恋爱”式乡土小说是30年代“左翼”文学的一道风景线,在蒋光慈、阳翰笙等作家的革命乡土小说实验遭到艺术上的失败时,柔石和叶紫们在革命的乡土题材中平添了风景画、风俗画和风情画的艺术色调,使得本是廉价的“革命的罗曼蒂克”变得更有思想的深度,也更有艺术的意味。     

雕像是怎样塑成的——“左联五烈士”史迹综述

"左联五烈士"事件的发生不是一个纯文学事件,而是一个包含多重政治因素的历史事件。左联对五烈士的纪念和宣传,使这一事件由一个党内宗派斗争导致的政治事件转化为一个左翼文艺运动反抗国民党文化围剿的文艺事件。相应地,左联五烈士的历史定位也由党内宗派斗争的受害者转化为革命文艺运动的前驱和烈士。在错纵复杂的政治斗争和文化斗争中,左联坚持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左联五烈士事件由政治斗争向文化斗争的转移是左翼文艺运动中的一个重大胜利。     

戴平万的生平和创作

戴平万是“左联”时期一位有过一定影响的广东籍作家。“左联”成立之前,他是“太阳社”的主要成员,和蒋光慈、饯杏邨(阿英)、杜国庠、洪灵菲等一起出版《太阳月刊》,创办《我们月刊》,并在党的领导下,参加有关“左联”的筹备工作。“左联”成立以后,他积极投身于左翼文艺运动,是“左联”机关刊物《拓荒者》的撰稿人之一。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年,他先后在《太阳月刊》、《我们月刊》,《新流月报》、《拓荒者》、《海风周报》上发表了二十多篇小说和译作,还撰写介绍外国革命作家的论文,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出路》、《都市之夜》、《陆阿六》,中篇小说《前夜》和《荔清》,被当时的评论界誉为新兴文学的花蕊。他的小说《陆阿六》,还作为“左联”时期的优秀作品译成日文介绍到日本去。一九三○年以后,他主要从事其他革命活动,创作较少,但也     

论鲁迅革命文学思想的现代生成

鲁迅的革命文学思想是他在域外革命文学思想和中国现实的主体体验中纠葛而成的,是他融会先进思想文化资源、积极批判中国国民劣根性、探求中华民族＂固有之血脉＂和追寻现代革命精神的结晶。鲁迅革命文学思想的发生标志着中国革命文学思想的现代生成,并与其创作、译品一起推进了中国左翼文学的发生进程,且使中国革命文化得到提升并成为世界左翼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从艺术的“追寻者”到革命的“宣扬者”——左翼文学思潮影响下的老舍戏剧创作

在抗战时期,左翼文学思潮深耕于现实主义的土壤,与社会情状、革命政治和大众视野休戚相关,成为时代的主流意识,深刻地影响了现当代作家的艺术创作,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文学的发展。作为现实主义作家的老舍,以"抗战派"的身份不断介入社会政治文化中心,自觉吸纳、择取左翼文学思潮的思想资源和理论精神。在左翼文学思潮的熏染下,他完成了"文学社会功利价值论"压倒"文学艺术本质价值论"的思想转向,以文艺大众化、通俗化实践实现了宣传效果,形成社会性与人民性并举、宣传性与教化性相融的创作特色,形塑了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戏剧作品,为左翼文学精神的传承与发展贡献了力量。     

论丘东平

由“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转变,显示了新文学作家代际差异的形成,而丘东平就是最为出色的“新世代”作家.他的作品彻底超越了早期左翼文学“革命+恋爱”的模式,摆脱了左翼的“学生腔”和“小资味”.他给左翼文坛吹进了一股清劲而质朴的风气,又能以鲜活、真切、感性的文笔感染读者.他的创作为我们再思考左翼文学运动乃至文学与革命的关系,提供了积极的范例.     

油滑与理论:鲁迅与茅盾“左联”时期创作的不同取向

鲁迅与茅盾在走向左翼文学的过程中,文学取向明显不同:鲁迅的创作经历了由"很认真"到"油滑"的变化,"油滑"是鲁迅"左联"时期创作上的一大特点;茅盾的创作则经历了由"写实"向"理论"的转化,强调运用革命"理论"来分析现实,获得主题,是茅盾"左联"时期形成并支配了他此后创作的主导性思维。     

论蒋光慈的革命文学创作与侠文化

蒋光慈以血与火浇铸的革命文学创作书写着诗学正义,使他的文本世界成为刺向黑暗社会的复仇利刃,宣泄着时代的反抗意志和复仇情绪,鼓吹着暴力革命,张扬着革命尚武精神,从而使社会正义和社会公道得以伸张与维护。蒋光慈的作品具有鲜明的自叙传色彩和强烈的复仇精神与反抗意志,其中反复出现的个人英雄主义和暗杀恐怖主义相胶合的复仇情节,是侠文化精神和无政府主义思想耦合纠结形成的侠客式反抗的典型体现。他把古代游侠、拜伦式个人主义英雄和中国革命时代特色以及革命尚武精神有机结合起来,赋予文本中的复仇情节和反抗情绪以革命激情与正义观念,从而使传统侠文化在阶级革命语境中凸显出鲜明的现代革命内涵。     

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成立史话

半个世纪前,在党的领导下,左翼文化和左翼文艺运动,粉碎了国民党的反革命文化“围剿”,为中国革命事业立下了光辉的功绩。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是最早成立的两个并肩作战的革命文化团体。以后,又相继成立了剧联、美联等几个革命文化团体,组成了左翼文化总同盟(文总)领导下的左翼文化和左翼文艺运动的“八大盟”(有的是小组)。党内则由文化工作委员会(文委)统一领导。     

鲁迅:从“同路人”向“圣人”的移位与归位

以俄苏"同路人"文学和上海左翼文艺运动为背景,瞿秋白对鲁迅作为革命"同路人"的思想转变及其历史意义作了深刻的阐述。鲁迅去世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背景上称鲁迅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瞿秋白和毛泽东对鲁迅的崇高地位所作的结论代表了鲁迅思想研究的不同阶段。梳理鲁迅从革命的"同路人"向"圣人"的历史移位与归位,并重新思考"同路人"在左翼文艺运动中的历史地位和文学价值,将丰富和充实"鲁迅本体"研究的新思路。     

论左翼诗剧的体裁范式

诗剧在西方是一种极其重要的文体形式,但在中国却一直处在被忽视的境地。学界对左翼诗剧的关注更可谓寂寥至极。左翼诗剧是左翼文学创作的重要实绩之一,其体裁范式更是别具一格。在以往的研究中,既是极易被忽略的一个方面,又是造成左翼诗剧生存窘态的根源所在。左翼诗剧的体裁范式包括"戏剧化的诗"、"纯诗的戏剧化"、"散文诗的戏剧化"三种形式。通过剖析和阐释左翼诗剧的体裁范式,继而提炼、概括左翼诗剧的艺术特征和创作特质,从而一窥左翼文学的艺术风貌。     

论蒋光慈小说的艺术个性

蒋光慈以“东亚革命的歌者”自命。他的第一部诗集《新梦》出版后,钱杏屯瞩就称它“简直可以说是中国革命文学著作的开山祖”。①这位中国革命文学的开山祖,不仅在20年代中期参与倡导革命文学,而且在中国现代文学由革命文学发展到无产阶级文学的阶段,又和钱杏屯D等人组织“太阳社”,与后期创造社成员共同倡导无产阶级文学。蒋光慈不仅有一套革命文学的理论,而且还能将自己的理论用于创作实践,他作了象《新梦》、《哀中国》等革命诗歌,又创作了《少年飘泊者》、《鸭绿江上》、《兄弟夜话》、《野祭》、《短裤党入《菊芬》、《最后的…     

论蒋光慈的“非虚构写作”及其“现实主义”意义

蒋光慈是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位"现象级"作家,其创作具有巨大的阐释价值和学术增殖意义。从文体学和主题学层面来看,蒋光慈的报告文学式小说是跨文体的非虚构写作,不仅具有文体创新价值,更以实录精神和阶级意识为现代中国留下了"历史的证据",因而在中国新文学由启蒙文学向普罗文学和"人民文学"的转型发展过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从"现实主义文学"源流来看,蒋光慈小说批判"资本的权力"和都市贫富分化现象,更接近严格意义上的现实主义文学本质,不仅使茅盾藉以扬弃了普罗文学的幼稚病进而创作出具有经典意义的现实主义文学巨制《子夜》,而且对于今天反思"无边的现实主义"仍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