壬辰战争前后明政府决策失误探究

1592—1598年的壬辰战争是中日朝三国之间的一场国际战争,因日本统治者丰臣秀吉出兵侵朝并进图中国而引发。战争爆发前后,明政府的决策出现了四次重大失误:一、战前无视敌情"哨报",未作备战部署;二、战初无休止的"战""和"之争,贻误了痛击日寇的最佳战机;三、碧蹄馆之役前后,由"轻敌冒进"到"畏敌议和",再失攻敌良机;四、撤军与和谈之议,为日军卷土再战埋下隐患。四次决策失误严重影响了战争进程,成为战争时断时续达七年之久的主要原因。     

论宋神宗在熙丰变法中主导权的逐步强化

本文分四个时期探讨了熙丰变法中宋神宗之皇权与王安石之相权对变法影响力的消长情况,认为宋神宗在熙丰变法中不但拥有主导权,而且其主导权是由弱到强,逐步强化的。     

宋代选本的演进与分期

宋代选本的演进历程可以大致划分为因循与探觅期(宋开国至哲宗朝)、成熟与务实期(徽宗朝至孝宗朝)、分化与争胜期(光宗朝至宋亡)三个时期.宋开国至哲宗朝的百余年间,选本编纂多因循前代,但因循之中有新变,部分独具特色的选本在内容、形态、功能等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觅.徽宗朝至孝宗朝,选本内容方面的指向性趋于稳定,务实致用之风蓬勃兴起,出现了一批专门服务科举的场屋类选本.光宗朝以降,选本编纂由纯文学性选本占据主流转而为各类选本全面开花,其中尤以宗唐、宗宋两类选本的比场争胜、共竞风流格外引人注目.     

中国古代社会“省”之演变略考

“省”,本是对宫禁之地的称呼.皇权要限制、控制相权,先用内朝架空丞相,再用近臣架空宰相,从而催生了三省制这个宰相体制,使“省”成了对宰相机构的称呼.分层级治理地方并派员监察本来是一种合理的机制,但由于皇帝过度利用监察官,从而使监察区膨胀为一级地方政权机构.元朝立国,既继承了魏晋以来的行台制度和金朝的行省制度,又继续在唐、宋监察区权力膨胀的链条上行走,使“省”这个中央机构变成宰相在地方上的派驻机构,称“行省”.明初皇权与相权斗争的结果,使当时的宰相机构———中书省撤消,“行省”于是变成了“省”,成为一个地方行政机构的称呼.这个变化是宰相制度与地方行政机关演变中的一个副产品,也是封建专制的一个畸形成果     

南宋权臣政治的断裂——论宋孝宗的用相方略

南宋权相辈出,而孝宗朝却是唯一没有权相的朝代,这应源于孝宗独特的用相方略.为防止高宗朝宰相秦桧专权蠹政之弊再度出现,孝宗从相不久任、长期缺相、不次拔相、并相分权、用而存疑、监督宰相等方面采取措施调整用相方略,限制相权,加强皇权,从而成功遏制了权臣政治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的政治体制.     

贸易与西夏侵宋的关系

在宋复交战敌对状态时期，西夏是战争的主要策源地，西夏的频繁入侵和扰边活动给来的边防造成很大的压力，宋神宗在元丰七年曾说“夏国自祖宗以来，为西方巨患历八十年，朝廷顿天下之力，竭四方财用以供馈钢，尚日夜惴惴然，惟恐其盗边也”①。故北宋虽然在元丰、绍圣、元符、崇宁和宣和年间亦发动大规模的制夏战争，但就战争的动机而言，主要是为了解除边患，是以政治利益为前提，即属政治性的，或者说是对西夏入侵的一种反动。那么西夏屡屡发动侵宋的动机是什么呢？对于这个问题学界已从许多方面作了探讨，有人认为西夏是为独立而战，或是…     

汉晋间宣诏呈奏机枢制度的嬗变──游移发展、设无定制时期

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社会中,国家政权以君主为最高首脑,中枢机构以君主旨令为运作依据。因此。在中央政府的全部政务活动中,宣诏呈奏是其最机要的和最核心的活动。汉唐间,宣诏呈奏机枢权力经历了由外朝宰相府向内朝尚书或中书,再向朝署中书、门下省衍变的这样三个环节。这一变化的过程。是封建时期政府中枢机构上的一个最重大的变化时期。宣诏呈奏机枢之权作为封建政治权力结构中的核质,自丞相手中移至中朝侍中尚书,再从尚书转归中书、侍中。权力的交替、转换,正是皇权与相权争斗的结果。反映出在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下,皇帝为加…     

乌兰布通之战考释——关于《中国近事报道》的讨论

文章考察了《中国近事报道》对乌兰布通之战的新叙述,认为清廷在该战役中并未失利,虽然损失惨重,但迫使噶尔丹退兵．实现了其战略目标。福全获胜而受惩,主要是因为其违抗皇帝命令,擅自停战议和所致。乌兰布通之战突出反映了皇权对战争指挥的全面渗透。     

北宋三衙的地位、待遇及其政治作用

北宋三衙在俸禄、恩荫、礼制等方面始终享有较高的待遇 ,但其政治地位却以仁宗朝“庆历新政”为界 ,经过了由低重新趋高的变化过程 ,中经英宗、神宗、哲宗三朝 ,至徽宗朝达到顶点。不过 ,由于北宋以“重文轻武”为国策 ,严禁武人干政 ,其作用被严格限制在军事领域 ,参政、议政权基本上被剥夺。但由于三衙处于统领京畿禁军的特殊地位 ,其在皇权更迭的政治斗争当中亦不可避免地发挥着难以低估的影响。特别是从仁宗朝之后 ,往往是与宰相同心协力 ,有利、有节地发挥了其握有军事实力的威慑力 ,多次起到了稳定当时政局的良好作用。这是北宋政治运作趋向文明化、理性化的重要体现之一。     

近侍政治与陈朝晚期政局

陈朝后主陈叔宝在居处东宫时期身边结成了由侨、吴士族组成的近侍群体。这是缘于陈宣帝得位不正，他有意让后主营建声名、培育势力以作为皇权的重要补充。太建十四年（582）后主即位前夕的陈叔陵之乱，深刻影响了后主一朝的政治走向，巩固皇权成为后主主政的中心议题。为此，后主安排东宫旧臣留任以护佑太子；对威胁皇位的长沙王陈叔坚心生猜忌，并将不信任感扩大至宣帝旧臣毛喜、高门代表蔡凝等人身上。后主委任东宫旧臣掌管宿卫营兵、出任中书舍人，完成对“国之政事”的控制。至德二年（584）以后，后主的决策方式转为在后宫与张贵妃共同决策，频繁参加内宴的“狎客”及“便佞亲幸”由此获得参与决策的权力，而太建年间东宫近侍群体则退出权力中枢。至德、祯明之际陈朝政治由士大夫政治转向凸显皇权专制的佞幸政治，是其灭亡的重要内因。     

李鸿章“避战保船”新探

许多中国近代史著作,在论及中日甲午战争时,无不指责李鸿章严令“避战保船”,致使北洋海军株守威海卫军港直至全军覆灭.近年来,笔者查考了有关档案史料,认为对李鸿章的上述指责是有待进一步商讨的.在此,本文专就李鸿章“避战保船”以及山东半岛战役威海卫之战的战役指挥等有关问题,略陈愚见,求教于专家. 战争与战局发展的简要评析中日甲午战争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一场对华侵略战争.日军大本营总的作战方     

努尔哈赤宁远战败的原因

宁远之战是明与后金关系史上一次极其重要的战役。努尔哈赤宁远战败 ,其根本原因在于政策上的失误导致民心的丧失。此外 ,在思想上努尔哈赤骄傲轻敌 ,以致在军事上打了一场兵家最忌的无准备之仗 ;而碰到的对手又是敢战敢胜、指挥有方的明朝杰出将领袁崇焕 ,这也是其战败的重要原因。     

“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试析——北宋政治架构探微

宋代政治架构 ,一言蔽之 ,即“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这是理解与认识宋代官僚政治体系的关键。皇权、相权、台谏之权 ,构成宋代中央政府中的三角 ,三者互相限制 ,又互相倚恃 ,形成“共治”架构。宋初完善法制 ,提倡依法办事 ,奠定了“共治”架构的稳定基础。而中唐以来社会思想的发展 ,为“共治”局面的出现创造了条件。有宋一代 ,最能体现“共治”架构的 ,是宋仁宗朝 ,故有“庆历之治”的美誉。剖析宋仁朝政治 ,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共治”架构。     

制度变革与汉武帝盛世的造就

汉初制度多疏阔 ,要求制度变革的呼吁虽殷 ,却无法得以实施。直到汉武帝时期 ,才大刀阔斧地推行了制度变革。这是一个事功显赫的时代 ,也是一个垂范立制的时代。在协调地方与中央的关系、解决皇权与相权矛盾、强化对官僚队伍的管理、确立新的经济政策等重大领域 ,汉武帝固然采取过某些权宜性的措施 ,但对制度的变革与创新显然更为重视。分析这一现象 ,有助于我们解读古代盛世的合理内核 ,从中获得历史启迪。     

东晋南朝的屯田及其地位

东晋南朝时期,屯田活动相对于曹魏急剧衰落,然屯田之议却不绝于朝中,屯田思想亦在不断发展,虽其侧重点各不相同.大体东晋时期注重中央财政的增强,对屯田机构的设立关注颇多,且多为民屯倡议;南朝时期注重边防,强调军镇财力的增强,而不再关注机构问题.屯田活动的开展,在五朝时期多与军事相关,其分布亦多在北面边镇,虽然规模远不及曹魏时期,然在军事活动及边防中亦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明镇北关之战和叶赫城之战考

明朝与海西女真叶赫部之间在万历十二年、十六年爆发了镇北关之战和叶赫城之战.本文通过对两战的起因、过程及性质从三个方面的详细考证,均表明这两场战争是明朝政府对叶赫部的残酷诱杀和无理剿杀.     

建文政局与明前期都司卫所管理体制的变革

建文朝历时四年,一场靖难之役引发的不仅仅是皇位更迭。对这场战争爆发的原因,学界历来有不同的观点。固然,靖难之役首先是一场军事战争,但皇位更替带来的是权力中枢的巨大变化,战争的过程和结果必然导致交战双方的将领、士兵、管理机构(都司卫所)、戍守驻地和待遇等的一系列变化。受此影响,永乐朝政治也打上了浓重的"后建文时代"的烙印。洪武朝形成的明代都司卫所管理体制和北边防御体系等,经历明初政局变化,均发生了巨大变革,并对明代以后二百余年的国家防御格局和战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明初政局论析

明代极端君主专制政体的奠基者是朱元璋 ,其核心精神为“收天下之权以归一人”。明初强化皇权的政治运动并非某种单一历史条件的产物 ,而是由当时诸种社会矛盾和多方面客观政治因素造成的。朱元璋主要采取四项重大措施加强专制主义皇权统治。一、废罢丞相制度。二、诛杀“元功宿将”以“振纪纲”。三、“封藩”以使诸王统兵。四、整肃吏治。准确地分析和把握明初政局发展变化的内在历史动因 ,对于深入进行明代政治史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晚清湖南理学群体的道统意识与批判精神

晚清湖南理学群体是一个极具个性的地域文化群体。这一群体以程朱理学为最高价值理想,坚守自身独立的学术性格与道德标准,主张治统符合道统,治统可变而道统不可变。考虑到道统沦亡的代价,他们采取与清政府合作的稳妥方式,利用道统所赋予他们的文化解释权批判专制君主与社会腐败,以儒家之道整合现实政治。由此,隐性的文化斗争与满汉矛盾、中央与地方矛盾交织在一起,决定了湖南理学群体与清政府之间的离合关系。太平天国战争结束后,清政府又意图在治统的前提下统合道统,引起湖南理学群体的不满。道统成为他们与皇权周旋乃至抗衡的理论支点。对文化权力的担当,一直为湖南知识分子所继承,并运用于政治活动,进而影响近代湖南政治生态。     

北宋元丰中灵州永乐两次战役宋军死者人数考

在元丰四、五年的宋夏战争(即灵州和永乐两役)中,宋军的死者究竟有多少?这个问题对宋代军事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有些史学论著,特别是战争史专著,在谈到灵州和永乐两役宋军死者人数的时候,引用《宋史·夏国传》和《续通鉴》的记载,说:“死者六十万人”,或说“灵州之战,宋军先后损失至四十万人”。殊不知这些巨大数字很不可靠,误差甚大。 今考《宋会要辑稿· 兵》(以下简称《会要·兵》)八之二八云:“永乐城陷,徐禧、李稷、李舜举并汉蕃官二百三十人、兵万二千三百余人皆没。”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三三○“神宗元丰五年十月戊申”条的记载亦相同。据此,永乐城失陷时,宋军战死的官兵为一万二千五百余人。再考司马光《涑水记闻》(以下简称《记闻》)卷十四,得知:最初,参加保卫永乐的宋军共有“四万”,全部集中于城内。在该城失陷前,宋夏双方进行了城外战。当夏军攻城时,徐禧命曲珍率领城中部分士兵出城御敌,战斗激烈,宋军“偏裨死者数人,士卒死及弃甲南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