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叙事话语：《十二楼》“有我”叙事风格形成的关键

<十二楼>各篇小说中的非叙事话语在小说篇幅中所占的比例非常大,而且非叙事话语的种类也非常齐全,李渔用这种叙事技巧在小说中或明或暗地写进了自己的人生经历、经验、喜好、选择以及人生向往和追求,这种叙事操作直接形成了小说"有我"的叙事风格.     

从场域理论看民初通俗文学期刊——以《小说大观》为例

民国初年，中国第一小说季刊《小说大观》创刊。作为集结作家、编辑、出版者这些文学场中主要行动者的一个重要活动平台，《小说大观》和其它通俗文学刊物一起在民初通俗文学场域的构建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时，《小说大观》在创办过程中同样交织着政治资本、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争斗，其结果进而影响着刊物底色的形成。     

文化场域、左翼政治与自由主义——重识《现代》杂志的基本立场

近年来的文学期刊研究常常和“公共空间”理论结合在一起。在这样的思路下,像《现代》杂志这样的文学期刊其倾向总是被简单归结为“去政治化”,从而被视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空间”。但是,通过对刊物宗旨、编辑方针、作家群落、批评实践等方面的研究可知,在左翼与右翼之外建构文化场域是《现代》的现实生存策略,在“去政治化”的表层之下隐藏着的“文化政治”才是《现代》杂志基本立场所在,从而认为《现代》杂志摸索出了政治与文学潜在的曲折的结合这一不发达国家特有的文学范型。     

生态场域中的《印象?刘三姐》摭谈

探究《印象?刘三姐》学术价值自然联系到山水实景展演,生态场域就是考量人与地球上的生灵能否呈现最美好的生存方式,刘三姐歌仙承载了壮族族群种种美好的想象和记忆,实景展演完成了古老时间交汇再现族群称之为骄傲荣誉的生态叙事,天地际会塑造了山水相间的公共空间,完成了天上月亮船在碧水之间言说万物和谐相处的叙事,人仙相通勾连尘世与神圣世界最美好的愿景,从而寻到大地诗意栖居的生态生存方式。     

文学场域效应与创作主体的双向互动——论戴望舒与《现代》杂志的关系

主要论述了良好文学场域有助于创作主体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地位生成及其作品的广泛传播,以及建构话语氛围在创作主体塑造并提升自我形象中的作用.《现代》杂志为戴望舒营构了良好的文学场域,依托杂志,他提升了自身在新诗尤其是现代诗派中的价值与地位.同时,戴望舒也为杂志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二者共同促成了文学场域与创作主体双向互动的发生.     

布迪厄的“场域”与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

以布迪厄的场域理论研究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会有一种全新的视角和结论。丁家依靠占有文化资本而发家,还利用象征资本巩固自身的统治地位。维护和改变场域中的力量格局的斗争构建了《科尔沁旗草原》的情节冲突。科尔沁旗草原场域形成了作品人物特有的惯习。     

艺苑奇才李渔和他的《闲情偶寄》

李渔是明清之际一个特立独行的人物,他不以传统的价值观为然,而醉心于他所热烈追求的以戏剧表演、小说创作和杂学采摭为职业的生活方式,以致遭到周围人们的非难。他的叛逆性格成为人们认识封建社会人情世态的镜子。他的哲学意识是对宋明理学的反拨,是对以李贽、汤显祖为代表的反传统浪漫主义精神的继承和发展。他坦率地把自己的写作动机与对金钱的考虑挂钩,在士人耻于谈利的封建社会实是惊世骇俗之见。“有时是叛逆的爱嘲笑的鄙视世界的天才”,有时则是个十足的小市民,二者就是这么不协调地统一在李渔身上。《闲情偶寄》是他一生艺术经验的总结和结晶。     

马克思对“历史”与“实践”概念的新解——《德意志意识形态》“场域”思想探析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确立的广义唯物史观认为,"历史"与"实践"是双向互动、双向建构的辩证发展过程。通过"场域"思想对这两个关键概念进行重新定位,马克思成功"去蔽"德意志意识形态,开启在场与不在场间的出场逻辑之思。"场域"的客观性的四个基本特征由马克思对"历史"的四个基本前提分析所规定,同时使得"场域"的"实践"也具有相应的特征。正确理解马克思对"历史"和"实践"概念的新解是理解其哲学革命的关键环节。     

中国古代散文题材领域的新拓展——从李渔的《一家言》到沈复的《浮生六记》

李渔的<一家言>与沈复的<浮生六记>均以浅显的文言赋"闲情"、记"浮生",表现普通人的生活艺术、生活趣味、生活经验以及悲欢哀乐的生活情感,以性情中人的敏感领悟生活的哲理.沈复受到李渔的影响,<浮生六记>中包含着一部浓缩的<闲情偶寄>.李渔与沈复在中国散文史上的坐标意义在于:清代散文之一类,以<一家言>和<浮生六记>为代表,早已突破一般的"家务事、儿女情"的范围,将散文题材的领域推广到世俗日常生活的一切方面,构成了中国古代散文题材领域的又一次大的解放.     

李渔生活审美研究综述——以《闲情偶寄》为考察对象

从整体上看,李渔研究包括李渔生平思想和李渔作品,已经非常全面深入。但是李渔美学研究,尤其是李渔生活审美研究还需深入。李渔美学研究突出了戏剧美学,而忽略了生活审美。在李渔生活审美研究中还存在概念把握不准、重复性高、较零散肤浅等问题。     

现代爱国主义的情感场域——基于“记忆之场”的研究

现代爱国主义源于一种历史记忆基础上的信仰构建。"祖国"的符号、国家的象征、纪念的仪式是承载记忆的意义单元,它们可以通过物质、理念、空间等形式构成民族—国家的"记忆之场"。由此形成的象征体系又是滋生爱国心的"情感场域",既包括象征符号所营造的当下情感体验,又汲取了文化遗产与历史记忆中的情感资源,继而形塑了一种过去—当下—未来、场所—区域—全国之间的"共情"。它不仅担负着再造记忆与形塑认同的政治社会功能,还致力于培育信仰与实践上的情感共同体。如果说民族—国家的集体记忆补充了传统爱国主义的历史叙事的话,集体情感则存储和展示着一种国民信仰,它攸关当代国家治理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布迪厄的“场域-惯习”论

"场域"和"惯习"是布迪厄社会学理论中的两个核心概念,"场域-惯习"论是布迪厄实践社会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布迪厄不仅阐述了场域和惯习的基本含义,而且分析了场域与惯习之间的多重关系;布迪尔的"场域-惯习"论在社会学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监护人责任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场域区分说”的主张

监护人责任是对第三人的侵权责任,性质上宜认定为替代责任,与监护责任存在本质区别。境内外民法学理论与司法实践对于监护人责任的责任性质、责任基础均存在争议,两者内在的逻辑矛盾也造就了现行规范体系及司法实践的双重标准。传统民法学理论在不区别场域的情况下来探讨监护人责任的整体性,存在解释学上的悖论;但从实证视角加以归纳分析,司法实践无形中对监护人责任的规范体系形成了以“场域区分”为主线的裁判思维,较好地解决了监护责任的多面性问题。此外,被侵权人若是未成年人,被侵权人监护人的过错应认定为侵权行为,而不能根据《侵权责任法》第26条加以过失相抵。     

网络诗歌场域的“江湖化”——“诗江湖”现象初探

当前,网络诗歌的多数研究者,提到了一个共同的诗歌现象:江湖化。这既是学界对此的敏感,也是"诗江湖"确实已经成为一个绕不开的诗歌话题和重要现象。本文拟探析"诗江湖"的界定和表征,期待引起对该话题更深入的探讨。     

论李渔《风筝误》之“滑稽”

“滑稽”是李渔喜剧的一个显著特色,具体表现为科诨手段在戏剧整体结构中的精巧设置,通过客体对象的外在不协调性,充分调动审美主体的视听愉悦感。《风筝误》第十六出“梦骇”为李渔巧设之“戏中戏”,具有承前启后、照映埋伏的关键作用,借由“梦”里“梦”外的强烈反差,增强故事的荒诞感与趣味性。李渔对滑稽效果的重视与把握,既有中国文化传统之渊源,也是迎合明清之际民众消费心理的一种创作策略。     

《奈何天》:从小说到传奇

传奇<奈何天>是根据李渔的话本小说<丑郎君怕娇偏得艳>改编而成.当我们用李渔的"立主脑"、"减头绪"、"戒荒唐"等戏曲理论原则来审视、对照改编前的小说与改编后的传奇,会发现这些原则并不适合改编成的<奈何天>,却适合改编前的<丑郎君怕娇偏得艳>.由此可知,李渔的戏曲创作实践与理论并不能够完全契合无间.<奈何天>偏移李渔相关戏曲理论原则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既关涉到李渔对小说、戏曲两种不同文体的认识,又离不开他以劝惩和娱乐为目的的创作旨趣.     

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中“法治场域”概念的证立

在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背景下,“法治场域”可作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命题下的崭新概念。“法治场域”一词的学术使用呈现主次融合型、并列促进型、研究观察型和层次树状型四种类型,“法治场域”概念在使用时有被不当同义替换和混用以及指涉泛化、空洞化等问题。场域要从本源借鉴、学科借鉴和同类借鉴三方面为法治场域概念的证立提供素材和启示。通过以上梳理,得出法治场域的概念内涵,是指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由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等外部场域支撑,以现代化为目标,涵盖法治实践和法治理论,以规范主义为基础,能够被形象描述和数理建模,兼具稳定性和灵活性的关系空间。对比起法治系统、法治体系与法治空间,法治场域揭示了法治的独特性。法治场域的现代化目标分为“法治的现代化”和“现代化的法治”,二者效能一体。需要将“法治场域”作为一种可识别的图像通过具体结构加以展现：党的领导是法治场域的政治领导力量,全面依法治国是法治场域形成的战略背景与核心内容。法治场域类型化将对全人类法治文明提供借鉴意义。运用法治场域概念应从复合走向单一、再从单一走向综合,灵活、反思和创新三者合一,法治场域将成为综合整体观的概念载体。     

《奈何天》:从小说到传奇

传奇《奈何天》是根据李渔的话本小说《丑郎君怕娇偏得艳》改编而成。当我们用李渔的“立主脑“、“减头绪“、“戒荒唐“等戏曲理论原则来审视、对照改编前的小说与改编后的传奇,会发现这些原则并不适合改编成的《奈何天》,却适合改编前的《丑郎君怕娇偏得艳》。由此可知,李渔的戏曲创作实践与理论并不能够完全契合无间。《奈何天》偏移李渔相关戏曲理论原则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既关涉到李渔对小说、戏曲两种不同文体的认识,又离不开他以劝惩和娱乐为目的的创作旨趣。     

超越与羁绊——李渔小说思维的戏剧化顷向研究

摘要:受戏剧的影响,李渔形成了“无声戏”的小说观。小说在思维的文化机制上体现出明显的戏剧化倾向:人物形象塑造的动作化,对生活场景和社会背景的虚拟和简化,在选材、立意和情节上的奇异化,使李渔小说独树一帜,但也造成了某些不足,如叙事方式的模式化和形象构成的类性格化、脸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