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道与治理:探讨公众参与县乡政府社会管理问题的两个维度

治道和治理是观察公众参与县乡政府社会管理的两个重要维度。形而上之治道维度包括政权合法性、民本—人本论两个方面的内容,形而下之治理维度则包括基层社区自治、民间组织建设以及公众参与政策过程和政府决策等三个方面的内容。治道与治理的两个维度均构筑于丰富的传统治道思想和现代治理理论的基础之上。此两个维度互相诠释,相互印证,在体用不二中为探讨公众参与基层政府社会管理提供理论和技术支撑。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半融入”与“不融入”

关于农民、农民工如何融入城市社会,已成为当前学术界、传媒及政府政策研讨的热门话题,2011—2015年实施的国家十二五规划在城镇化管理部分专门提到了农业转移人口如何逐步转为城镇居民的问题。所以,农民、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或社会融入,已经成为中国当前改革与发展中的重要议题。本文以笔者组织的清华大学社会学系2009—2010年在广州的调研数据为基础,分析了外来农民工所遇到的不融入问题、农转非人员遇到的半融入问题,同时针对这两个不同社会群体所遇到的不同社会问题,在政府的制度设计上提出具体的社会对策。     

社区发展的角色困境及其解决路径——一种社会企业的观察视角

社区发展作为推进社会全面进步的重要途径,它需要政府、社会与市场的多元合作和共同参与,但是,在现实层面,政府权力、社会力量与市场机制介入社区发展可能导致政府、社会与市场各自角色偏离和合作不畅的困境,这势必会影响社区共同体的良性发展。社区发展的角色困境很难在现有框架内得到解决,因此,必须创新社区发展模式,寻求社区发展新的推动力量。社会企业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组织形态,它运用商业策略解决社会问题,实现政府、市场与社会三种力量的有机结合,刚好可以成为破解社区发展中角色困境的重要路径。但是,社会企业在中国是一个新生事物,它的健康成长缺乏相应的政策环境和社会文化土壤,这就使得社会企业介入社区发展存在着诸多潜在的风险,这不能不引起政府和学界的警惕。     

国家、社会与市场关系：欧美国家福利理论建构与核心争论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现代社会福利制度尤为重要。 福利概念的基本涵义是幸福美好的生活，现代社会福利制度建设是现代国家的永恒主题。现代社会生活、社会政策议程与社会福利制度建设最显著的特点是存在大量各式各样理论政策争论议题(issues)。理论政策争论议题与通常的社会问题(problems)存在诸多本质性不同。社会福利理论研究与理论建构是社会政策研究和社会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理论政策争论议题是现代社会福利理论研究与社会政策议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战略地位重要。社会福利理论核心是社会、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欧美国家福利制度发展与理论建构积累了丰富经验。本文主要从福利政策两难和八个核心理论争议角度，描述分析欧美国家社会、国家与市场关系的演变。基本结论是：社会、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实质是社会与福利的关系。社会与福利关系实质是国家与公民间的关系。国家与公民关系核心是人的需要满足和提高生活质量。     

退出选择视角中的地方政府间竞争:两个基本维度

一般认为,只有联邦制国家才存在着地方政府间竞争,而在单一制国家没有任何空间容纳地方政府间竞争。从退出选择的视角来看待竞争,可以将地方政府间的竞争关系划分为两个基本维度:政治维度与市场维度。竞争由中央政府施行裁决时,可以将之视为政治维度的竞争。竞争由普通民众施行裁决时,将之视为市场维度的竞争。中国的分权化改革引入的正是市场维度的地方政府间竞争。     

社区灾害预警的分析维度及集成框架

社区作为灾害发生的第一现场和直接应对者,其灾害预警即“最后一英里”的问题被普遍视为预警系统建设中现实而又具体的挑战,因此建立一种基于社区的全面有效的预警系统对灾害管理具有重要意义.在分析比较国内外关于社区灾害预警的研究和实践的基础上,提出并阐述了过程与决策、信息与技术、机制与网络、资源与情境四个社区预警的分析维度,以及基于这四个维度的集成框架,目的是从社区预警的全面有效性出发,系统认识基于社区的预警系统以及如何从不同维度提高社区预警的有效性.     

住房制度改革与城市弱势群体基础教育机会

就近入学的基础教育政策对于维护城市社会成员相对公平的教育机会曾经发挥了积极作用。住房制度改革以及保障性住房政策的实施引起的城市社区的分化、基础教育资源的不均衡配置使得弱势群体子女在获得基础教育方面处于劣势地位,从而导致了城市弱势群体的自我复制。为此,地方政府应当关注住房制度改革与基础教育制度之间的交互作用,在城市规划、保障性住房建设过程中均衡基础教育资源配置,目的是通过政策和市场手段保证基础教育机会的公平。     

公民网络抗争动员:从概念建构到关联性议题反思

网络抗争性政治研究已成为备受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公民网络抗争动员"这一概念是基于既有研究概念的不足而提出的,希望能够统合不同形态的抗争行动,打破虚拟与现实社会抗争行动的僵化对立,提供一个更加全面、立体和丰富的解释性框架。对于公民网络抗争动员的研究,还需聚焦关联性议题尤其是要对线上线下抗争行动转换、网络抗争形塑下的国家—市场—社会的内在关系、公民网络抗争动员与政府之间的博弈互动以及网络协同性治理等议题作出理性分析和反思,不断拓展网络抗争性政治研究的题域,以新的理论工具建构来寻求网络治理之道。     

需求导向抑或结构制约——中国养老服务政策变迁的制度嵌入性分析

回顾中国养老服务政策的发展历程，我们看到了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由青年型或成年型向老年型过渡的一种社会政策上的回应。从制度嵌入性的视角来看，建国以来中国养老服务政策的形成与变迁，在对养老服务需求做出回应的同时，更受制于更大的宏观制度结构，受到不同发展时期国家整体发展战略、国家发展社会福利的基本理念、经济社会管理模式以及社会福利治理模式等制度环境要素的制约，这些制度环境要素是决定养老服务政策变迁的关键变量。这也表明，养老服务政策要能够有效回应社会的需求，需要一个合适的制度环境。作为社会保障制度中个人社会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养老服务体系的发展不仅取决于社区、非政府组织以及市场化的养老机构在服务提供上协同发挥作用，更需要政府在服务的筹资、整合和监管上起到主导作用。当然，这一切都有赖于我们要真正迈向一个基于公民权利导向的社会政策时代。     

健康治理的发展路径与驱动机制：国际比较

在国际范围内，健康领域基本经历了从政府统治到市场管理到社会治理，再到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转变。有效把握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规律及其背后的逻辑机理有助于进一步推动我国的健康治理实践。健康治理的发展路径差异受政府治理策略、市场成熟度和社会发育状况影响，其背后的逻辑是政策、利益和议题驱动，体现为科层、契约与网络机制的差异，这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表现。当前我国的健康治理驱动机制交叉重叠，呈现出模糊的健康治理路径。我国的健康事业可以根据政府、市场和社会治理能力，实施分阶段推进，先实施政策驱动，继之以议题驱动。     

农村非治理精英与农村社区发展

20世纪90年代“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使得村庄中非治理精英有了相当大的发展空间,但是这一群体的研究一直为学术界所忽视。特别是在弱社区记忆的传统村庄中,非治理精英对农村社区发展有着显著的作用,主要体现在经济带动扶持、参与乡村治理和彰显社会示范方面,当然这种作用也存在局限性。制度的规范和完善、政府层面的政策保证可以使这一群体在法理化的条件下对推动农村社区发展发挥更充分、长足的作用。     

布莱尔政府之社区发展及对我国社区建设的启示

社区发展被布莱尔政府视为社会动员的方式,并通过动员社区组织和成员的力量来有效实施它的社会政策。在总体战略上,侧重于通过第三部门的发展来解决经济社会问题,强调通过自下而上的、去中心化的社会参与建立可持续性发展战略。其价值理念是借大力发展第三部门,重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解决福利国家的两难处境。对我们的启示:转变政府理念,革新官员精神;建立政府、社会、社区分工协作,以社区为主导的社区治理结构。     

选择性支持与合作式发展：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互动行为模式分析

社会组织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是影响社区治理和公共服务的重要变量。就地方政府来看,“评级制”和“项目制”是治理社会组织的主要方式,它通过一系列政策设置与制度安排,使社会组织的发展既符合政府职能转移和公共服务社会化趋势的需要,又实现了对社会组织功能发展的分化与选择性支持,体现着政府的发展思路和导向。就社会组织而言,无论是主动的利益契合,还是类组织外形化的组织再造,都是通过与地方政府的合作实现自身发展。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互动合作的背后是权力资源支配—控制关系、复杂的制度规范以及利益取向交互作用的结果。对此,要以“优势主导的权能重塑”为核心理念,为参与社区治理和服务的各主体协商共治提供法治化保障,对具体社区服务场域中的治理主体行动进行有效限定,保证社区服务资源的有效供给。     

中国数字政府建设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数字政府建设已成为优化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重要议题,但相关研究的完善仍有待影响因素视角和量化分析方法的补充.本文从技术、政府、市场、社会四个维度提出数字政府建设影响因素的理论假设,运用2015-2019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通过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和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模型,对数字政府建设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结果 显示,数字基础设施和政府投入力度对数字政府建设的促进作用最大,数字技术人才、财政资源水平、数字产业发展、经济开放程度、公众参与水平对数字政府建设具有一定的正向影响.本文据此提出相应政策建议,以助力我国数字政府建设的更好推进.     

中国数字政府建设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数字政府建设已成为优化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重要议题,但相关研究的完善仍有待影响因素视角和量化分析方法的补充.本文从技术、政府、市场、社会四个维度提出数字政府建设影响因素的理论假设,运用2015-2019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通过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和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模型,对数字政府建设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结果 显示,数字基础设施和政府投入力度对数字政府建设的促进作用最大,数字技术人才、财政资源水平、数字产业发展、经济开放程度、公众参与水平对数字政府建设具有一定的正向影响.本文据此提出相应政策建议,以助力我国数字政府建设的更好推进.     

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政府与市场:一场多学科的对话——2009中国(杭州)公共管理高端论坛综述

2009年11月21-22日,由全国MPA教育指导委员会秘书处和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主办的2009中国公共管理高端论坛:"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政府与市场"主题研讨在杭州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高校、科研院所、浙江省党政部门以及企事业单位的40多人出席会议,17位政治学、公共行政学、经济学、社会学的学者和政府官员在会上作了主题发言和学术报告,围绕着后金融危机时代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包括政府目标和职能的重新定位,推进政府体制改革以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后的经济结构转型、解决民生问题、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等公共管理议题,进行了广泛交流和深入探讨,对金融危机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行了反思和检讨,并就这些议题的未来发展提出了学理分析和政策建议.     

社会政策视角下的非营利组织

随着中国福利制度的转型,非营利组织在福利多元化中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它和政府也在不断互动中建构新的合作关系,而这种互动和建构必须在一定的制度背景和政策空间中进行,政府对非营利组织制定的政策也直接影响其在社会福利框架中的位置及长远发展。所以,对非营利组织的政策分析应成为社会政策研究的重要议题。     

国家、市场与社会政策:中国社会政策发展历程的反思与前瞻

如何处理国家与市场的关系,界定国家、市场在社会福利供给中的角色,是社会政策发展中的核心问题。以此为视角考察新中国社会政策的发展演变,大致可将其分为三大阶段,即国家统揽型社会政策时期、市场主导型社会政策时期及国家主导型社会政策时期。国家统揽型社会政策将国家视为社会政策的唯一主体,完全排斥市场的作用;在市场主导型社会政策时期,国家大幅度退出社会福利领域,市场成为社会福利的主要提供者;国家主导型社会政策注重借鉴当代国际社会政策理论与实践的最新成果,强调国家在社会福利方面的基本职责,同时借助市场机制的作用,并注重发挥社会、社区、家庭乃至个人等各方面的力量,以实现国民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新世纪初以来,在实施科学发展观、加强社会建设等重大战略举措的背景下,这种新型社会政策已经曙光初现,但其发展完善仍然任重道远。     

“核心—边缘”视角下区域合作治理的逻辑

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深化,区域性问题层出不穷。长久以来,主流经济学缺乏空间维度,"核心—边缘"理论填补了这一空白,对经济领域有关产业集聚、产业转移等都具有巨大的解释能力。空间维度的加入,对于深入了解区域经济的集聚与分散具有重要意义。在此基础上,区域经济结构的变化又作用于政府的合作行为,反之亦然。在"核心-边缘"视角下,将空间维度引入到区域治理中,有利于指导政府的区域发展的规划与政策制定。另外,空间因素和地缘因素的加入有利于解释区域合作治理的动因、行动与结果的内在制度行为逻辑。     

基于资源依赖理论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政策困境分析

伴随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进入深水区,审批制度改革的政策困境逐渐显现,其根本原因在于"红顶中介"现象普遍存在,不论是对市场秩序、政府形象,还是对中介本身都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基于资源依赖理论分析"红顶中介"现象背后行业协会对政府的依赖、政府对行业协会的依赖以及组织的权力来源等组织间关系,指出审批制度改革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市场经济效率、削弱了政府公信力、约束了社会组织的发展。为了打破审批制度改革政策困境,提出要实现社会组织与主管部门脱钩、规范中介市场、压缩寻租空间等治理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