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的批判与重建——理查德·罗蒂政治思想初探

在理查德·罗蒂看来,主流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是基础主义的,主张人类有着固定的人性,对自由的追求可以找到某种客观的知识根据。他从后现代的知识视域出发,深入地批判了主流自由主义的这种基础主义哲学,并在反基础主义哲学的基础上为自由主义政治辩护。罗蒂主张一种最低纲领的自由主义,将那些希望减少人类社会"残酷"和"痛苦"的人看成是自由主义者。社会发展的动力来自于想象力及情感的进步,推动社会进步的英雄不是哲学家,而是强健诗人与革命家。     

拉克劳与墨菲:反本质主义的激进政治

拉克劳与墨菲是“后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与伊格尔顿迥然相异的是,作为职业的政治理论家,两人吸取了后现代主义中解构的能量,主张在反本质主义的视域下建构激进的民主政治.罗蒂深为赞赏他们对本质主义政治的批判,而他们也直言自己在认识论上与罗蒂相同,但在政治观点上又与罗蒂存在分歧.     

国内罗蒂哲学研究现状综述

国内罗蒂哲学研究主要围绕四点展开。在"对传统及当代西方哲学的批判"方面,学者们以罗蒂的反本质主义、反表象主义和反基础主义为契入点做了解析。在"真理观"方面,探索了罗蒂对真理观的基本态度、认识真理的途径、真理的本质属性、真理观的理论来源以及衡量真理的标准等问题。在"教化哲学与后哲学文化"方面,不仅梳理了二者之间的关系,而且分别开展了更具针对性和更深入的阐释。在"政治观"方面,揭示了罗蒂对公共与私人、哲学与政治的二分、论述了他的政治立场、对促进政治和社会进步的思考以及政治观的特点。学者们在上述研究中形成了诸多共识,但也存在一些分歧,这为今后该领域的研究工作提供了线索。     

“世界”的失而复得——新实用主义三大家的理论主题转换

"语言转向"意味着"语言"与"世界"的分离,对实用主义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罗蒂继承了实用主义和"语言转向"的双重遗产,用语言共同体的实践和语言的融贯解释语言的语义内容;于是,"世界"被放弃,关于语言的谈论取代了对经验的谈论。普特南拒绝以语言替换世界的罗蒂主义路线;在麦克道威尔的启发下,他通过对"经验"的改造,重新将"世界"召回,认为关于"世界"的语言谈论,可以也必须受"世界"的制约。布兰顿从罗蒂的立场出发,以一种精致而系统的方式,将罗蒂的融贯论和对社会实践的强调推到极致,同时又和普特南、麦克道威尔一道,不放弃"世界"的制约作用,试图将"语言"和"世界"统一在他的体系之中。     

罗蒂:迈向关系主义

反本质主义打破了不变本质之幻象,但并非意味着不少人忧心的放任自流,罗蒂反本质之后迈向关系主义即为此提供了充分而精彩的例证。与看待世界的实体主义范式相较,关系主义主张一切皆须在关系网络中定位。从关系之角度进行研究虽为20世纪之风潮,但罗蒂将其上升至哲学思想之核心。关系主义与关系本体论或实在论既有共同点又有重大分歧。     

论罗蒂的“自由主义的反讽主义者”

罗蒂（1931-2007）,美国新实用主义的领军人物。他对西方传统的本质主义、基础主义进行了批判,倡导一种后哲学文化。他认为,柏拉图的形而上学和基督教神学对普遍人性的探讨是陷入误区,却又构想了一个将个人创造和社会正义弥合的乌托邦：“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提出一个自由主义的乌托邦的可能性：在这个乌托邦中,反讽主义在某种意义上具有普遍性。”罗蒂分析了两类知识分子,一类是致力于社会正义的,如哈贝马斯等人;一类是主张自我创造的,如尼采和福柯。罗蒂试图调和二者,“自由主义的反讽主义者”就是他的理想人格追求。     

从东方主义到后东方主义——以中国传奇的西方重构为例

全球化语境中如何实现理论创新与中国话语建构是学界难题,后东方主义为此提供了新的思路并作出阐释。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建构是一种叙事可能,然而,真理观与身份、视角之间的"悖论"以及从话语理论到话语霸权的"转变"使其陷入窘境。后东方主义力图从中拓立出另一种叙事可能;以代言政治衍化、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消费群体多元化的形成为主要特征的后东方主义叙事语境加深了好莱坞的叙事焦虑,为中国传奇重构提供了契机。中国人逐渐成为中国故事的主角,这一过程将伴随东方主义叙事的解构与后东方主义叙事模式的开启。     

“后哲学文化观”的成长──兼论罗蒂与分析哲学

罗蒂对分析哲学及其哲学家的评价都是以实用主义为立足点的。罗蒂的后哲学文化观是在吸收后期分析哲学家的良好成份，加上对实用主义、解释学的继承逐渐形成的。这种哲学文化观总的来说是反表象主义、反基础主义、反本质立义的。     

诗性文化与理查德·罗蒂的自由主义政治思想

反讽主义者理查德·罗蒂认为,面对哲学与政治关系问题时,当代西方哲学家分为两个不可调和的类型。不想成为自由主义的反讽主义者,以福柯、德里达为典型;拒绝反讽主义的自由主义者,以哈贝马斯等人为代表。罗蒂引述茱迪·史柯拉(Judith Shklar)的自由主义者定义:相信残酷是我们行为当中最坏的事情的那些人。在诗性化的后形而上学文化中,罗蒂认为自由的反讽主义者或反讽的自由主义是知识分子的理想形象。罗蒂认为,反讽主义的自由主义需具备一些特别的能力:比如严肃认真面对自己思想与词汇的偶然性,非常重视再描述的力量,自由主义需要通过再描述变得更诗性化,而不是更理性化或科学化;自由主义文化应该是后形而上的文学文化。     

现代西方哲学发展的一种趋势--析罗蒂"后哲学文化"的理论

美国新实用主义代表人物罗蒂提出"后哲学文化"理论,宣称"自然之镜"传统哲学的终结,提出了反本质主义,反基础主义,倡导大陆哲学与英美分析哲学的结合,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结合,展现了现代西方哲学发展的一种合流、融合的趋势.     

解释学转向:价值与论争

关于意义生产问题,罗蒂提出用"解释学"来取代"认识论"的策略。这一解释学转向主张把事物置于意义之网中进行考察,破除了意义拥有不变本质的神话。它在学界引发了强烈共鸣,但也招致颇多微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与罗蒂同属新实用主义阵营的舒斯特曼做出了长篇批驳,但它实际上并不成立,又重新堕入传统的基础主义窠臼。     

见证“异识”——利奥塔的哲学政治学探究

利奥塔呼吁见证“异识”,就是为了捍卫辩论权利而防止原告因被剥夺辩论权利而沦为受害者。见证“异识”,就是质疑和重写启蒙运动的理性原则,不接受基于启蒙理性原则之上的、作为知识合法化基础的宏大叙事的“共识”。利奥塔借鉴康德的理性批判和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批判而实施了对宏大叙事的批判,高举“异识”大旗,与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罗蒂的共识理论展开了激烈争论。利奥塔的异识理论集中体现在其对理论与实践、哲学与政治、普遍与特殊之间关系问题的处理上所坚持的多元主义立场。这一思想既非一种异识政治学,也非一种后现代主义政治学,而是一种旨在见证“异识”的哲学政治学。见证“异识”,也就是见证“不被表达者得以被表达的可能性”。     

伊格尔顿:为“本质主义”喝彩

作为一个在文学上决绝的反本质主义者,伊格尔顿在政治、伦理、道德等方面却又不遗余力地为本质主义摇旗呐喊,这与罗蒂形成鲜明的对比。乍看之下这令人其妙莫名,实际上,这种吊诡的态度与伊格尔顿的马克思主义者身份息息相关。目前,国内学术界的讨论对本质主义的政治之维鲜有涉猎———毋庸说将此问题予以深入阐发;而此一维度从根本上隐约决定了很多学者对反本质主义的误解、敌视与攻讦。     

文学叙事与社会团结——建构主义视野中的罗蒂

文艺理论界往往将理查德·罗蒂置于后现代反本质主义的脉络中予以阐发,而对其建构之维,尤其是文学叙事促进社会团结的思想重视不够。对罗蒂而言,广义的文学叙事使人们拥有共同的语汇,通过对其进行情感教育来激发共同的希望,从而生成团结感。正因如此,他严词批评福柯理论及福柯追随者的文化研究,这与伊格尔顿对福柯们的批评形同而实异。一方面,罗蒂由文学而团结的思想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另一方面,尽管其并未完全摆脱政治经济学的视野,但实际上低估了后者的分量与复杂性,进而导致原本开放的理论在实践中自我设限,甚至滋生出令人始料未及的不良影响。     

罗尔斯政治价值的论证逻辑及实践限度

政治价值的中立原则是否恰当是政治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争论的焦点。社群主义从"目的"出发,对政治自由主义展开批判,认为中立原则的结果是政治价值把道德价值括置在外;政治自由主义从"手段"出发对自身理论进行辩护,认为中立原则只是理性对话的中介——谈话过滤器而已。其结果表明,罗尔斯政治价值的论证逻辑虽然通过精心"剪裁",但由于缺乏现实社会的"奠基"和现实批判的维度,其理论的理想性和现实性之间还存在一定的张力。     

罗蒂的"自我"观及其政治意蕴

当代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之争的焦点就是"权利"和"善"何者优先问题,其中的症结就在于"自我"的地位,是镶嵌于共同体之中的,还是无拘的自我?罗蒂在"民主先于哲学"一文中围绕桑德尔对罗尔斯的批评,提出了自己的实用主义立场,试图把"自我"放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下,借助对尼采的"自我观"和弗洛伊德的道德心理学进行创造性地解读,提出信念和愿望之网的自我观,从而在政治框架,而不是在哲学藩篱中解决这个难题.     

论中国古代刑法的人性基础

中国古代刑法从理性存在的人性出发,既张扬人的向善能力而肯定刑罚教育主义,又坚持理智败坏人性的"反智主义"而主张刑罚工具主义的惩罚观念;从作为社会存在的人性出发,深入探讨了犯罪产生的社会根源,提出了犯罪预防和控制的综合治理理论;从作为历史存在的人性出发,既树立刑罚的历史权威,又强调刑罚的现实运用.此外,基于"性恶"与"性善"的长期论争,中国古代刑法也深深陷入教化的道德理想主义与刑罚的工具主义的矛盾之中.     

诗学的政治:京派文学的审美主义

20世纪30年代日趋政治化和商业化的社会生态是京派审美主义生长的重要场域.京派文学的审美主义既是对现代政治和经济的批判和超越,也在现代社会变迁中表达出怀旧的感伤,隐含在"感伤"里的却是现代政治无意识,是现代社会的理想叙事和审美幻象.京派的审美主义是特定时代的政治和经济的产物,是一种"政治"诗学,它以想象的对抗方式重建文学与社会、文学与审美的同一性和复杂性.     

西方自然观念的嬗变与近代政治哲学问题

在西方哲学史上,古希腊人的"自然的发现"通过区分自然与习俗,自然法得以形成,从而开辟了古典政治哲学的道路。以自然权利学说为代表的近代政治哲学反对古典自然法的哲学基础——自然,而诉诸新的哲学基础——自然状态。虽然二者存在很大的差异,但是从特有的价值取向来看,二者都主张追寻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普遍有效的规范和价值体系,具有"非历史性"。到了18世纪,近代政治哲学的"非历史性"问题开始遭到质疑和批判,这便是以"历史主义"为代表的"历史观念"的出现。"历史观念"认定一切政治秩序和社会制度都是历史过程的产物,这就造成了古典自然法传统及近代自然权利的衰落和虚无主义的滥觞。为了克服"虚无主义"而主张回到"自然"的方案不免重蹈绝对主义的覆辙,依然没有摆脱绝对主义和虚无主义二元对立的困境。     

《道德经》的民本立场

《道德经》虽常被指为玄虚之学,但此观点未必得老子之真意。起于周秦之际的黄老之学,作为人君南面之术而兴于汉代达百年之久。老子在对"无为而无不为"之治的思想阐释中,不仅建立起了一整套严密的政治哲学体系,还显现出"先民后身"的民治主义思想。这不仅在周秦哲学中独树一帜,更在中国古典民本政治哲学中独占鳌头,并成中国传统"虚君"思想之重要理论源头。从政治哲学的价值角度出发,《道德经》为现代国家治理者提供了丰富的民本知识储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