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简《书》类文献文本组合的三种形态

清华简《书》类文献是战国时期楚地《书》文本汇编。《书》在先秦时期流传过程中呈现出多种文本组合形态。清华简《赤鹄之集汤之屋》与《尹至》《尹诰》等三篇的编联是"以类相合"的"类合型"组合形态;清华简《傅说之命》上、中、下三篇是"以人聚合"的"聚合型"组合形态;清华简《金縢》是"以事缀合"的"缀合型"组合形态,来源于三篇原始《书》类文献的重新缀合拼接。"以三为数"是以上三种文本组合形态的共同特征,也是春秋战国时期文本组合的惯用之数。从"类合""聚合"到"缀合"的文本组合方式揭示了先秦古文献编辑整理的演进过程和客观规律,即通过对文本的重新整合实现其内涵的融会贯通、主题的凝练深化和寓意的提炼升华,这是先秦"立言"与"立德"观念在文献编纂过程中的体现,也是编《书》以"昭法式"的《书》教实践。清华简《书》类文献的三种文本组合形态反映出楚地《书》的编选者具有明确的政教主旨意识,并对战国以降的文本编辑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     

出土文献称说《书》及其篇名现象考论

出土文献《性自命出》等以“诗、书、礼、乐”并言,《六德》等以“诗、书、礼、乐、易、春秋”并言,不仅印证了《左传》等记载的可信性,亦印证了《书》经历了一个由以类相随向特指概念转化的历程,相关出土文献的写成时代恰处在这一转化的关键点上。《缁衣》等以篇名而不以类概念称说《书》,说明《书》篇命名现象在当时已经普遍存在。《书》概念的转化及《书》篇命名的普遍化在论证孔、孟编次过《书》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     

唐集奏敕文献编次研究

唐人在遵循《文选》诗、赋、文序次,"诏令"位列"奏议"前的义例基础上,对"奏敕"文献的卷目设立与编次进行了调整.《权载之集》首次设立"奏议"独立类目,《白氏长庆集》则将最直接凸显官僚士人立言垂世的献书进言奏议放在了"奏状"类文献的首篇.进入宋编唐集视野,以宋敏求整理《李卫公别集》与《颜鲁公集》为例,"奏议""表章"类文章占据"文"类文献的首要位置.又宋编《元氏长庆集》与《唐文粹》总集,"表状"类文献调整至"制诰"类文献之前.通过考察唐人文集中"奏议"文献在类目设立、首篇意图、卷次调整等层面在唐宋时代的变化,呈现唐宋士人对奏议文献政治内涵重视程度逐步加深的历史过程.     

上博楚简《内礼》与《曾子》十篇

楚竹简《内礼》的面世,表明保存在《大戴礼记》中的《曾子》十篇确为先秦文献。比较《内礼》与《曾子》,可为考察《曾子》一书的编订、流传情况提供助益。     

论先秦文学文献的形态特征

先秦文学经历了由口耳相传到书之竹帛的特殊发展过程,因此先秦文学文献的形态也经历了比较特殊的演变过程。从现有的材料来看,先秦文学文献至少应当包括转化为书面形式的口述文献、书面文献和图画实物文献三类。其中口述文献代表了"口述"文学传统,书面文献则大多出于实录或由口述文献通过书面化的转写而来,代表了书写传统;图画与实物类文献与前两类文献同属共同的礼乐语境,可与之相辅相成。厘清先秦文学文献的上述类型、特征及相互关系,可以深入揭示先秦文学生成的礼乐文化背景。     

对待文献材料应持客观审慎态度 --以《世说新语》的引用为例

一个时期以来 ,有为数不少的论著不同程度的存在着曲解文献 ,削足适履的现象。以《世说新语》的引用为例 ,希望我们的作者和编者对待文献材料应持客观审慎态度。     

古代尺牍文献的流传脉络 ——兼论《中州启札》从日用到专集的性质演变

尺牍最初以公文的形式存在,早期主要流存在具有"记言"档案性质的《尚书》中,后出现在具有"属辞比事"性质的《左传》《史记· 列传》等私家撰述中,且私书有所增加.汉魏以来文体变革,类目体系不断完善,加之尺牍应用化与寒庶文人的社会需要,尺牍文献入集条件已然成熟.唐宋以来,尺牍文献在走向专集化、著述化的同时,亦借助日用类书的发展实现了日用化、大众化,反映了唐宋社会变革的面貌.从尺牍文献的流传脉络来考察《中州启札》在著录书目中从子部类书、杂文再到集部总集类的演变,可以发现其经历了从日用到专集的性质转化.这种转化折射出元及明前期儒学边缘化、儒士下沉的现实,亦反映出明中叶以来儒学复兴的历程,以及国家意识形态强化之特征.     

出土文献与历史叙事

出土简帛文献所记载的史事可谓琳琅满目,《春秋事语》和《战国纵横家书》记载的是春秋、战国时期史事,《系年》记载史事始于周武王克商,一直写到楚悼王的历史,《编年纪》所载起自秦昭王元年,止于秦始皇三十年。这些在地下沉睡了二千余年的珍贵史料,至20世纪70年代以后才相继重见天日,为研究者提供了大量确凿的史实。从历史编纂学角度看,《春秋事语》《系年》等显然无比宝贵,将出土文献与传世典籍进行互证,能推进先秦时期史书体裁、体例特点,历史叙事的风格,古代华夏民族重视历史撰述的传统这些领域的研究,并提出诸多新的课题。这就亟待史学史、文献学等学科的学者共同做出不懈的努力。     

出土文献与《楚辞·九歌》研究

出土文献的大量发现与整理给《九歌》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使往常在注重考据的层面上更加倾向于思想性的探究,尤其对于《九歌》的作者、创作意图、人神关系及祀神观念方面出土文献均有较强的说服力,这使得《九歌》非屈原所做的错误观点得以澄清。而出土文献与《九歌》祀神体系方面具有的同构性,标明了《九歌》的主题性质是国家的祀典,由此形成的较为相近的楚地祀神观念对于了解楚文化及《九歌》的创作意图颇有启发,在《九歌》个别篇目的研读方面,出土文献也起到了一定的辩证作用。     

传世本刘允章《直谏书》与敦煌本贾耽《直谏表》关系考辨

传世文献中的刘允章《直谏书》与敦煌文献中的贾耽《直谏表》,在内容上大多相同,但作者却异,很显然在传抄过程中存在着抄袭改编的关系。文章首先对这两种《直谏书／表》进行文本异同考校,分析其相异之处的不同特点,认为前者比后者贴切合理;其次考察了作者刘允章、贾耽两人的职官题衔与性格态度,指出了前者的官衔准确而后者伪误,很可能是晚唐敦煌人抄袭改编刘允章的作品而托名于贾耽,从性格上也恰可证明这一点,敦煌人故意择取了一位截然相反的人物;最后通过蛮寇与田承嗣之乱、唐懿宗的佞佛与士大夫的进谏等史实进行分析,进一步考证刘允章《直谏书》的真实性与贾耽《直谏表》的伪误,弄清了其在从中原到敦煌流传过程中出现的流变抄袭关系,还历史以真实的面貌,为作者正本清源。     

《尔雅》注本文献系列对训诂学形成产生的影响

一种学科的形成,往往有赖于本学科长期的实践,以及在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该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文献是记录一个学科的实践、方法和理论的载体,特别是关涉到某一学科的系列文献,更能清晰地展示一个学科由萌芽、发展到成熟的全过程。文献是某一学科理论和方法的具体实践者,又是对具体实践进行总结的完成者。《尔雅》注本文献在《尔雅》的传承过程中,针对《尔雅》这部典籍的文词、体例、旧注等方面进行解释而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而完整的文献系列。训诂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它的形成有两种途径:一是根据书面语的实际材料,随文逐字作出具体的语义分析;一种是从实际语言材料里把“语言单位”抽出来,分门别类来说明意义的体系。如果将历代《尔雅》注本文献串起来,会发现它们不仅呈现了一部《尔雅》文献的流传史,而且还粗略地勾画了训诂学学科的形成历史。     

夏虚诵古:早期《书》类文献之流播

唐叔虞就封之处为故唐尧和禹夏之虚,其地在晋南之翼城。出土及传世《夏书》篇章中,多见晋文化留痕,显示出早期《书》篇流传过程中的“夏虚诵古”特征。就《甘誓》而论,除了殷商之时已写定篇章,流传至春秋时晋国而被改移修饰外;亦有可能,今传《甘誓》为夏虚一直口传之篇章,至战国时始形诸文字,因为口传方式的不稳定性,使得传承者自动将其“六人”改为“六卿”,《甘誓》篇遂成今日面貌。相较而言,在改换之处上,《明鬼下》所引之篇具更多商周写定文本的痕迹。《厚父》篇属于《夏书》,观此篇亦可见出夏代口传文献之代代相传;其文体特征近同周初文献,则提醒我们此篇写定时间或在周初,抑或是经过周初之转写。《书》篇渊源甚早,且其流传同夏虚所在关系密切;《书》类文献的区域性传播,提醒我们早期可能存在一种《夏书》《商书》《周书》分编的文本形态。     

思想的底色——陶行知《金陵光》文献考论

金陵大学时期是陶行知世界观和政治社会思想基本定型的阶段。他建议创办了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 Magazine的中文部分——《金陵光》,并且撰写发表了20余篇文章。通过对这些文献的分析,可以看出在这一时期陶行知形成了"个人是德性主体"的世界观,并在《共和精义》等文中阐明了自己的政治社会思想。这些思想贯穿了陶行知的一生,构成了他一生思想与实践的底色。     

早期拓跋鲜卑基本史料比较研究——《魏书》与《北史》《通典》《文献通考》关系辨析

自两晋至明清,不同历史时期的史学家对早期拓跋鲜卑有详略不同的记载。《魏书·序纪》最早系统地记述了拓跋鲜卑早期历史,是研究拓跋鲜卑早期历史的基本史料。《北史》《通典》《文献通考》关于拓跋鲜卑的内容是以《魏书·序纪》为蓝本的后代史家记述,没有补充新史料,只能作为二手资料使用。     

汉魏六朝儒家礼乐制度类文献考述

礼乐文化包括经典诠释、礼乐制度的讨论与制作、礼教与礼俗等多层面的内容。由于礼乐具有极强的实践性，它随历史呈现出变动且富有生机的面貌。其中礼乐制度的讨论与制作形成了数量可观的礼乐制度史类文献，《仪礼》《周礼》《礼记》这三种经典则是这类文献的引证来源。这类文献主要包括正史礼乐志、律历志、舆服志、郊祀志及仪注、政书类文献。汉魏六朝的这类文献，由于时代久远基本已亡佚。根据正史志书与目录书所载书目，可略窥其将经典用于礼乐实践，及由经典与历史现实发生冲突所产生的继承与演变状况。     

《路得记》的类型重构与文学性溢流

《路得记》是一篇简洁质朴而富有诗意的叙事作品，包含着多元的文本意义。尽管《路得记》书写文本背后呈现出的口述特点、牧歌风格、历史信息无不使其文类界定屡遭歧见，现有文本仍体现了这是一件经过多重书写的精致的文学艺术品。此外，《路得记》在不同语境的各种译本中解构其“原本”意义的同时，重构了读者对其文学性的认识。     

春秋时期楚人的南土观念——以《左传》为中心

春秋时期楚人的南土观念,是楚人在春秋时期形成的地理思想观念,是对南方政治疆域空间的体认。随着出土文献的涌现,楚民族的北方起源与向南迁徙的历史得到了印证。《左传》书写中,楚民族的北方记忆铸就了楚人对征服北方的渴望,艰辛的南徙与创业经历促成了楚人对南土的地域意识。楚人效仿周王朝的都城格局,多次迁都以适应楚国在南方的扩土进程,且统一都城"郢"之称谓,使之成为镇抚南土的政治威权空间。《左传》对春秋时期楚人南土观念的地域意识、核心都城以及整体政治疆域空间的三重书写,体现了《左传》文本对于春秋时期诸侯征伐所致的地缘政治结构的理解与构建,亦反映出南北对抗的背景中楚人借鉴中原文化的政治理性精神。     

试论《梧桐雨》的悲剧特征

帝王悲剧《梧桐雨》是出悲剧，这是大家认同的。但它究竟是出什么类型的悲剧，研究者论说纷纭：有历史悲剧、社会悲剧、爱情悲剧和命运悲剧等种种说法。为何会有这些不同的说法呢？这还要从这出悲剧的主题说起。对《梧桐雨》的主题也一直存在着争议，宁宗-《元杂剧研究概述》归纳为："歌颂爱情"说、"批判政治得失"说、表达"沧桑之感"说和"主题混乱"说。即认为它以"安史之乱"为背景，既有对唐明皇、杨贵妃荒淫误国的批判谴责，又有对唐明皇对杨贵妃的真挚爱情的赞颂同情。这就使主题显得复杂和矛盾。看一部作品，应该客观地就其反映的实际情…     

新出三种辛亥山西新军起义文献真伪考——兼析阎锡山与姚以价的首功之争

近年来,《子夜宣言》、《军法令》及《告民众书》三种辛亥革命时期山西新军起义的新文献陆续披露,因此有太原起义日期应订正的新论提出。但这三则材料存在诸多疑问,最致命之处是将责任者姚以价的姓名写错,可断定均系伪造。然而伪材料亦反映真问题,据此提示梳理阎锡山与姚以价争夺首功出现的矛盾演变,反映出革命成为正统观念进程之中人们对历史的重新诠释。山西新军起义是多种因素合力的结果,两人各有所贡献,也存在可议之处,不宜简单判定。     

日本尊经阁藏宋本《世说新语》版本文献价值

文章在对日本尊经阁藏宋本《世说新语》进行版本梳理的基础上,着重以该本与嘉趣堂本和湘中刻本对比,证明尊经阁本校勘价值的优胜之处,挖掘梳理尊经阁本所附宋代汪藻《叙录》对《世说新语》书名、卷帙、门类、版本,以及敬胤注、《人名谱》《引书书目》《解题》诸多方面研究的文献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