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与勃兰兑斯

<正> 还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最初创建时期,丹麦的大批评家勃兰兑斯及其批评著作即被介绍了进来.1920年,《东方杂志》第17卷第5期上发表了陈嘏写的介绍勃兰兑斯的文章,《小说月报》也在第14卷第4期上刊载了郑振铎的《丹麦现代批评家勃兰特传》一文.自此,直至三十年代后期韩侍桁把勃兰兑斯的文学批评巨著《十九世纪文学主潮》翻译过来,中国现代许多重要的文学批评家如鲁迅、周作人、李广田等都曾在自己的文章中多次引述和阐     

跨文化阐释与世界文学的重构

本文主要讨论的问题是民族的如何成为世界的,以及与此相关的中国文学如何成为世界文学的问题。世界文学是那些能够超越民族的特殊性而上升为共同性,为他者文化的读者所阅读并理解的民族文学。要解决民族文学如何成为世界文学这一问题,可以至少采用两种途径:翻译与跨文化阐释。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转换,而且也是文化的选择与变异。因此翻译也是跨文化阐释的特殊形式。在现代汉语语境下,跨文化阐释往往采用以西方理论来阐释中国文本的形式。这种形式不应该受到过多的指责,它恰好可以方便西方人的理解,并为中国文学走出去服务。在跨文化阐释中,出现文化变异是非常正常的。但这种变异不是单向的,而是一种双向变异。跨文化阐释就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文学的一种有效的策略。如果我们能够在以往视为世界中心、带有普遍性的西方文学中发现差异性和特殊性,而在以往视为差异性、特殊性的中国文学及非西方文学中发现普遍性和同一性,那么,我们就可能重新构建世界文学的新格局。     

论中国新文学界对勃兰兑斯的接受

文学批评家和文学史家在另外一个国度常常难以获得作家和诗人那样的关注与礼遇,但丹麦文学批评家勃兰兑斯却在中国得到了真诚的赞赏、高度的评价和广泛的接受,这与鲁迅对他的倾心认同大有关系,其根本的原因是,勃兰兑斯对于丹麦文学的检讨对应着中国现代文学家对于本国文学的批判,他对于世界文学批评的贡献投合了中国现代文学家的批评要求。     

《流亡文学》与勃兰兑斯巨大世界性影响的形成

伟大的文学批评家勃兰兑斯,通过他不朽的批评论著,形成了非常难得的世界性文学影响.<流亡文学>--六卷本巨著<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的第一卷,是这种巨大影响的最重要因素."流亡文学"及流亡主题,反映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从欧洲到全世界的时代热点,引起了不同背景的读者的阅读、谈论和介绍的兴趣.从日文文本,到德文文本,以及在美国的英文文本的介绍,都突出了第一卷<流亡文学>的地位.勃兰兑斯在写作此卷时充溢着燃烧的激情,感召着人们阅读和介绍的兴趣.在中国,鲁迅和其他著名文学家也对第一卷投诸更大的研究热忱.     

文学史与思想史——论勃兰兑斯的文学史哲学

勃兰兑斯(G·M·C·Brandes,1842—1927)比泰纳稍后,他的代表作《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完成于1872—1890年之间,比泰纳的《英国文学史》及《艺术哲学》。约晚出十多年。勃兰兑斯出版于1867年的《美学研究》表明他原是个形式主义者,但1870年前后旅欧期间与泰纳的接触,使之从抽象思辨转向实证主义,并撰博士论文《当代法国美学》,传播实证主义原则。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二册的扉页上,赫然写着“献给伊波利特·泰纳先生。”甚至在具体的语言表述上,都可以嗅出泰纳的气味:“文学评论家对一个时期的文学典型逐一加以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很象科学家在不同的动物品种中通过对形变的研究考察某种生理结构的演变。”凡此种种均足以表明勃兰兑斯是泰纳的弟子。但另一方面,勃兰兑斯不是一个平庸的无创造性的弟子,他对泰纳的超越在文学史社会学的发展上具有重要地位。     

翻译文学:民族视野下的世界文学景观

翻译文学是世界文学从文学理想成为审美现实的"流通模式"和"阅读模式",是民族视野下的世界文学景观。翻译文学并非本土文学,也非外国文学,其自身的逻辑发展和逻辑建构使得翻译文学表现出相对于外国文学和本土文学的"双重拒绝",而作为一个独立场域存在的事实也摒弃了认识论上传统的二元对立,超越了结构与历史的割裂,翻译文学兼具外国文学、本土文学两者的特点,是"亦此亦彼"的"双重结构"。     

心理史，精神史？──论勃兰兑斯的文学史观

心理史，精神史？──论勃兰兑斯的文学史观温潘亚文学史家总是站在自己的时代对过去的作家、作品以及文学史现象作出种种评说，并描述出一个合乎自己理论的发展史。在此，表征着某种文学观念的文学史观对如何描述文学史起着决定性作用。换而言之，如果说各种文学史著作之...     

重申跨国别的文学研究

从构建中国特色比较文学学科体系的角度，我们需要重新思考比较文学的定义问题，需要为比较文学寻找到一个基本共识。跨国别的文学研究，便是这种基本共识，而且是比较文学定义的充分必要条件。其他的如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只是比较文学定义的必要条件，是以跨国别文学研究为前提的。比较文学不能仅仅是一种文学研究，它还理应是一种文学形态，这是比较文学学科存在的本体论基础。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重新界定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翻译文学作为链接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的中介和桥梁，就是一种文学形态，即比较的文学形态。在跨国别的前提下，翻译文学可以成为比较文学的主要研究对象。重申跨国别的文学研究，可以使比较文学的定义明晰化，并有助于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神话、超越中西二元论模式，有助于解决中国文学“走出去”所涉及的理论问题。     

世界文学是跨文化理解之桥

自歌德时代起,世界文学的定义一直具有三种范式:经典、杰作和世界窗口。世界文学存在于全球、区域、民族、个人四个空间维度中,另外也存在于时间维度中。世界文学的可定义特性在于它是由在翻译中获得生命力的作品构成的。《一千零一夜》这部作品为我们的世界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案例,反映出一部作品经过翻译之后的得与失。面对当今世界的文化冲突,世界文学应发挥跨文化理解之桥的作用。     

郑振铎与"世界文学"

作为成长于五四时期的一代学者,跨民族、跨国界的文学接受使郑振铎倡导"为人生的艺术",并提出了"血与泪"的文学主张,也使他认识到文学的情感、表现的审美特性以及人类文学的相通性,从而形成了"文学统一观".由此,他不仅积极译介外国文学作品和理论,并在<文学大纲>中率先提出在中国实践世界文学的构想.     

“民族的文学”与“世界的文学”——论茅盾现代文学观的前瞻性

在中国文学向现代转型的激变期"五四",茅盾的现代文学观极为丰富又具有前瞻性。近30年对其研究达到相当高的学术层次,但是对他提出的"民族的文学"与"世界的文学"两个范畴及其相互关系的探究却显不足。早在19世纪20年代歌德提出了"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两个概念,随后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世界的文学"设想;逮及20世纪中国五四文学革命勃发,首倡建构"民族的文学"(即国民文学)与"世界的文学"的茅盾,既对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及其相互关系作了精辟论述,又对先创造国民文学再联合各国建设世界文学的缘由给出充分阐明,也对现代中国民族文学必具的美学特征作出了科学的预测。茅盾的现代文学观不仅具有原创的理论价值,而且它的前瞻性也具有当下的现实意义,对于解决新世纪以来文学创作繁荣背后的"乱象"大有裨益。     

翻译研究视野中的跨民族文学文本

在跨民族文学文本中,某个民族的文化、历史及其宗教信仰、民俗习惯等被放置到另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化框架中加以表达,从而具备了文化翻译的功能。跨民族文学文本进入翻译研究视野的可能性,不仅仅在于其本身所具有的不同语言文化之间的转达功能,更应引起注意的是,对这样一种文学文本从文化翻译的角度来进行研究,是基于对传统翻译研究中研究角度或研究立场的拓展和延伸,以及对传统翻译研究中一些基本观念的重新审视和突破。从翻译的角度来研究跨民族文学文本,应成为当代文化翻译研究的重要内容。     

简论达姆罗什的世界文学观

达姆罗什的世界文学史观以世界文学的含义阐发为中心,提出了文学传播和文学阅读作为世界文学评价的两个维度,从而将超级经典、反经典和影子经典作品包含在世界文学的版图之中。他的世界文学观念可以称为处理世界文学与国别文学、区域文学和民族文学的策略,对世界文学选集的编纂和世界文学史的重写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本文以他的理论构建基点为中心,梳理并阐发了其理论在全球化和后殖民语境中的现实意义。     

论作为文学家的辜鸿铭——兼论其言论的文学批评本体特征

辜鸿铭的大部分著作是关于政治批评、历史批评和文化批评的理论,但同时他在西方人的心目中又是文学家或者作家.勃兰兑斯称他是"现代中国最重要的作家"[1];有人将他视为杰出的文学家并提名他作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有传记资料显示:"瑞典文学院提名两位东方人作为1913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一位是印度的泰戈尔,另一位就是辜鸿铭.     

歌德与“世界文学”

歌德对世界文学影响巨大。他的作品被翻译成48种语言,是各国经典的重要组成部分。歌德通晓多种语言,熟悉欧洲国家各历史时代的文学作品和形式,他翻译、戏仿或用这些作品的风格写作。《浮士德》简直是欧洲文学传统的汇集。歌德还对世界各地的民歌有着浓厚的兴趣,积极搜集欧洲主流之外的作品。他参与"世界文学"的最突出的例子是两本诗集《西东诗集》和《中德四季晨昏杂咏》。前者受波斯诗人哈菲兹影响,后者受中国戏剧和小说影响。歌德希望借文化了解来提高宽容度,他的"世界文学"我们现在称之为"跨文化交流",指一系列的全球对话和交换。在这些对话和交换中,不同文化的共性日趋明显,个性却也并未被抹杀。歌德通过广泛的学术阅读、文本翻译来了解世界上各种文化的观点,并宽容地对待这些观点,平静地接受或忽略它们。歌德赞同康德艺术和科学相互启发的观点。他的科学实践以及"世界文学"实践都是为了寻找一切生命体在不同中体现出的统一和和谐。     

非西方国家如何建构世界文学:可能与途径

近年来,关于世界文学,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学界出现了“非西方中心”的理论走向.世界文学概念在诞生之初就包含着对强势文学话语霸权的消解,具有明显的弱势文学内涵,存在着非西方文化血统.世界文学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客观存在着的作为各民族文学总和的世界文学,另一种是通过翻译建构起来的为各国读者所能感知的世界文学.和杰出的作家一样,杰出的译者也是世界文学的关键人物和世界文学价值的重要创造者.本土读者对世界文学图景的认知通常是民族文学引导的结果,世界文学在本质上是跨文明比较诗学,非西方国家对于世界文学的建构具有不容忽视的力量.     

论文学翻译批评研究

外国文学要成为本国、本民族多元文学系统的有机部分,本土文学要走向他国和世界进而成为世界文学,获得在异域“后来的生命”,必须仰仗文学翻译;文学翻译事业能否健康发展离不开文学翻译批评的正确引导,而文学翻译批评要不负众望、发挥上述导向作用,自身建设——翻译批评研究亟待改进和加强。本文在对翻译和文学翻译批评研究现状分析、评述的基础上,围绕研究命题的内涵、重点与难点、研究思路和方法等,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思考。     

史家眼光与文学定位——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视域下近代翻译文学的研究史

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的第一次兴盛发生在清末民初阶段,并在短期内成为文学场域中不可低估的力量。异域文学正是通过翻译文学的"中介"性作用,转化为本土文学的精神启示源泉。因此对这一时期翻译文学的研究,具有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学的意义。文章梳理了近百年来的近代翻译文学的研究史,在不同观点、立场的历史论著中,翻译文学有着不同形式和功能的表达,其研究史本身就是一个被不断建构的过程。被视为启蒙大计一部分的翻译文学,如何发生、为何发生,其意识形态和书写策略如何嬗变,是这一研究领域的核心话题。文章从现代文学源流的多种"话语"形式、翻译文学的学科归属、对翻译文学"缘起"的不同指认和阐释等方面,阐明在中国现代文学视域下的近代翻译文学研究的性质和特点。     

知识分子身份认同与“五四”时期文学翻译的现代转型

"五四"时期是中国社会文化急剧变化的时期。在这一剧烈动荡的政治、文化场域里,中国知识分子遭遇了从国家、民族、文化到自我的种种身份认同危机,必须重新定位并建构新的身份认同。这种身份认同的重新定位与建构从根本上决定着中国现代文学翻译的形态与特征,从而完成了中国文学翻译向现代翻译规范的转型。而翻译主体不同的身份结构、身份认识与定位、文化立场与心态等身份认同问题,也决定了现代文学翻译规范的形成与形态的复杂性与多元性。     

论文学批评的世界文学意识——关于学习马克思恩格斯一个重要论断的札记

一段时期以来,我们的有些文学批评不同程度地存在这样一个问题:由于片面、孤立地强调文学的民族性或民族化,简单地以所谓民族意识观照相当复杂的文学现象,因而忽视了文学不仅有它的民族属性,而且有它的世界属性(在经济和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文学的这种世界属性显得尤为突出)。甚至将文学的民旗属性与它的世界属性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由此而产生一种缺乏世界文学意识的封闭、狭隘的文学批评观念和文学批评实践。这个问题的存在,显然不利于文学批评的健康发展。看来,有必要对文学批评的世界文学意识这个似乎属于常识性的问题,重新予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