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诗歌”视野中的穆旦

在中国现代新诗史上,诗人穆旦已经被充分经典化了.王佐良的评介文章<一个中国诗人>,是穆旦研究的经典之作;穆旦的诗作<饥饿的中国>,标志着穆旦创作走向世界.从<一个中国诗人>到<饥饿的中国>,穆旦提供了一种"世界诗歌","可译性"是这种"世界诗歌"的重要特点.穆旦的"世界诗歌",在"中国现代新诗史"上意义重大,但也由此带来了穆旦诗歌中备受争议的"中国"问题.     

为了活泼泼的整体生命——《叶维廉文集》序

叶维廉既是杰出的诗人,又是杰出的理论家。他的诗歌源于五四新文化传统,承接三、四十年代中国现代诗歌余脉,开台湾现代派诗歌一代诗风,贯通西方现代主义与中国诗艺传统。他的比较文学理论研究,以寻求中西共同的文学规律为起点,继而突破文学、哲学、语言和历史的边界,走向跨学科、跨文化的传释研究。他的理论研究中渗透着他作为一个诗人的敏感与灵感,独具特色,他对中国道家美学、古典诗学、比较文学以及比较诗学的研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歌德与中国文学

诗人歌德不仅属于最早学习和写作中国诗歌的西方文化名人之一,而且早在1827年就提出了“世界文学”这个概念。《中德四季朝暮吟》与《西东合集》正是他学习东方文化的硕果。对18、19世纪中国文化与哲学思想在德国的传播与影响这一背景的研究,也引起我们对翻译与阐释在文化交流中的重要性以及宽容与客观态度在跨文化研究时的必要性这两个问题更深层的讨论与反思。     

现代性的寻求:中国现代戏剧的命名及内涵

找寻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一直是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热点.事实上,对文学的"现代性"的追寻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话题,而是一个世界性的文学理论课题."现代戏剧"和"现代性"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提出和探讨表明,世界小剧场运动影响下的中国现代戏剧从其发端开始就自觉地跻身于世界性的戏剧发展潮流之中,中国现代戏剧对"现代性"的追寻是学习、借鉴西方现代戏剧的必然结果.     

1920年代初中国新诗中的“西方”

1920年前后的中国新诗,在发抒文化新人的个体情感与家国情怀的同时,表现了诗人对西方世界的中国式观察、理解与想象,西方以不同的方式、姿态与面貌出现在许多诗作中,或破败凄凉,或冷漠无情,或友善阳光,或浪漫自由。多数诗中的西方具有本体形象性和展示性;但有些诗中的西方则仅是诗人言咏的引子,到场而无形。纵向而言,那一时期新诗中的西方经历了一个由主观感受型向具体客观型转换,由冷漠、灰暗到友善、斑斓的形象演绎过程。作为异质元素存在,西方不仅彰显了诗人们的现代世界观念,而且为中国诗歌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穆旦被经典化的话语历程

穆旦由文学史缺席者变为“经典”诗人,经历了一个“重新发现”、不断阐释的话语历程。20世纪80年代初,他以“九叶”诗人身份重新“出场”,其诗歌被策略性地赋予爱国主义、现实主义本质;80年代中后期,文学史著作将他叙述为“九叶派”代表,即接受了西方现代派形式影响的“中国民族的诗人”;进入90年代不久,其反叛性、异质性和现代性得以凸显,被列为百年诗人之首,升格为新诗现代化的“标志性诗人”。穆旦阐释史是一个富有思想史意味的文学事件,一场经典“再造”的话语活动。     

论戴望舒诗歌与屈骚的艺术联系

戴望舒的诗歌是西方现代派诗歌和中国古典诗歌双向催生、共同化育的结果,前者使戴望舒的诗歌获得了超越传统的现代品质,后者则使戴望舒极具现代感的诗篇拥有一个传统文化的深广背景。在这个背景上,屈原《楚辞》描下了浓重的一笔。一、语词和意象的吉光片羽现代诗人戴望舒在运思立象时对屈骚的语词意象多有借鉴。最典型的是他的名字,这是关于诗人与屈骚联系的一个最直接的例证。诗人原名梦鸥,“望舒”是他在开始文学生涯后为自己取的笔名。《离骚》便是这个笔名的渊源所在:“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不仅戴望舒,当时与戴望舒、施蛰存…     

西方审美文化的输入与中国文学审美意识现代转型

西方审美文化对中国文学审美意识的影响大致以1840年为界,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状况,1840年前较为微弱,1840年后则不断地增强,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第一次高潮。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审美文化,尤其是美学思想随着"西学东渐"的浪潮涌入并渗透到中国,引发了中国文学界自觉的美学意识,直接推动了中国文学审美意识的现代转型。一些受到西方美学思想影响的哲学家、艺术家,同时又是诗学家或诗人,他们纷纷自觉地以审美眼光观照诗歌,或者从审美视角进入诗歌现象,对古今中外诗歌进行深入研究,或者以自觉的审美意识来创作诗歌。西方美学思想,特别是诗歌美学成为中国现代诗学的催生婆,在中国诗学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中起了关键作用。中国现代诗学家或者直接引入西方美学范畴,或者受到西方美学思想的启发,对中国传统的诗学概念进行了创造性转化。中国现代诗学理论基础的形成正是中国现代诗学家们在西方美学思想启迪之下,对中国传统诗学进行创造性转化的结果。     

摄影诗歌:诗画传统的变异性传承

在视觉文化转向的崭新语境中,视觉媒介参与塑造中国新诗生态,视觉传播成为新诗传播的重要形态。“语—图”关系的调整,构成了文学发展的重大挑战。文学与摄影本质属性的差异,造成了摄影文学内部两种表意符号的交锋,而图像和文字的张力构成摄影文学艺术探索的内生动力。宽泛地讲,“诗画传统”可以视为诗歌艺术与视觉艺术互动的历史。在诗歌与摄影的密切互动中,可以抽绎出诗画传统变异性演进的潜隐线索,摄影诗歌的“诗意图式”中仍然可以辨认出传统图式嬗变的痕迹。对于现代诗人来说,传统诗画艺术是可资借镜的样式,诗画传统的复活和承续是现代诗人推进新诗视觉传播的主动选择。在借助图像提升诗歌传播效果的同时,要缓解文学与图像之间的对立和矛盾,避免诗意放逐和深度削平等不良后果。     

挪移·变异·寻觅——近三十年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探询

改革开放的国内环境和世界全球化格局,使近三十年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不断加强.一方面,我们不断吸纳世界各国文学营养,以激活中国文学自身的创造力;另一方面,我们的文学也逐步走出国门,得到外国文学界更多的认可.从时段特征来看,它呈现出由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粗放挪移,到九十年代的调整变异,再到二十一世纪沉淀寻觅的发展轨迹."世界性因素"拓展了中国文学的艺术表现空间,带来了文学观念的深层变革,为中国文学参与世界对话,提高艺术水平注入了"造血干细胞".如何使文学的"世界性因素"转化为本民族内在的创新动力,写出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仍然是中国文学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现代语境中的乡土与家园——从苏金伞的诗歌谈乡土家园的诗性重构

当人类文明进入现代商业社会之后,乡土文化进一步衰落,焦虑感和孤独感唤起当代人对精神家园的渴望,如何在现代语境中重构乡土与家园,成为当代诗歌的重大课题.苏金伞,是中国"五四"以来最杰出的诗人之一,以现代乡土诗人著称.他从1926年开始长达70年的诗歌创作历经风云变幻的时代始终保持着艺术的纯粹性.以苏金伞的诗歌为文本,从诗性与乡土、社会与人性、现代与传统的关系入手,论述苏金伞诗歌的现代性及其对当代诗歌重构精神家园的借鉴意义.     

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经典研究专题

正主持人语海外华文文学的存在,如果从1910年美国华工刻写在加州天使岛木屋墙壁上的汉语诗歌算起,至今已有百年的历史。百年来,世界上各个国家、地区一代又一代的华人作家创作了许许多多的文学作品,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都出现过一批具有世界影响的名作,已经引起了居住国主流社会的关注和世界文坛的瞩目,也为世界性的汉语文学开拓了新的篇章。海外华文文学是中华文化向世界各地移动,与各种不同文化相遇之后开出的文学奇葩,有本民族的基因,也有"世界性"的因素,具有独特的文化意蕴和文学特质。作为一个近百年来新兴的文学领域,其在发展中已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学传统。近三十年来,中国学者通过与各地区、国家华文作家、学者的"对话"、交流、互动,从多个方面对其探索和研究,     

交游、交融、交流——论中国现代诗的两个早期英译选集

哈罗德·阿克顿与陈世骧合作编译的《中国现代诗选》和罗伯特·白英编译的《当代中国诗选》,是最早的两部中国现代新诗英译选集。他们的外国编译者在旅居中国的过程中,认识到西方世界对现代中国尤其是现代中国文学知之甚少,希望通过诗歌翻译增进西方对中国的了解,从而开始了对中国现代诗的译介。两本诗集的译源选择,既受到译者在中国交游的影响,也呈现出中西方文学观念的交融与碰撞。两个集子在欧美产生的影响和在中国引起的争议,体现出了译者与批评者之间在传播价值与学术价值之间的不同取舍。本文希望通过两个个案的对比研究,在“同”与“异”之间,还原中国现代诗歌早期英译的历史现场,总结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经验和路径。     

诗神远游：普希金对中国新诗的影响

普希金作为中国文学介绍、评论最多的俄国诗人,在中国新诗理论建设、创作实践,以及诗人的审美经验、精神品格等方面都留下深刻印痕。从左翼作家联盟直接领导下的中国诗歌会理论主张,到后期广场诗歌朗诵运动,都潜隐着他的内质精神。在新诗生成层面,他促进着中国本土写作者现代精神体验和审美经验的形成,对诗歌文本的内部元素,如意象、体式等都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百余年间,普希金诗人形象也在“他者”的社会不断被重塑,在文学新秩序的创建中留下多重身影。     

论中国文学现代转换的面向

从19世纪末到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开始并延续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换.首先,现代中国文学以对传统的逃逸和否定为前提,来开辟转型的道路;其次,经历了从欧美到俄苏的不同选择,现代中国文学以革命化来承载现代化的追求;再次,文学民族化是"落后"的非西方地区文学的特有问题,现代中国文学以大众化来保证革命化的方向,同时也充实民族化的内涵.由此形成的中国文学现代转换的特色.不仅为世界性的文学现代化史提供了新的例证,更是现代中国为创建新型的民族文学所作的不懈努力.     

穿越历史的诗性之光——论"文革"时期青年"地下诗歌"

"潜在写作文丛"的出版使"文革"地下诗歌尤其是以往研究较为薄弱甚至有空白之感的"上海诗人群"和"贵州诗人群"获得了整体性"亮相".这些文本现实表明:对诗人身分的内在自我认同,是"文革"地下诗歌的主要生成心理机制;对中外文学传统的自觉借鉴,使"地下诗歌"和以往文本呈现曼性的"互文"关系;"地下诗歌"包孕的现代质素彰曼出对"文革"时代语境的超越.     

“新的抒情”:让情感渗透智力——论穆旦和他的诗

与其说穆旦"最好的品质却全然是非中国的",毋宁说是非古典中国的:非"牧歌的情绪"加"自然风景"的,非单线因果和起承转合的,非和谐统一的。穆旦是一个背靠中国抒情传统、自觉面对矛盾、分裂的现代经验的中国诗人,从40年代开始就对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非个人化原则和崇尚智力的风尚有深刻反思,提出了让感情渗透智力的"新的抒情"的诗歌主张。他始终坚持的"新的抒情"的创作实践,既弥补了诗歌与现实的裂痕,也避免了诗歌单向成为智力活动的危险性。     

罗伯特·白英与毛泽东诗人形象的海外传播

罗伯特·白英自1946年延安之行后即开始毛泽东诗词的译介,堪称英语世界毛泽东诗词传播的先行者和开拓者。1940-1970年代,他持续不断地以多种文本形式建构和传播毛泽东诗人形象,包括中国日记、游记、回忆录以及毛泽东传记作品等。在白英跨文化写作中,通过三次见到毛泽东的个人印象、毛泽东诗歌涂鸦轶事以及诗集《风尘集》手稿之说等,勾勒出毛泽东这位中国政治领袖兼具的学者气质和诗人形象。白英1947年编译出版的中国诗选《小白驹》已收录《沁园春·雪》;1957年毛泽东诗词18首在《诗刊》上甫一刊出,白英即悉数译出并撰写评论文章《论毛泽东的诗》,发表于英美文学期刊《文学评论》和《谷山杂志》;还在两部毛泽东传记作品中开辟专章凸显作为诗人的毛泽东形象。白英的毛泽东诗词阐释着重发掘其与中国古典文学与文化传统之间的渊源关系,包括在诗歌题材与意象、诗歌主题内涵、诗歌表现技巧上对中国传统资源的创造性吸收和转化等。白英借由毛泽东诗词为西方世界观察中国打开了一扇窗,在中西文化交流之间建立了一座桥梁,其价值和意义值得重视。     

民族性与终极性:“世界”文学的焦虑和可能——从勃兰兑斯的文章《世界文学》谈起

比较文学界围绕"世界文学"话题的讨论时来已久,然而却在很多问题上聚讼纷纭、莫衷一是。作为文学批评家及文学史家的勃兰兑斯也曾表达过自己对世界文学的看法。他认为:相较于优势民族语言,使用弱国语言的书写在进入世界文学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翻译并不能作为民族文学进入世界文学殿堂的工具;优秀作家必须要做到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融合。在全球化语境的时下,我们有必要深入探讨民族文学如何传播、翻译怎样起作用以及世界文学是否可能这些百年前曾让勃兰兑斯焦虑的话题。美国比较文学专家达姆若什分别从民族文学的椭圆折射、翻译的可行性及作为一种阅读模式等三个方面来重新定义世界文学,这有助于我们重新思考勃兰兑斯提出的问题并走出困境。     

唐诗在德国

<正> 唐朝,被誉为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黄金时代。在不到三百年的时间中,创作的各类诗歌,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艺术风格和技巧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伟大诗人李白、杜甫、自居易的辉煌诗篇,更为我国文学宝库增添了绚烂的色彩。研究一下唐代诗歌在国外的传播和影响,无疑将有助于我们认识唐诗的价值及其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