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威胁论”与中国文化传播力的建构——以日本媒体的中国报道为例

21世纪以来的日本媒体的中国报道,呈现出一个以"中国威胁论"为终极目标的趋同意识。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无论是政治、经济、军事,不管什么样的中国报道,日本媒体皆通过想象乃至编排中国,营造出一种挑战世界秩序、冲击全球经济、干扰地域格局的"中国威胁论"的氛围。我们需要一方面秉承和平与发展的世界潮流,努力提高自身实力;一方面亦要深刻把脉日本媒体的潜在意图,有力地展开话语批评与形象宣传,加强中国文化传播力的建构。文化传播力的建构应当从创立文化传播中的议程设置能力、培养文化传播中的叙事技能、提升文化传播中的整合传播力等三个方面着手,积极推动媒体宣传,正视来自日本、美国,乃至世界媒体的报道乃至挑衅,正面积极地宣传自己,加强文化传播力的建构,树立起中国在整个世界的大国国家形象与话语权力。     

解构“中国威胁论”:中国梦之于和谐世界之追求

3.0版的"中国威胁论"是西方世界对中国崛起的主观认知,而不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这种不和谐的音符,是由于对中国崛起的过度阐释造成的。"国强必霸"的陈旧逻辑不适用于中国。叫嚣"中国威胁论"是不合时宜的,也注定是行不通的。中国梦的目标是和谐,表征了对和谐世界的追求,而不是对霸权的迷恋。假以时日,"中国威胁论"将会渐行渐远,中国机遇论将会成为主旋律。     

探析“中国威胁论”为何重新抬头

2005年“,中国威胁论”在美国重新抬头,主要表现为:部分势力将人民币汇率问题、中国企业的商业行为政治化以及“中国军事威胁论”升温。美国部分势力利用反恐战争告一段落的契机,重拾“中国威胁论”,是为了打乱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现阶段,布什政府不会改变其对华基本战略,但中国应采取积极措施化解“中国威胁论”。     

论中国和平发展理念的国际传播

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是中国政府与人民根据中国的国家利益与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作出的伟大战略抉择.加强中国和平发展理念的国际传播是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在国际格局中所扮演角色的追问和提高国家软实力的迫切需要,同时会加速解构西方传统霸权崛起理论在国际社会的习惯性影响,开辟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新境界.当前,经济全球化的推进、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平发展的成就和传统文化的影响力构成中国和平发展理念国际传播的有利条件.要进一步加强中国和平发展理念的国际传播,必须继续发挥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着力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与周边睦邻友好关系,打造中国和平发展的话语体系.     

“中国梦”的国际话语体系构建与对外传播

"中国梦"的话语体系分为主权国家话语、民族文化话语和社会个体话语三个层面,具有不同的话语构建方式,在此基础上分别对应不同的传播策略。"中国梦"话语存在宏大叙事与个体叙事两个维度,分别具有不同的传播"偏向"特性。"中国梦"在国内与国际两个不同场域中传播,在国内传播话语日臻完善的同时,更要突出国际话语体系建设。在对外传播中,"中国梦"既要适应国际话语语境,也要保持中国话语的特色与"硬度",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建构与对外传播能力。     

跨文化视域下中国大学生传播国家形象的路径探究

大学生是传播国家形象的重要载体之一,提升大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也是我国培育国际化人才的重要目标体现。本文基于跨文化视域,首先来分析我国国家形象传播过程中存在的一些跨文化障碍,如文化差异阻碍信息理解、刻板印象导致解码障碍、国际关系影响媒体导向等,而后尝试探索中国大学生学习、塑造和传播国家形象的可行性路径,并从跨文化知识、意识、技能三方面给出建议。     

国家形象的跨文化生成逻辑及传播策略

国家形象的生成是一种主体性活动,根据不同的主体或同一主体的不同认识角度,国家形象可表现为国内与国际、整体与局部、理想与现实等不同维度。国家形象的跨文化生成过程是主体对客体国家信息的文化选择过程,这个过程要经过文化透镜的折射,因而国家形象表现出一定的"偏离性"。国家形象塑造与传播主体可通过转变思维方式、寻找沟通桥梁、采取适当传播技巧、建立强大对外传播体系等来提高国家形象跨文化传播的有效性。     

从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力看“中国梦”的实现路径

从历史上看,中国古代文化以其所具有的独特魅力在世界文化史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引起世界的广泛关注;近代以来,由于种种原因,中国文化的传播力失去了往日的辉煌。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辉煌和低迷给我们以启示:文化传播力与综合国力成正比,综合国力强,则文化传播力强,反之亦然。当下中国综合国力显著提升,"中国梦"正在成为中国的一个新标识,我们要抓住机遇,通过提高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力,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助推"中国梦"的实现。     

中国国家形象的构建模式探析——体验传播的视角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家级新闻媒体积极对外报道中国，但总的来说世界对中国的了解还没有达到我们预期的目标，中国国家形象构建的任务很艰难。文章分析了国际传播在国家形象构建中的局限性，提出从体验传播的视角来考虑国家形象的构建模式。     

中国“气候威胁论”的深层悖论——以“内涵能源”概念的导入为例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凸显,国际气候博弈在全球治理中日渐活跃.一些国家以中国不参与温室气体减排承诺为由,在国际上制造"中国气候威胁论".导入"内涵能源"概念这一分析变量不难发现,中国是内涵能源和二氧化碳排放的净出口国,中国在存在巨大贸易顺差的同时,却存在着巨大的"生态逆差",所谓的中国气候威胁论存在着深层悖论.为此,中国要在国际层次上积极开展全球气候外交,在国内层次上促进低碳经济发展.     

“中国梦”的话语体系构建和全民传播——兼论宏大叙事与平民叙事的契合与背反

"中国梦"作为一个特定文化符号,它在构建中国政治、哲学、文化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过程中,既展现出宏大叙事层面的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战略意义,又在平民叙事的语境中传达出民生幸福、愿望成真的现实追求;在宏大叙事与平民叙事两种不同话语序列生成和全民传播的过程中,既总体上展现出积极向上的契合精神,也不可避免地在局部呈现出消极背反的现实效应,在全民传播过程中必须要处理好宏大叙事与平民叙事的话语转换和链接。     

两类“中国威胁论”的比较及方法论意义

“中国威胁论”自1990年8月日本防卫大学副教授村井友秀提出至今，在各种诱因的刺激下反反复复掀起了几个高潮，涌现出各种形态。国内外研究成果颇多，一般按内容将其分类且无法比较，而鲜有研究者对其按国别分类并进行比较。文章将其粗略划分为美日发达国家为主体的“中国威胁论”和发展中国家为主体（包括欧盟和俄罗斯）的“中国威胁论”两种形态，并作简要比较，以此彰显其方法论意义。     

从“中国威胁论”到“中国责任论”:西方冷战思维定式下的中国发展安全

中国在国际金融危机中的突出表现,招来了国际上以"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为代表的种种赞誉,一时间盖过了早些年沸沸扬扬的"中国威胁论"。尽管全球化加深了世界各国的相互依赖,然而西方国家固守冷战思维,打着"普世价值"的旗号,并不惜以武力强行推销西方价值观。西方价值观的全球扩张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且完全无视正义、国际道义、甚至国际法的制约而随心所欲地在全球强行展开军事行动。美国战略重心东移,是其全球战略调整的重要内容,亦是其冷战思维定式的逻辑结果。在西方霸权逻辑中,无论中国做什么,无论中国怎么做,都是错的。从"中国威胁论"到"中国责任论"的走向可知,后危机时代中国和平发展面临的外部挑战依然十分严峻。然而,中国独特的发展模式取得的巨大成功,是人类文明与社会进步的重要成果,无论是赞誉还是抵毁,无论是效仿还是围堵,中国的和平发展依然步履坚定。     

国家形象的提升与演变——以当代“中国形象”的广告语变迁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家形象是当代广告话语体系中重要的表现主题。中国形象在当代广告话语中主要呈现为四种不同的形态:物态隐喻、政治表达、地域展示和民族情感,这四种形态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地发展演变。构建国家品牌是当下广告话语塑造国家形象的新动向。在全球化的趋势下,当代广告话语必须通过跨文化沟通的形式才能进一步提升中国国家形象。     

“蚁族”的传播形象建构及其动因

“蚁族”成为当下这一特定历史时期被赋予了特定意义的符号,其所代表的社会群体受到了大众媒体的广泛关注。媒体对“蚁族”的报道基本上沿着“纪实→感慨→反思→积极引导→引入其他关联→积极建构”的路径展开。在具体形象建构上,“蚁族”与“农民工”关联度较高,与“蜗居”共同被提及。“蚁族”的传播动因源于“蚁族”一词本身易于传播的特性及“蚁族”群体的自我推动。     

后疫情时代“一带一路”对外传播的治理框架建构

后疫情时代的国际传播与对外传播呈现出更具信息敏感性、危机传播及风险传播的比例升高、污名与谣言传播数量增多、信任与共情传播为基础的互通机制匮乏等特点。媒介治理作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分支,旨在以跨文化协商、协调、共治的多元机制化解全球化危机以及构筑新媒介图景。"一带一路"倡议以整体全球化理念,刷新国际社会对于国家间关系及世界格局的认知。媒介治理框架下的媒介政治治理、媒介规制治理、媒介文化治理、媒介健康治理是"一带一路"传播治理框架建构的可能路径。在当前掀起的"中式全球化"浪潮的背后,也应理性反思其话语根源,方能避开话语陷阱,在世界百年未有大变局中赢得先机。     

理论、历史与传播：国家形象传播视域下“中国之治”的三重逻辑

当下世界多极化、文化多样化呼唤新的全球治理秩序的出现,从而可以跳出单方主宰或文明对立的窠臼,呈现更多的可能性,并逐步发展出一个共生、共治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中国治理体系思想结晶的“中国之治”,成为传播中国形象和发出中国声音的内生动力与重要支点。在传播形态上,“中国之治”与政治传播、战略传播等紧密联系,对“中国之治”的解读与阐述不仅有助于深入思考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实践,也可为中华文明、国家形象研究开辟新的学术领地。具体来说,从国家形象传播角度观照“中国之治”生成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传播逻辑,不仅有助于推进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实践,通达“共生”“共商”“共建”“共治”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亦有助于推动“中和”的中国国家形象与气质的建构与传播。     

霸权的终结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兼评“中国威胁论”

国强必霸,这是西方500年来始终不变的历史旋律。然而,国强必霸并非普世的历史逻辑,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人类将开辟一条强而不霸的现代化之路。习武不是为了打人,强大不是为了称霸。强而不霸的选择与承诺,不是中国崛起的权宜之计,不是消解中国威胁论的策略考量,更不是泱泱大国的草率表态,而是基于当代中国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文化逻辑以及现实逻辑得出的必然结论。今天,世界仍然处在霸权的阴霾之中,但霸权终结的曙光已经展露在新的地平线上。中国的崛起是终结霸权秩序的重要筹码,是重建世界秩序的中坚力量。21世纪,美欧主导的国际旧秩序必将终结,多极化将是世界秩序重建的基本方向,人类将有希望迎来一个没有霸权的新时代。     

当代文学对外传播中的中国形象建构——以莫言作品为个案

文学在塑造国家形象方面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较之新闻媒体、政治经济以及国际关系领域所展现的中国形象,当代文学塑造的中国形象具有较高的价值信任度和可接受度。莫言的作品关注当下题材,在对外传播中建构了批判和反思的中国形象。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词及获诺奖后西方媒体的评价,折射出中国文学对外传播中的西方想象中国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