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史学交流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史学交流是人类文化的一种特质,也是史学生命力之所在。中外史学交流史源远流长,不过迄至近代,特别是到了19世纪末中外史学直接碰撞以来,才以其恢弘之势,写在人类史学交流的史册上。中外史学交流研究内容宏富,它将为史学史研究开辟新天地,即从它与汉学、马克思主义史学及后现代主义思潮之关联就可略见一斑。中外史学交流多途贯通,其主要有译书、教学、著述和讲学等。中外史学交流对于正在迈步走向世界的中国史学意义重大,也将给未来的中国史学研究的发展带来深远的学术影响。     

"革命"与"历史"——刘大年史学观念研究

刘大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派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从"革命"与"历史"的视角考察,刘大年的史学观念的形成与民主革命和建国后以阶级斗争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环境直接关联;"文革"后刘大年所坚守的革命史学观念突出反映了他的学术定位和风格;以革命史学观念为核心理念的"革命史范式"受到"现代化范式"的挑战,但仍有存在和发展的空间.如何应对这种挑战,寻找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已成为坚持这种史学观念论者们要解决的紧要课题.     

史学史研究的当代趋向:史学比较与全球视野

20世纪末,后现代主义思潮与全球化进程的影响使得当代西方史学史的研究表现出某些新的趋向,即从跨文化的视角进行吏学比较、总结不同史学传统的经验与成果,并展现其间史学交流的过程与复杂关系,以期建立多元现代性的全球史学史的基础.     

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国际视野

乔治忠认为,中国史学史学科体系的建设具有不同的构成层次,界定其学术任务和研究内容,展现学科性质的板块式逻辑结构,明晰学术研究的切入点,是独立学科地位能够成立的基础;探研中国传统史学发展的主导线索,划分中国史学的发展阶段,是在深入研究条件下的整体性把握。罗炳良认为,中国史学史的学科体系渐臻成熟,中国史学史研究也应当拓宽学术领域,促进史学史的内涵和体系不断深入和完善;要实现这个目标,至关重要的是加强史学思潮和史学批评范畴两个领域的研究。钱茂伟认为,需要用新的视角来研究史学史,一是用史学范型观照传统史学的发展历程,二是用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观照史学的发展历程;特别要重视研究民间史学,注重小历史的书写研究。朱政惠认为,中国史学史研究要放到国际中国史学史、东西方史学研究和交流的大环境中考察,从历史的纵向考察和横向的比较中探寻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新方向。     

深化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构想

乔治忠认为,中国史学史学科体系的建设具有不同的构成层次,界定其学术任务和研究内容,展现学科性质的板块式逻辑结构,明晰学术研究的切入点,是独立学科地位能够成立的基础;探研中国传统史学发展的主导线索,划分中国史学的发展阶段,是在深入研究条件下的整体性把握。罗炳良认为,中国史学史的学科体系渐臻成熟,中国史学史研究也应当拓宽学术领域,促进史学史的内涵和体系不断深入和完善;要实现这个目标,至关重要的是加强史学思潮和史学批评范畴两个领域的研究。钱茂伟认为,需要用新的视角来研究史学史,一是用史学范型观照传统史学的发展历程,二是用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观照史学的发展历程;特别要重视研究民间史学,注重小历史的书写研究。朱政惠认为,中国史学史研究要放到国际中国史学史、东西方史学研究和交流的大环境中考察,从历史的纵向考察和横向的比较中探寻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新方向。     

中国史学史研究视角的转换

乔治忠认为,中国史学史学科体系的建设具有不同的构成层次,界定其学术任务和研究内容,展现学科性质的板块式逻辑结构,明晰学术研究的切入点,是独立学科地位能够成立的基础;探研中国传统史学发展的主导线索,划分中国史学的发展阶段,是在深入研究条件下的整体性把握。罗炳良认为,中国史学史的学科体系渐臻成熟,中国史学史研究也应当拓宽学术领域,促进史学史的内涵和体系不断深入和完善;要实现这个目标,至关重要的是加强史学思潮和史学批评范畴两个领域的研究。钱茂伟认为,需要用新的视角来研究史学史,一是用史学范型观照传统史学的发展历程,二是用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观照史学的发展历程;特别要重视研究民间史学,注重小历史的书写研究。朱政惠认为,中国史学史研究要放到国际中国史学史、东西方史学研究和交流的大环境中考察,从历史的纵向考察和横向的比较中探寻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新方向。     

史学史研究的展望

史学史应当对一定时期的历史研究进行总结 ,并且把这种总结升华到理论思想的高度 ,以促进史学新的发展。中国史学史是在中国史学近代化的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这一学科发展的事实表明 ,史学史与史学思想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从表象上看 ,以司马迁、司马光为代表的传统史学到了近代是终结了 ,但实际上 ,传统史学经过火的洗礼后 ,成为新史学中民族史学的因子 ,形成新时期史学的民族特点 ;批判继承传统史学是发展新世纪史学的重要任务     

两只眼睛看国外史学:从西方史学到苏联史学

在回顾整个20世纪中外史学的交流时,既要看到"五四"以来西方史学的传入,也要看到来自苏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影响下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成长.为此,就不能不认真审视苏联史学及其同中国史学的关系.以及它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     

再论20世纪中外史学交流史的若干问题

中外史学交流史的研究近来受到了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从20世纪中外史学交流史的研究现状及其重要性出发,阐述了20世纪中国史学与中外史学交流的密切联系,指出中外史学交流史为传统的史学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发展空间,论证了中外史学交流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建设工作的积极意义。深入开展中外史学交流史的研究,应是当代中国史学工作者的一项重要任务。     

五四时期中国史学的理论建树:科学与求真精神

五四时期是现代中国史学理论建设的开始阶段.因崇尚科学而从方法论层面对"科学方法"的提倡,实际上是逆向回答了历史学的性质问题.史学"求真",具有斩除"思想荆棘"的作用,也是强化学科独立意识的自然反应,对史学的求真与致用的探讨完全处于一个新的起点或层面上.五四时期是有规模引进西方史学和有意识融汇中西史学的首次尝试,对西方史学发展的了解有限、判别西方史学价值的能力微弱等都成为制约中国史学借鉴西方史学的因素,知识层面的碰撞与交流还需摒弃某种先入为主的成见.     

近代历史编纂理论的变革与发展

近代是一个急剧变革的历史时代,受时代条件变动的影响,中国历史编纂模式和格局发生了深刻变革.围绕历史编纂与时代条件的关系、历史编纂变革的方向以及史书编纂原则和历史编纂结构的改造等方面,中国近代史家作出了颇富特色的论述和改造,他们的一些论述与思考对推动中国近代历史编纂学的演进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新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

今年是梁任公《新史学》发表100周年。100年前,梁启超批判旧史学有“四蔽”、 “二病”、 “三恶果”,提出要进行“史界革命”,建设“新史学”。并且说: “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任公登高一呼,应者云集,揭开了中国“新史学”时代的序幕。 新史学“新”在何处呢?台湾学者王尔敏认为,20世纪史学与前代的不同之处,可以概括为四点:“第一、前人重通史,今人重断代。第二、前人重博雅,今人重深细。第三、前人重综合,今人重分化。     

文明之间的交流与现代史学的走向--一个跨文化全球史观的设想

本文将着重讨论文明之间 ,尤其是西方与非西方地区史学彼此之间的交流及其对近现代史学兴起所产生的影响 ,也就是说 ,从一种跨文化的角度来考察近现代史学在全球范围内的变化。既然史学研究所透露的历史意识乃是构成文明认同的重要因素 ,因此考察史学的交流便可展现文明之间的交流与对话。本文将以东亚、伊斯兰和印度为例 ,来指出非西方地区的史家如何在接受和回应西方史学的冲击和影响的时候 ,重新估价和更新自身的学术传统 ,以求历史研究的“近代化”和“现代化”。     

中国传统史学的宗教职能及其对自身的影响

在典型宗教不占主导位置的中国古代社会,史学执行了一部分宗教职能,通过道德价值审判与舆论导向发挥着重要社会作用,这是史学得以与经学并列成为显学的基础。主流史学道德价值观本质上与社会统治集团一致,反映了其利益取向和追求,而且不会对其行为产生根本性的控制。传统史学的宗教职能,使其成为一种关心社会现实的入世的学问,而积极的入世使其获得强盛的生命力。     

史语所与抗战史学研究

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作为现代学术的一个重镇,其学者向以“史料学派”而著称。在国家罹难、民族受侵的多事之秋,他们各以其长,用“心力救国”,从不同侧面、层面在学理上为民族的解放和复兴寻找深层的精神资源支持。于是,就有了“抗战史学”。本文即以《史语所集刊》(1931～1945)为线索,借以探讨史语所与抗战史学的关系、结构及功能。     

朱熹史学思想三论

朱熹是集两宋理学思想之大成的伟大思想家,他在史学思想研究方面也多有创见。首先,朱熹从辨本末、别义利的要求出发,反对将史学置于理学之上,同时又从格物穷理、经世致用的角来倡导史学研究;其次,朱熹阐发了历史发展观是由道、文、势、人、气数和命运等复杂系统的思想所构成的;其三,朱熹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除有义理和功业两大标准处,还从人物的心术、气象、资禀、本领、见识等方面入手,评判人物标准严格而不乏宽容,通达而有所坚持,堪称知人论世的典范。     

郭熙编年考

郭熙是北宋中期著名的山水画大师和美术理论家，他的山水画创作和山水画理论，对后世影响极大。笔者通过对大量文献资料的整理挖掘，对郭熙的创作情况详加考证，以期对郭熙的研究增加一点确切的实证材料。     

编纂思想:推进中国历史编纂学研究的关键环节

史学名著的出色成就与史家编纂思想的独创性和合理性密切相关,以往对此却重视不够.今天应当加强对编纂思想的探讨,深入地阐释史家对客观历史进程的理解,史家所要强调和凸显的最有价值的东西,史家如何根据其确定的编纂思想来进行史著的记述议论和组织安排等.<尚书>是中国最早的历史典籍,其编纂思想的创始价值在于具有强烈的历史意识,极其珍贵地记载了中国古代文明前后相承的发展,在历史观上明确总结出"以史为鉴"的思想,在编纂方法上开启了后世"记言家"之先河,同时又有纪事本末体的创意.司马迁的<史记>成为传统史学楷模的重要原因在于其成功地贯彻了"成一家之言"的编纂思想,以"本纪"、"表"、"书"、"世家"、"列传"等五种体裁的相配合,构建了规模宏伟的社会"全史",重视记载"人"在历史进程中的决定性作用,勇于提出对历史和社会问题的独到见解.治史者只有抓住编纂思想这一关键环节,便能成效显著地推进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发展,并大大增强其思想价值.     

区域·结构·秩序——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对话

2006年4月17日,一场由刘平教授发起及其与包弼德教授共同主持的历史学与人类学的跨学科对话在哈佛燕京图书馆会议室举行。该对话围绕着当代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历史人类学的由来、中国历史人类学状况以及台湾的人类学研究等主题展开。而关于"什么是历史人类学"的问题,更是汇聚了来自多方的不同声音。这样的交流和交锋,对于中国当前以及今后的历史人类学研究,有着可以预期的启示作用。     

近10年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若干重要问题综述

近10年(2001—2011)来,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得到了快速发展,其中尤以天人关系、君主论、史学批评、少数民族史学的发展表现得最为明显。这就需要我们对本学科的研究现状进行一次较为系统的学术梳理,从而使我们进一步认识这一时期的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成果及发展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