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实”与“叛逆”——以葛浩文《生死疲劳》英译本为例

在文学翻译界“忠实”与“背叛”一直是一个争议性的话题，直到“创造性叛逆”概念的产生，较为有效地解决了这个纷争。“创造性叛逆”把人们的视角引向对“文化”的关注。《生死疲劳》是莫言的代表作之一。美国翻译家葛浩文的英译本使得该作品在英语世界里广泛传播。文章以“创造性叛逆”的视角，选取《生死疲劳》英译本中典型的例子，从生态文化、物质文化、社会文化、宗教文化和语言文化等五个方面进行对比分析，阐释因“文化隔阂”而产生的“忠实”和“创造性叛逆”现象及其所用的翻译手法，旨在揭示其文化价值，为文学翻译提供参考。     

翻译中“信”与“各有千秋”之我见

自严复先生提出“信、达、雅”翻译三原则百余年来，此三原则一直在对我国的翻译工作起着指导作用。然而，“信、达、雅”自提出之日起，在我国不同的历史时期，就三者是相提并论，还是以“信”为主，亦或根据翻译内容定主次，对此很多翻译工作者都有不同的解释。本文阐述了在“信、达、雅”三原则中，“信”是前提概念，是忠实于原文所具有的一切语言信息。所谓的译文的“各有千秋”，应当指译文的风格，而不应指译文本身。     

“忠实”翻译标准——解释学的解释

“忠实”似乎已成为译者的天职。然而，现代翻译理论对“忠实”这一翻译标准提出了质疑．翻译研究中的解构学派试图解构这一标准，传统“忠实”翻译标准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伽达默尔提出了“理解的历史性”的哲学解释学原则。根据这一原则，对传统“忠实”翻译标准的理解也应具有历史性。传统“忠实”翻译标准有可供解释的空间。     

“另类的忠实”——论女性主义翻译的创造性叛逆

“忠实”和“叛逆”似乎构成了翻译的两个极端。在女性主义翻译实践中,女性主义译者通过一种与“性别政治”息息相关的“写作方案”来演绎一种“另类的忠实”,强调翻译过程中的创造性叛逆,传统翻译标准的“忠实”受到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冲击,女性主义翻译为“忠实”这一重要而且最为基础的翻译标准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性别政治与翻译的忠实

本文试图从女性主义翻译理论重点关注的性别切入,揭示传统“忠实”概念背后的性别隐喻,展现女性主义译者对“忠实”概念的再度概念化过程,并分析它给翻译研究的认识论和实践论带来的巨大冲击和革新。然而女性主义的“忠实”产生了与之相反的实践效果,交流的困惑提醒女性主义译者思考重新诠释“忠实”的必要。     

从“忠实”到“理性多元”：翻译标准的构建

传统翻译理论强调译文对原文的忠实,其核心是“忠实”翻译标准。但后现代解构主义认为意义不是原先固有的,翻译并非在真空中进行,这在理论层面上彻底解构了传统译论的核心,但它并未建构出新的翻译标准。后现代建构主义学者哈贝马斯提出“交往合理性”的概念,认为交往合理性应包括“真实性、正当性、真诚性”。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社会交往活动,应遵守这一交往合理性。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提出了“理性多元”的翻译标准。     

“能指”与“所指”琐谈

瑞土语言学家索绪尔（1857－1913）提出了“能指”与“所指”这套符号概念，用以说明抽象概念或具体事物跟用来表示抽象概念、具体事物的语言符号之间的关系。概念、事物及其意义叫做“所指”；概念、事物及其意义的言语表现或文字表现叫做能指。在某种程度上说来，所指处于能指的背后，并且只有通过能指才能到达所指。能指是中介物，它需要有物质为依托，“意义”是能指与所指联结的产物。研究“能指”的指称能量究竟有多大？它与“所指”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这是语言符号学所研究的范畴。首先关注的是“称谓”，即给予具体事物或概念一个…     

“翻译忠实”的现象学分析(之二)——忠实结构的现象学分析

翻译忠实不是一种实体而是一种关系。有三个看待忠实现象的角度值得关注:一是在什么面前忠实,二是忠实本身,三是就什么而忠实。这三个视角合为一体,构成翻译忠实这一现象的统一结构。根据翻译忠实与"是之理解"的亲缘共在关系以及"是之理解"为翻译行为奠基的渊源性,我们可以把忠实结构的存在论分析视为对翻译可能性最基本条件的敞明。     

翻译标准：万变不离“忠实”

翻译标准一直是翻译理论界争论的焦点问题，学派众多，众说纷纭。国内翻译界，从严复的“信、达、雅”，到林语堂的“忠实、通顺和美”，再到许渊冲的“信、达、优”，都以“忠实”为前提。而国外译界推崇的“泰特勒三原则”和奈达的对等理论，也万变不离“信”。译者在翻译时要考虑的因素众多，但是准确是唯一标准，忠实是基本原则。     

翻译批评“忠实”标准的反思

在翻译研究和实践中从来都被奉为圭臬的“忠实’’不是一项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其本身就包含了两个不同而又不可分离的不同层面上的意义：实然与应然。从对“忠实”的两个方面的剖析和厘定中可以看出,描述事实与评判价值在翻译批评中是不可混淆亦无法分裂的阶段。     

从《红楼梦》两个英译本看“忠实”的度

以《红楼梦》的两个英译本为例，对“忠实”的度进行分析，认为由于翻译目的不同，使得译者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也就导致了对原文的不同的“忠实”的度。此外，还分析了一些影响译者翻译策略的因素，如赞助人、读者群、原语和的语地位等。因此“忠实的度”并不是绝对的，而是游离于“绝对忠实的译本”和“创作”之间的点的集合，即在两者之间存在各种各样的文本。     

从目的论视角看“忠实”的度——以《三国演义》两个英译本为例

长期以来,中西方传统译学都将“忠实”或“对等”视为翻译的绝对标准。基于目的论对“忠实”的论述,以《三国演义》的两个英译本为例,从故事情节描写及文化内容两方面探讨泰勒和罗幕士两位译者采取的翻译方法。由于翻译目的和翻译纲要不同,两位译者所采取的翻译方法大相径庭,导致两译本对原文存在不同的“忠实”度,从而在实践上证明了“忠实”确实存在度的问题。     

从异化和归化看《红楼梦》中“红”字的翻译

《红楼梦》的两个经典英泽本中,杨宪益翻译“红”字时基本采用了异化法来保存“红”字特有的文化意蕴,而霍克斯采用了归化的翻泽策略,舍弃了“红”字的文化意象。通过对《红楼梦》中“红”字翻译的比较分析,说明异化和归化翻译策略应兼而用之,取二者之长,使泽文最大限度地忠实于原著,并使译入语国家的读者能体会到作品本身的精髓,从而达到...     

“无损失的翻译”与翻译的虚无——再论传统翻译理论的“忠实观”

我们只要问一句：有没有一种不具有翻译性的翻译存在？如果没有,那么“翻译性”或“变异性”就是翻译的本质属性。一切文本一旦遭遇翻译,它就获得了自己的翻译性。如果说原文所要求于翻译的是忠实,那就应该是一种充分忠实于翻译的本质属性,并同时让译者在翻译时履行对自我显现行为的忠实。     

“读者层”、“读者群体”与忠实通顺的相对性──社会方言和地域方言对翻译标准的影响

“读者层”、“读者群体”与忠实通顺的相对性──社会方言和地域方言对翻译标准的影响章和升“忠实通顺”是翻译界广泛遵循的标准，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但该标准内涵丰富，在翻译实践中难以量化，不同的读者对此要求不尽相同，因而具有很大的相对性和可变性．如千篇一律...     

浅议英语“虚化”与“实化”翻译法

英语“虚化”与“实化”翻译,翻译必须忠实于原文,即达到“信”,这是翻译的基本原则。忠实于原文,并不意味着对原文的机械理解,逐字翻译;而应该吃透原文抓住其精神实质,用简洁、流畅、生动的语言表达出来。翻译中恰当地应用“虚化”和“实化”是指词、词组或句子在翻译中既不能译得过“实”,又不能译得过“虚”,“实”或“虚”应该灵活掌握。     

文学翻译：“叛逆”中求“忠实”

文学翻译过程中的“忠实”与“叛逆”现象一直困扰着译者,两者常被认为是僵硬的二元对立,不．可得兼。实际上,在“忠实”标准指导下适度“叛逆”往往是实现“忠实”的好方法,即：我们可以在“叛逆”中求得“忠实”。     

论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传统翻译理论强调“忠实”而忽略了“创造”与“叛逆”，强调语言层面上的转换而忽略了文化层面上的转换。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西方翻译研究出现的“文化转向扩大了翻译研究的对象，拓展了翻译研究的领”域，译者、读者和接受环境成为研究对象。文章试图通过对“创造性叛逆”这一命题的阐释，证明“创造性叛逆”的不可避免性和文学价值。     

诗歌翻译中“忠实”标准的多元取向——以朗费罗《金色的夕阳》的两种翻译为例

翻译的首要标准是忠实于原作。“忠实”标准适用于诗歌翻译时会表现出很大的灵活。性。对朗费罗的一首诗《金色的夕阳》的两种截然不同翻译表明，诗歌翻译中，由于译者对诗歌的各种内容与形式因素价值评判不同，“忠实”这一标准的取向是多元的，译者对这一客观标准的主观取向很大程度上影响译作风格。     

本雅明的“纯语言”解构主义翻译思想述评

传统的翻译思想认为,翻译应该忠实于原文,即要追求对等。德国思想家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他的《译者的任务》一文中指出,翻译不应该求同,而应存异。这从根本上对传统的翻译思想提出了质疑,他的“纯语言”翻译思想为翻译学研究开拓了崭新的空间,并被奉为解构主义翻译思想的经典。本文主要围绕本雅明关于“纯语言”的概念来评述解构主义翻译观的实质,并揭示它给我们带来启迪的同时又难以摆脱自身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