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舞(铜梁龙舞)

<正>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早在明朝铜梁龙舞就誉满川渝。铜梁龙舞是以龙为主要道具的舞蹈艺术,包括龙灯舞和彩灯舞两大系列,尤以大蟠龙、火龙最具特色。铜梁龙舞套路丰富、律动谐趣,伴奏音乐独特,道具构思巧妙,舞时烟花绕龙、造型夸张,常与民俗活动共同进行,群众参舞自由、退舞方便,具有极强的民众参与性。铜梁龙舞集中体现了团结齐心、     

浙江古村落入口空间“安全感”的营造手法研究

古村落入口空间是村落景观的重要节点,体现了独特的地域文化和审美意识。在古代天灾人祸、多乱不安的整体环境中,"安全感"作为居民对入口空间的一种感知,既是需求也是要求。以浙江传统村落入口空间为研究对象,在实地调研了20余座古村落的基础上,梳理各类文献资料,发现入口空间的"安全感"不仅仅通过景观营造手法来构建,同时也受到生态观、民俗文化的影响,从生态、景观及文化3个方面讨论村落入口空间"安全感"的营造手法,总结不同营造手法在入口空间的不同体现。通过挖掘浙江传统村落的人文、艺术魅力,为现代居住区入口空间设计提供借鉴和参考,进而推动浙江传统人居理念的继承与发展。     

从建筑现象看民族传统村落文化的迷失与“回归”——以贵州肇兴侗寨为例

影响传统村落建筑演变与发展的主要因素并非村落村民对私人或者公共活动空间的追求,而是取决于传统村落文化的变迁。贵州肇兴侗寨建筑从"木质结构"到"方盒子式水泥结构",再到"下砖上木"或者"外木内砖"的二元制结构的变迁路径,深刻揭示出建筑背后所隐藏着的现代城市文化与传统村落文化之间的冲突与对立,其中不仅牵涉肇兴侗寨村民对其传统村落文化排斥与迷失,以及对城市文化的向往与追求,暗含肇兴侗寨村民、当地政府、游客等多方利益与文化诉求的博弈和互动,还关乎在旅游资源商业化的背景下民族传统村落文化原生态保护问题。基于此,该文认为应该通过控制过度商业化的发展态势、将特质文化保护区与居住区相分离、产权置换等方式,寻求民族传统村落文化的"回归"。     

传统村落“整体活化”理路分析

鉴于当前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面临的诸多困境,活化被认为是实现传统村落保护和利用双重目标的重要途径。整体活化是维持传统村落作为生产生活综合性空间的必然选择,是延续农耕文明整体性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传统村落整体保护与化解可持续发展中诸多矛盾的有效手段。传统村落活化应着眼于村民、农业、经济、旅游、景观、文化、机制等七个维度,构建具有高度整合性、综合性和关联性的整体活化体系。通过七个维度的活化,培育内生动力,维系"农性"本质,夯实物质基础,突显文化魅力,营建宜居环境,提升经济价值,完善治理机制,使传统村落焕发新的活力,全面恢复生产生活活动,继续为人们提供丰富的物质和精神文化产品。     

论传统村落非遗与新型城镇化建设同行--以南宁市缸瓦窑村香火龙为例

传统村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浓缩了地域文化的精华,是地域特色文化鲜活的标本。新型城镇化建设给传统村落非遗保护带来挑战的同时,也孕育着文化传承维新的机遇。传统村落非遗保护与城镇化建设可以同行。利用村落非遗资源融入城市体系,推进特色城镇建设;营造村落文化社区,重建文化空间;重视整体保护,恢复文化生态;因地制宜发展文化产业,以文化资源的产业化推进就地城镇化的实现,从而达到村落非遗保护传承与新型城镇化的共赢。作为传统村落,南宁市缸瓦窑村地处城市新区建设核心地带,其自治区级非遗——香火龙的困境与际遇折射出新型城镇化建设中传统村落非遗保护传承的深层问题与可能路径。     

乡村文化传统的实践与乡村文化振兴——以清潭街“舞草把龙”为例

“舞草把龙”是清潭街重阳节期间流行且带有非物质文化遗产标签的特定仪式,将其置于人类学视野下,追溯并描述其缘起与流变,挖掘其在特定情境中所发挥的社会功能,对维系乡村社会生机活力具有重要作用。基于清潭街“舞草把龙”仪式的社会实践,即“舞草把龙”仪式入选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被列入“刘三姐文化”旅游节等种种事项,不难发现“舞草把龙”仪式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研究认为,这主要归因于“舞草把龙”仪式本身具有社会互动功能、情感联结功能、教育传承功能、社会控制功能。但仪式空间式微、仪式主体缺失等潜伏性危机不容忽视,亟待破解。而时下积极倡导的乡村振兴战略为乡村传统民间仪式的合理开发与乡村文化的传承创新提供了契机。     

仪式与“村落共同体”——以日本仙台秋保町马场村送葬仪式为例

20世纪60年代以后,日本农村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进入转型期,农村土地分化,农业生产家庭化,传统的以"本家"和"村组"为核心的村落共同体社会受到冲击,大量过剩的农村人口外出求职,农村人口老龄化。如今在日本,传统村落已经终结的说法不绝于世。但是,日本宫城县仙台秋保町马场村的葬礼仪式却表明,村落葬礼仪式不仅在今天仍然发挥着延续社会构造、整合社会秩序、强化集体情感的功能,而且还是村民文化和社会认同的重要基础,在维系村落"共同体"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总之,日本村落的文化传统在社会延续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不可低估。     

“板凳龙”背后的文化徽州

元宵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而元宵"舞龙灯"之俗亦由来已久。休宁县山斗乡有着流传已久,且独具特色的"板凳龙"这一民俗事象,其记载繁见于徽州的地方文献中。通过对当地青岭村村落概况及元宵节"板凳龙"习俗的研究,反映出中华汉民族地区的"龙"信仰在徽州地区的体现,折射出传统儒家思想对徽州地区的深远影响,而这一民俗事象得以传承延续亦是其社会功能的体现。最后,试图透过研究"板凳龙"这一民俗事象,解读其背后徽州社会深厚的文化内涵。     

从静态保护到活态传承:乡村生态博物馆营建策略——以黄山市休宁县木梨硔村为例

文章引入"生态博物馆"保护更新理念,以黄山市休宁县木梨硔山地传统村落为例,从地理特征、村落各层级空间、原生态资源、山村旅游业态发展四个方面分析木梨硔村"生态博物馆"营建的适宜性,归纳营建问题和困境,提出培养原住民"自下而上"的文化自觉意识、创建乡村"记忆中心"、挖掘适应现代需求的山村地域产业、完善法律法规、展开村落空间保护性设计更新实践等对策,以期为我国山地传统村落发展迈入良性循环提供理论参考.     

从静态保护到活态传承:乡村生态博物馆营建策略——以黄山市休宁县木梨硔村为例

文章引入"生态博物馆"保护更新理念,以黄山市休宁县木梨硔山地传统村落为例,从地理特征、村落各层级空间、原生态资源、山村旅游业态发展四个方面分析木梨硔村"生态博物馆"营建的适宜性,归纳营建问题和困境,提出培养原住民"自下而上"的文化自觉意识、创建乡村"记忆中心"、挖掘适应现代需求的山村地域产业、完善法律法规、展开村落空间保护性设计更新实践等对策,以期为我国山地传统村落发展迈入良性循环提供理论参考.     

文化生态学视野下村落传统体育文化研究——以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安仁板凳龙为例

基于现代化进程加快及多元文化冲击,村落传统体育文化如何保障其文化生态特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采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等研究方法,以安仁板凳龙为例,对其进行文化生态学分析,并提出具体发展思路,以促进村落传统体育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文化生态学视野下村落传统体育文化研究--以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安仁板凳龙为例

基于现代化进程加快及多元文化冲击,村落传统体育文化如何保障其文化生态特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采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等研究方法,以安仁板凳龙为例,对其进行文化生态学分析,并提出具体发展思路,以促进村落传统体育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彝族民间咪嘎哈祭俗的生态意义

作为滇中南彝族民间一个大型传统节祭,咪嘎哈祭俗具有多重生态意义。年度性咪嘎哈习俗,通过一系列严格而神圣的祭祀仪式,不断强化当地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生态理念,唤醒着民族历史记忆,传递着民族文化心理。咪嘎哈节祭酬神、娱人的民间艺术展演,促进了民族文化的可持续传承与传播,增强了民族文化自信心。丰盛的飨食互动,推动村寨内部及其与外部社会多向交流,整合村落间各文化主体,构建良善的民间社会生态关系,维系和谐至亲的地域社会。     

“人龙舞”形式内容、功能特征和价值意义的社会学阐释

文章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人龙舞”的起源、结构、功能特征和价值意义．研究发现“人龙舞”具有中原“龙”文化和海洋文化双重特征．其功能主要表现在教育功能、人的社会化功能和健身娱乐功能;其价值意义主要体现强身健体、推动地方的经济文化建设和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等方面．     

龙舞在中国传统哲学视域中的审美特征

中国传统哲学的"天人观"、"虚实观"、"气韵观"对中国龙舞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龙舞的发生发展在本质上可视作中国哲学思想最生动、最直接的形象表达.对中国龙舞的关注不应仅停留于舞龙过程的呈现,还需聚焦这些物化形式后丰富的精神蕴涵和独特的思维方式.文章以中国龙舞的重要代表——"铜梁龙舞"为切入点,试从中国传统哲学观的角度关照这一享有"中华第一龙"美誉的龙舞样式,以揭示龙舞艺术所积淀的民族审美特征与文化精神.     

论传统村落的审美价值

传统村落是体现家园生息图景与艺术审美价值的物质文化载体,承延着中华民族文明生生不息的审美愿景;是孕育传统文化价值、民族精神、审美理想的文化“母体”,体现着生态伦理、家园图景、艺术观照等精神价值图式的景观画卷。选取湖湘地区传统村落作为主要研究案例,揭示审美价值的物化表征形式和文化表达路径,继而总结传统村落审美价值的共通性。研究发现：传统村落的审美价值以满足生存居住为首要特性,以生命价值活力愿景、生产聚落家园形态、艺术审美观照为主要特征,以农业手工艺文明、家园聚落共同意识与生息生态图景为鲜明特性。汲取传统村落审美价值,可促进现代和美乡村建设。     

从“舞乐”到“歌乐” ——论《诗经》颂诗的演变

《诗经》中有三组颂诗,曰《周颂》《商颂》《鲁颂》。三《颂》虽同为庙堂祭祀之乐,而辞风却异,简言之,《周颂》简略古拙,《商颂》《鲁颂》词繁夸侈。造成三《颂》辞风差别的原因在于祭祀中的主导表意方式的变化,即《周颂》承袭了远古祭祀方式,以舞娱神,是谓"舞乐";而商、鲁二《颂》受礼乐文化较深,借歌表意,是谓"歌乐";以舞娱神,则歌诗非其所重,其辞必简;借歌表意,需长歌方能尽其情,其词必繁。从《周颂》到《商颂》《鲁颂》,体现了《诗经》颂诗的演变。     

城步下团苗寨“吊龙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略论

城步下团苗寨"吊龙舞"是集扎制技巧、表演技艺、巫傩文化、梅山文化等为一体的优秀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当前出现的诸如老艺人的自然消亡不可抗拒、多元文化冲击当地吊龙文化、传承面窄暗藏传承危机以及资金不到位导致传承艰难等问题,将影响其进一步的保护、传承和发展。为此,需进一步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增强传承主体的文化传承自觉意识。     

陇南白马藏族傩舞戏服饰艺术研究——白马藏族文学整理与研究之三

陇南白马藏族傩舞戏主要包括池哥昼、甘昼和麻昼三大类,其服饰最富特色的是生活化和滑稽性结合统一的池哥昼、甘昼傩舞戏服饰。相比而言,麻昼服饰在艺术性和丰富性方面则更胜一筹,显示着白马藏族傩舞戏独特而深刻的文化内涵。整体来看,艺术化和程式化是白马藏族傩舞戏服饰发展变化的两极,在白马藏族娱神和娱人的傩舞戏表演中,服饰穿着则遵守着其独有的规则。     

论“弃龙”与“扬龙”的文化选择——兼谈人龙舞的文化价值与当代意义

龙的形成是历史的选择,龙文化是历史的积淀,历史不可更改,“弃龙”并不可行。“人龙”是中国龙的本质,是中国龙文化的最高境界,弘扬中国“人龙”精神,赋之以新的文化元素,创制中国龙之新形象,实乃有力回击“弃龙”之文化思潮、保护民族精神遗产和创新中国龙文化的重要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