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变迁下的农村社会组织

回顾乡村治理结构变化的历史过程,农村社会结构以及不同治理主体间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多中心乡村治理格局正在成为目前中国农村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主要方式。农村社会组织作为治理活动中的重要主体,在协调不同治理主体关系、实现村民利益有效表达、推动农村社区民主意识形成等方面发挥着关键性作用。由于自然嵌入农村社会结构,农村社会组织通过组织运作实现了不同治理主体的广泛参与,这与目前乡村多中心治理格局目标相得益彰。乡村治理过程显然需要组织运作机制与传统村民自治机制有机结合。因此,农村社会组织充分发挥其社会功能,并与农村党组织、村民自治组织、村民个体等治理主体相互合作协商是解决目前农村社会治理困境的主要出路。     

冲突、困境、反思:社区治理基本主体与公民社会构建

目前,在社区治理基本主体结构中,不仅业主委员会与物业公司的关系是社会矛盾与冲突的聚焦所在,而且同属居民自治组织的业主委员会与居委会之间的磨擦和纠纷也风生云起.从业主委员会而论,存在着业主大会召开难,业主委员会筹建难、正常运作难、司法维权难等"五大难"问题.从物业公司而言,不仅有服务质量与态度皆差的问题,而且其问题之多,已被报刊等媒体称之为"泛滥成灾"、"触目惊心"、"混乱不堪".调查显示上海有九成业主既不满业主委员会现状,更不满物业管理.从居委会来看,其组织的职业化、科层化、行政化趋向,不仅使自身应具有的自治功能难以展现,而且作为行政权力代理人的"错位"角色,也使社区治理与民主发展的组织载体陷入紧张与不协调的困境.而在现实体制下的一些政府部门,在反映城市基层社会权力深层秩序的博弈中,行政强权始终是公民社会构建严重滞后的症结与"瓶颈".通过对近年来上海市社区治理基本结构中存在的矛盾、冲突与困境的经验研究和案例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当前社区治理由于受到市场话语权和制度性因素的结构性约束,政府追求社会治理的理想目标与现实体制与制度的张力存在冲突,这使社区建设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因此,当下社区治理不仅存在驱动力不足的困境,而且更重要的是应变革路径,必须对社区治理的基层主体进行制度配套、体制改革、结构调整、机制创新、资源整合以及角色与功能重新定位,必须对制度、机制和观念层面有实质性突破与创新,否则社区治理实践的前景将充满变数.     

协商民主视角下安徽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机制研究

协商民主理论强调的核心要素是公共政策协商的民主平等、公共利益对话的自由理性、公共治理活动的公开公正,协商民主理论对基层民主建设是一种较好的契合模式。通过实地调查,目前安徽省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中蕴藏着一些不可忽视问题:农村基层民主政治体系问题、农村基层民主政治过程问题、农村基层民主政治中政策执行问题等。在农村基层推进协商民主的治理,要在完善选举机制的基础上,着力加强以决策、听证、协调、咨询等为重点的协商机制建设,构建以人员纵横流动和基层社会信息交流为内容的交流机制,构建以两委合作、村民合作、乡村干部与村民合作、基层政府与村自治组织的合作为内容的合作治理机制。     

当前我国基层协商民主机制创新之理性审视

当前我国基层协商民主机制在治理模式、社会治理创新、新兴基层社会组织、村(居)民自治等实践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成效、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需要加以完善和提高.为此,需从完善党群合作协商共治的互动机制;完善利益整合与矛盾协调机制;健全和践行平等对话机制;完善和创新基层协商民主的参与决策机制;进一步创新与完善基层协商民主的协同合作机制;注重创新和实践,建立基层协商民主的制度稳定和法治保障方面的机制,推动基层协商民主机制创新,促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健康发展.     

公共治理视阈下的城市社区业主维权

城市社区业主维权是伴随我国住房商品化改革而出现的新兴社会现象.现阶段,物业纠纷和业主维权事件趋多,社区矛盾和冲突呈升级态势,所涉及的公共问题愈加复杂.维权动机多元化、维权主体组织化、维权方式多样化和专业化、维权活动政治化趋势初显端倪.基层党组织和政府应对此类挑战时,应遵循中立原则、掌舵原则和服务原则,健全立法吸纳、行政吸纳相结合的民意整合方式,建立协商民主与竞争民主相结合的社区治理机制,完善业主委员会与居民委员会自治制度,加强多元主体参与的社区公共治理.     

农村基层协商民主的困境与对策

农村基层协商民主是民主治理的一种形式,是中国民主政治在农村发展最广泛的实践。作为村民自治的一种实践探索,对于提高村民自治的合法性和有效性等意义重大。近年来,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在运行中面临一系列困境,主要表现为:村民参与不足;协商主体结构失衡;协商机制不健全。农村基层协商民主要走出困境,需要提高村民的参与程度,提高参与主体的素质;优化参与主体的结构;建立健全协商机制。     

城市住宅小区物业管理面临的困境及其生成机制

近年来,我国城市物业管理纠纷呈现爆炸式增长态势.为了有效破解物业管理的困境,需要深入分析矛盾的成因.基于田野调查和机制分析方法,研究发现我国城市住宅小区物业管理过程中存在五大矛盾.这些矛盾综合作用,共同导致城市普通住宅小区的物业管理困境.从法律关系看,我国物业管理兼具私人性、集体性和公共性等三维属性.物业管理矛盾的生成机制在于无公德的个体、业主自治力不足和政府管理缺位.破解这些矛盾需要在政府主导下构建由政府、市场、社会三方共同参与,合作共管的物业治理机制.     

民主发展史视阈中的行政参与

基于民主发展史的视阈来看,政治民主形式由代议民主转向协商民主,给随其兴起的多中心治理模式下的行政参与提出更高要求,即行政参与必须是全流程、多主体的行政参与。鉴于传统民主形式给行政参与带来的深刻困境,正在兴起的协商民主,能够有效实现多中心治理承诺的道德、建构和共识理想,因此基于协商民主理念推进多中心治理模式,代表着行政参与的未来方向。由此,建构具有协商民主特征的行政参与,必须满足协商民主的一系列规范性条件,即具备协商民主需要的话语特征、社会机制和公共精神。     

治理民主视野下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研究

文章概述了治理民主理论,认为其能够在价值取向和实践路径两方面为推进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提供重要理论指导。从该理论视野出发,发现法治民主和分权民主此二“基础性民主”建设滞后是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面临诸多困境的根本原因,而“上层性民主”的欠缺严重影响了制度绩效。为扎实推进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应大力建设治理民主,依次以法治民主提供制度框架;以分权民主形成多中心治理;以“上层性民主”完善监督评价机制,不断提升公共服务的购买绩效。     

新农村视域中基层村民自治的困境与出路——基于湖南冷水江市村民自治的实践

在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以村民自治为内容的中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业已取得比较可喜的成就，但同时也遇到村级民主选举制度不够完善、村级民主决策程序不够科学、村级民主管理内容不够规范、村级民主监督机制不够健全等一系列困境。以湖南省冷水江市周边农村作为我国新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缩影，对其民主现状进行了重点考察和广泛调研，并重点针对调研中发现的有关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从目前农村基层民主的制度、运行和观念三个层面分析了基层村民自治困境的成因，并从发展生产、理顺关系、创新机制、健全法治等方面探求中国新农村村民自治走出困境、规范运行和长足发展的出路。     

农民合作组织介入乡村治理的作用机制

取消农业税之后,乡村治理状况有所好转,但仍面临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不能有效回应广大农民多元化的公共服务需求、乡村党政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威依然不足、乡村社区内部自治性公共事务缺乏组织依托、部分利益冲突不能及时有效解决等现实困境。这些困境的存在为农民合作组织介入乡村治理并发挥作用提供了契机。农民合作组织介入乡村治理主要有三种作用机制,即合作-服务机制,合作-信任机制,合作-协商机制。建立健全这三种作用机制,对于重构乡村治理结构、再造乡村共同体、激活乡村民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农村治理主体多元化的现实困境与实现路径

在村民自治的背景下,我国农村治理主体多元化成为农村治理的必然趋势。基层政府、农村党支部、村民委员会、广大村民都成为农村治理的重要主体。但由于我国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农村改革是政府自上而下推动的一次不彻底的改革,在农村治理的实际运行过程中,仍然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单中心"治理,致使农村治理主体多元化的实现遭遇到了种种困境。针对此,笔者从改革农村治理主体、完善多元合作治理体制两方面探寻实现农村治理主体多元化的路径,这本身也是对村民自治制度的完善路径进行探求。     

诺贝尔之路和共用资源的自治之道——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演讲与问答

与解决集体行动困境问题的私有化和政府模型不同,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开创性地提出了解决集体行动困境的第三条道路——自主治理,并进一步发展了多中心治理理论。在简要回顾有关集体行动问题研究背景的基础上,翻译整理了2011年5月9日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在＂北航大讲堂＂的主要演讲与问答内容。这些内容不仅涵盖了对其诺贝尔之路的探讨,对其学术研究思路和方法的分析,而且通过对公共交通、中国改革、官僚制的交易成本、内蒙古草原管理、多中心治理和集权传统的矛盾、制度多样化、提高私人生活水平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异质性在自治系统中的价值等具体问题的互动讨论,探讨了她自治和多中心治理学说的理论和应用问题。     

村民自治解困视角下基层政府治理模式选择

治理与自治是一对辩证的逻辑关系,自治是治理的基础性条件,治理是自治的一种巩固性战略。针对村民自治中存在的村民委员会行政化角色困境、农村富人阶层利益化功能困境、普通村民原子化能力困境,基层政府要以治理与自治的辩证逻辑关系为理论指导,进行角色的重新定位,转变为自治服务者。基层政府要通过协同治理模式端正村民委员会的角色,通过合作治理模式引导农村富人阶层的功能,通过互动治理模式提升普通村民的能力,并对各种治理模式加以综合、灵活运用,实现基层协商治理的法治化、制度化发展。     

基层协商式民主自治的实践方式及 形成机制实证研究

基于对苏南Q村基层民主自治实践情况的实证研究,通过访谈、观察和对相关制度性文件的整理,发现Q村在村级治理行政化的背景下,自治与行政之间并未产生冲突,行政也未消解自治。其民主自治实践具有运行实体化、参与平等化、决策协商化的特征。Q村的协商式民主自治实践能够有效促进民主参与,促进意见协商。通过研究表明,协商式民主自治的萌发源于行政治理的瓶颈与集体土地经济的发展。协商式民主自治的制度化经过了行政发现和培育的过程。Q村的经验不止具有个案意义,随着行政治理手段瓶颈的加深和新《土地管理法》对集体土地经济的激活,村民和国家将从内外两方面对民主自治产生需求。村级治理需要回归自治,发挥协商民主自治的功能。     

试论我国乡村协商治理的发展与推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确立起来的“乡政村治”治理格局逐渐变成了“乡政”主导“村治”的一元化治理.在探索实现“乡政”与“村治”良性互动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村民自治和基层政府管理相结合的民主协商、良性互动的乡村协商治理形态,推动了乡村经济社会的发展.但是,由于固有的城乡二元体制、相关法律制度规范的失效或缺失以及民主传统相对缺乏等原因,现阶段我国乡村协商治理的发展仍然面临诸多困境.勃兴于西方社会的协商民主为我国乡村治理提供了一种新视角,并对于克服乡村协商治理的发展困境,推进并完善我国乡村多元主体协商合作、共同治理的形式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西方治理理论的价值取向与理论困境

西方治理理论建立在对传统等级官僚制模式和自发市场模式的反思基础上,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扩展和信息社会的到来而产生。治理理论的价值取向在于它试图消解传统民族国家主权的绝对性,明确主张多中心治理,打破传统民族国家与国际社会、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市场与计划之间的二元对立思维,倡导社会各行为体间通过谈判、协商式程序技术以治理社会公共事物,运用合作、互惠与信任的社会资本而最终形成一种自主的合作网络,尊重多样性在良好治理中的重要作用,表现出明显的后现代主义色彩。治理理论面临诸多内在的理论困境:它偏重直接民主,却仍然需要间接民主;提倡多中心治理,但官僚制作为一种有效的组织方式在其后官僚制前景中仍然发挥重要作用;在重构合法性的同时使责任的归属困难重重;可行性与有效性的困境则可能导致"治理失败";"全球治理"的追求并未改变强权政治的本质现实。     

协商民主：村民自治过程中廉政治理的生长点

近年来,在多元利益分化、中国协商民主体系化、村民民主自治困境等现实逻辑下生长出的农村协商民主,有效推进了农村公共事务解决,拓展了农村治理新空间,但协商民主制约监督村级权力运行、整治侵害群众利益的价值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事实上,协商民主这一价值体现在村民自治过程中：补充民主选举,规范权力生成方式;融入民主管理和决策,制约权力运行;推动民主监督,完善村级权力监督体系,因而可成为廉政治理新的生长点。在进一步推动农村廉政治理中,还需加强协商民主自身建设：衔接高层协商与基层协商,创新协商民主具体路径;改善农村政治贫困,培育协商主体公共理性;构建协商民主制度,规范村民参与程序;准确定位参与主体,保证协商民主质量。     

富人治村:中国基层治理的政治学考量

近年来中央把"双带双培"政策作为农村基层组织工作的主导方针,"富人治村"成了基层政权、农民、富人三者基于自身利益,在乡村治理的互动与博弈中形成的一种无意识的合谋行为。与依靠乡村内生性力量实现的国家集权简约治理下传统的"乡绅治村"相比,可以说"富人治村"在主体合法性、主体产生机制、主体治理行为上已经丢失了儒家文化的使命感。从政治学角度分析,他们的治理行为也将农村基层治理带入到村庄权力场域的结构化、村庄治理私人化、基层政权权威弱化的困境。解决上述问题,可通过以下途径:构建完善村民自治法律,规范基层选举机制;建立健全农村基层治理体系的管理监督机制;培养和提升"富人"村干部的治理能力;培育村民民主意识,推进基层村民自治。     

基层群众自治中的协商民主探讨

协商民主在乡村治理中的实践,创新了我国乡村群众自治制度。它用于乡村治理中的动力来自于村民的民主参政意识和维权意识,并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了我国乡村治理中政府与村民互动机制的要求,同时也有利于解决乡村治理中的民主困境。近年来,协商民主在基层民主发展的过程中展现出了鲜明的实践特色,但也暴露出许多问题,如乡村社会的经济压力导致对协商式治理方式的冷漠,相关制度的缺失,协商主体参与能力的差异等。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完善乡村治理中的协商民主,首先应该健全相关制度,其次要规范协商程序,最后需要培育村民的民主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