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利法》第三次修订中的生物剽窃问题探析

随着生物技术的发展,遗传资源显示出巨大的科学价值和经济价值,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严重的生物剽窃问题。各国纷纷加入《生物多样性公约》》《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国际湿地公约》等国际公约,同时积极进行国内立法活动。中国第三次修订《专利法》,对生物剽窃问题进行规定,在立法中首次明确提出遗传资源的来源披露制度,对遏止生物剽窃行为,保护中国遗传资源必将起到积极作用;但该法没有对遗传资源披露制度的基础即遗传资源国家主权原则进行确认,没有明确规定遗传资源披露制度的适用对象、审批机关、审查内容等基础性问题,也没有对遗传资源披露制度的目的惠宜分享制度进行规定。依照修订后的《专利法》条文仍然难以解决具体的生物剽窃问题。     

我国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的立法建议

随着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生物技术的高速发展,遗传资源的保护问题也日渐凸显,遗传资源的获取与惠益分享所涉及的法律问题渐渐走进了人们的视野,尤其是在《名古屋议定书》之后,对于我国的遗传资源保护法律与管理体制又提出了新的挑战,解决遗传资源的获取与惠益分享的法律问题已经刻不容缓,必须尽快完善我国的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的法律制度,以最大限度的保护遗传资源并实现最佳收益。     

生物与遗传资源权的权利属性及其立法模式探析

文章详细分析了生物与遗传资源权同时具有的人权、主权、公权与私权等四个方面的权利属性和不同权利属性之间可能发生的冲突。以此为基础分析了我国现有法律制度对生物与遗传资源保护的不足之处．指出应当建立以专门保护生物与遗传资源的特别立法为核心的综合法律体系。     

我国生物遗传资源立法模式路径选择

生物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保护、获取与惠益分享是我国环保领域弱项,当前国内立法既无法满足国际公约履约要求,又无法满足国内日益增长的生物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实践要求。通过分析我国生物遗传资源立法现状,剖析当前立法问题,结合国外生物遗传资源立法模式,提出我国生物遗传资源立法进路:修订既有法律、加快专门立法进度、制定综合性立法。     

遗传资源保护路径选择的理论基础

遗传资源的价值在于遗传材料所蕴含的遗传功能信息而不在于遗传材料本身,过于注重遗传材料的物理属性而忽略遗传资源的信息资产价值是现有国内外遗传资源保护制度存在的明显缺陷,片面追求遗传资源保护的经济价值而忽略其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是遗传资源保护理论研究的明显误区。突破物权制度的藩篱,从无形财产的视阈深入研究遗传资源以及遗传资源权的概念、权利客体及权利主体等理论问题,把握遗传资源的财产属性,并以此为基础探寻合理的保护路径是遗传资源研究的新思路,也是本文的主旨。     

非洲国家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的保护与协调机制探析

生物技术及相关产业的发展使遗传资源在当今各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渐重要。总体上看,发展中国家是遗传资源提供国,发达国家是遗传资源获取国。双方围绕着遗传资源的法律地位、保护、获取与惠益分享等问题形成了不同的立场和态度。多年来,非洲国家从国际、地区和国内三个层面上,就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的保护与协调机制的形成做了大量的工作,基本上构建了相关保护与协调机制,借此维护了非洲国家对遗传资源的主权。     

生物遗传资源的法律保护研究

生物遗传资源是包含生物遗传功能材料的资源;这种材料应该是＂活体＂,对我们具有实际的或者潜在的价值。生物遗传资源的权利主体应为相应的资源所属国和特定的自然人群体。在使用生物遗传资源的过程中,权利主体享有同意权。对于生物遗传资源的开发利用,权利主体可要求获得相应的利益。对于生物遗传资源的保护,我们不可能直接采取专利权的保护模式,只能间接采取专利权的保护模式。我们应参考印度、乌干达等公法规制国家的立法,强调对生物遗传资源保护的公法规制,以专门立法的形式对生物遗传资源进行保护。     

农业遗传资源权的生成及其体系构建

为促进农业遗传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构建农业遗传资源的权利保护体系势在必行,而国际相关立法的推进、权利意识的兴起、学理研究的深入,为农业遗传资源权的确立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农业遗传资源权体系在构建过程中,还面临着权利客体、权利性质、权利主体较难确定等诸多困境。提出以立法模式的选择、财产权体系重构、权能内容的设计、专门机构设立等为切入点,构建农业遗传资源权利保护体系,充分发挥农业遗传资源权在促进农业遗传资源保护和利用上的重要作用。     

我国遗传资源公权保护之法理探究与制度构建

遗传资源之资源本位性及公共属性决定了遗传资源公权保护之必要性和可行性。公权以公共利益为价值取向,契合了保护遗传资源的公共利益诉求,能够为实现遗传资源保护与研发利用之间的良性循环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因此,立足于公权保护的视角,加强遗传资源数据库建设、确立以自然保护区为依托的生物物种多样性保护机制以及完善防范遗传资源流失制度,成为我们解决当前我国遗传资源保护的现实困境的必然选择。     

生物技术时代农业物种多样性危机及其防范

生物技术作为21世纪的核心技术,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革命性的变化。但是,以农业为基础的生物技术,在农业生物育种技术发展到可以控制生命遗传特征的同时,也给农业物种多样性带来了危机。农业物种多样性危机产生的机理有生物价值发现后的过度开发、良种推广中的传统物种遗弃、生物育种中的育种失败、种质资源保护中的天灾人祸、生物资源争夺中的国际控制等多种原因,防范农业物种多样性的措施有：宣传防范、科技防范、行政防范、法律防范和国际防范等。     

城市土地权利体系的应然与实然——兼评《物权法》关于城市土地权利体系立法的成功与不足

构建合理的城市土地权利体系，有利于充分利用城市土地，防止土地资源的闲置和浪费。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在城市土地上设定的用益物权主要有地上权、地役权、人役权、典权等。应当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并结合具体国情构建中国的城市土地权利体系。     

人权政治化与人权的国际保护

人权的国际保护问题是二战以来国际法领域中引人注目的问题。由于人权本身的特殊性,在人权国际保护中存在着政治化倾向,一些国家利用人权实现自身的政治利益,以保护人权为名干涉别国的内政,导致人权的政治化。人权的政治化主要表现为“人权外交”和“新干涉主义”。文章指出人权政治化的原因主要在于国际力量对比的差异,而世界格局的多极化应成为人权国际保护的重要基础。     

邓小平人权思想形成依据之我见

形成邓小平人权思想的理论依据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马克思恩格斯对人权的基本立场和观点 ;二是毛泽东的人权观 ;三是现代人权理论发展的积极成果。形成邓小平人权思想的历史和现实依据也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世界人权发展的历史、现状及趋势 ;二是社会主义国家过去在人权方面的经验和失误 ;三是当今国内外人权斗争的复杂尖锐的形势     

公民宪法财产权略论

我国学者一般未将公民宪法财产权与公民民法财产权相区分。公民宪法财产权与公民民法财产权既相区别又相联系,借鉴西方财产权的基本理论,分析它对公民宪法财产权的意义。     

知识产权的内圈权利与外圈权利——兼论知识产权的行使和禁止

知识产权权利人在行使权利的时候,会出现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权利人有权主动行使的权利范围小于权利人有权禁止他人侵犯的权利范围,即“权利”与“被侵犯的权利”的范围不一致。如果将知识产权视为一个圆圈的话,权利人可以主动行使的权利在圈内,是有限的权利,而权利人有权禁止他人侵犯的权利则在圈外,并且是无限的权利。本文列举了存在于知识产权领域的此种现象并且分析了产生该现象的原因,以期能为知识产权权利人及使用人提供帮助。     

荣誉权立法规制探究

我国学者在理论上对于荣誉权是否应作为一项独立的民事权利以及荣誉权的性质、客体和内容如何界定都存在激烈争议。由此也导致了实践中如何认识荣誉权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和荣誉权侵权的民事责任等疑问。文章认为荣誉权应作为一项独立的身份权由立法加以规定,荣誉权的客体应包括荣誉及由此产生的精神利益,相应地,荣誉权的内容应包括荣誉保持权和精神利益支配权。在此基础上,通过立法对荣誉权的性质和内容的明确规定以加强对荣誉权的保护。     

农民生态权权利缺陷对农村生态保护的影响及立法对策

赋予农民生态权可以使农民成为农村生态维护的权利主体,为农民在生态立法上争取话语权奠定制度基础。然而,生态资源的公共性导致农民生态权权益主体的权利不明晰、生态资源的有限性引发生态权利冲突,这使得农民生态权在农村生态保护中遭遇实施困境。为了使作为抽象人权的农民生态权在农村生态保护中得以落实,在理论上应明确生态权在权利体系中的地位,在立法上需要具体规定作为农民生态权权能的生态知情权、生态参与权、生态公益诉权。     

认真对待少数人权利——人权话语下的考量

25年前,美国著名法学家德沃金就提出了"认真对待权利"的命题;25年后,权利问题仍然是我们这个时代所必须认真对待的大问题与真问题。少数人作为弱势群体的一部分,其权利日益受到各国的关注与重视。但是由于理论上的缺失和实践上的背离,少数人权利的保护仍然面临困境。基于人权的普遍性和平等理论,认真对待少数人权具有必然性和正当性。     

何物“人权”是非多？论“人权”的内在“悖论”及其被利用

针对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人权外交”中经常出现双重标准的现象,文章认为人权所包含的自由和平等要求,实际上是适应市场经济的价值观念体系,此即“商赋人权论”;但是,由商品经济产生的人权体系都是一个具有“悖论”特征的组合体,不仅不同的个人或群体均可以用自己的尺度理解自由和平等,而且人权本身所包含的自由和平等本身就是彼此冲突的,等等。由此,可以按照逻辑推出,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在“人权外交”中不断出现双重标准现象,正是他们利用“人权悖论”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