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分权视角下我国地区间税收转移与竞争机制研究

随着财政联邦主义理论的兴起与成熟,财政分权活动在世界各国不断展开。财政分权不但有利于地区间政府发挥其积极性与主动性,还能够满足地区内社会公众对差异性公共产品的需求,而随之而来的便是围绕经济资源与税收资源展开的税收转移和竞争活动。本文以此为视角,首先分析了税收竞争的内容与特征,然后讨论了财政分权体制下的地区间税收转移问题,最后对我国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的效应进行了分析,得出了一些结论,希望这些结论能够指导现实的实践。     

中国地方政府养老保险征缴是否存在逐底竞争?

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提出"尽快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要达成以上目标,首先需要了解清楚地方政府的养老保险征缴行为。本文基于2005~2015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利用空间计量模型,检验了我国地方政府在养老保险征缴方面是否存在逐底竞争行为。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养老保险征缴强度会对外资流入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不同地方政府的养老保险征缴强度和实际缴费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因此,逐底竞争假说在我国地方政府养老保险征缴方面得到了验证。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本文认为:要顺利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中央政府必须重视防范地方政府在养老保险征缴方面的道德风险,并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责任。     

财政分权、地方政府竞争与FDI的增长效应

中国的财政分权体制与西方联邦国家的不同,财政分权导致中国各个地方政府围绕经济指标为追求政绩而进行锦标赛式的竞争。财政分权程度越大,地方政府竞争辖区外流动性要素的程度就越大。以对FDI的竞争为例,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东部地区地方政府是一种全方位的深层次竞争,中西部地区仅在税收优惠和增加财政支出方面具有明显效果。进一步的实证结果表明,财政分权导致的地方政府对FDI的激烈竞争,在东中部地区不利于FDI发挥增长效应,在西部地区则得出相反的结果。本文认为应及时改革现行的财政分权制度和对地方政府的考核激励机制,才能更好地发挥FDI的增长效应。     

财政关系改革对地方政府规模的影响

文章以当前中国财政分权改革为背景,基于中国32个省级行政区域（以下简称省区,港澳台地区除外）2014—2019年的面板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财政关系对地方政府规模的影响。研究表明,税收分权、纵向财政平衡度和GDP增长率对地方政府规模有显著的负效应。根据实证分析结果并结合国内财政关系现状,从税收分成比例调整、税收制度优化和理顺央地财政关系三个方面提出了促进财政分权改革的政策建议。     

纵向竞争、税权配置与中国财政收入占比变化

政府间横向竞争虽能解释中国经济成功转型背后的逻辑,但其效应却与中国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的上升矛盾。在此背景下,政府间纵向竞争被纳入研究的视野。经典文献认为,当上、下级政府围绕共同税基展开竞争时,由于公共池塘效应的存在,均衡税率会走高。但中国的税权配置与标准的财政联邦制有很大差别,因此纵向竞争能否纠正横向竞争引发的逐次均衡,有待检验。假定中央政府掌握调整名义税率及税收分成比例的权力,本文从微观视角研究发现,纵向竞争未必能纠正逐次均衡结果,其效应与税权配置挂钩,实证检验证实了上述发现。通过对基准模型的拓展,本文最后探讨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财政收入占比呈U型变化的原因。     

探析我国政府间税收竞争问题

本文从阐述政府间税收竞争的内涵出发,接着探析了我国政府间税收竞争的成因、表现形式及其后果,并对规范我国政府间税收竞争提出了一定的政策建议。     

中国式分权与财政支出结构偏向:为增长而竞争的代价

经济分权同垂直的政治管理体制紧密结合是中国式分权的核心内涵,本文在此背景下讨论地方政府支出结构偏向的激励根源,并通过构造财政分权指标和政府竞争指标、利用1994￣2004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我们的推断进行实证检验。本文主要结论是:中国的财政分权以及基于政绩考核下的政府竞争,造就了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结构"重基本建设、轻人力资本投资和公共服务"的明显扭曲;并且,政府竞争会加剧财政分权对政府支出结构的扭曲,竞争对支出结构的最终影响则取决于分权程度,而1994年之后包括科教兴国、西部大开发在内的现行重大政策并没有缓解这种状况。这意味着,中国式分权在推动市场化和激发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的同时,与之伴随的成本可能正在上升。     

地方政府对集聚租征税了吗?——基于中国地级市企业微观数据的经验研究

本文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利用1999~2007年中国地级市工业企业层面的面板数据,检验了城市集聚经济和产业集聚经济与企业税收负担之间的关系。我们发现,中国的地方政府并没有对集聚经济创造的集聚租征税,向下的税收竞争仍然是地方政府之间策略性反应的常态。这意味着通过集聚经济创造的集聚租来引导地方政府实现自发的税收协调机制在中国并不存在。中国式分权与以GDP为主的官员绩效考核机制相捆绑的制度安排形成了地方政府之间为增长而竞争、地方保护主义和国内市场分割、中国城市集聚经济不足、不稳定与趋同以及依靠"政策租"而形成的虚假产业集聚可能是阻碍这种自发协调机制运行的原因。我们认为,通过相应的政策和制度安排,这种自发的协调机制理应成为中央政府通过地区间均等化转移支付制度进行协调之外的一种有益补充。     

地方政府财政风险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

本文以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以及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为切入点,运用1995—2008年我国分省面板数据,以地方政府财政赤字率为风险指标,对财政分权和由财政分权引发的地方政府竞争与地方政府的赤字水平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显示财政分权和地方政府竞争都显著地影响地方财政赤字水平。财政分权程度越高,地方财政赤字水平越高。地方政府竞争越激烈,财政赤字水平也越高。由财政分权带来的地方政府的竞争效应较之财政分权本身能够更好解释地方政府的赤字膨胀。     

现代财政制度的基本要素与构建逻辑——基于政治代理模型和中国省级数据的分析

现代财政国家是拥有现代财政制度和合意财政能力的国家,是以现代财政制度为切入点建立起健全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国家。现代财政制度应该包括现代税收制度、现代预算制度、税收法定和明晰政府间财政支出责任。本文构建了一个"比斯利"式政治代理模型,通过该模型来阐述现代财政制度和现代财政国家的构成要件及其逻辑关系。模型分析表明,税收能力、预算能力、税收法定和健康的政府间财政关系将有效促进居民福利的提升。文章还对中国分税制之后的财政制度建设根据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中国的现代财政制度建设面临关键的转型期,在税收能力、预算能力、税收法定和政府间财政关系几个方面面临重要考验。     

银行分支机构、国有银行竞争与经济增长

改革以来,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数量发生了外生的巨大变化,提供了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天然试验。本文用省际面板数据研究发现,银行分支机构增长代表的银行竞争程度,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由于银行分支机构变化在1998年以前,在东部地区,能够更好地反映银行竞争程度,银行分支机构变量在1998年以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明显,在东部地区也更明显。本文是研究国有银行竞争与经济增长因果关系的首次尝试。     

成本推动、需求拉动——什么推动了中国房价上涨?

本文以我国房价上涨的成因为切入点,通过构建房地产生产者利润最大化和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局部均衡模型,并利用我国2002-2011年的分省面板数据分解出成本、需求和非市场因素在不同时间段和不同地区对我国房地产价格的拉动程度,揭示出我国房地产价格上涨的原因。研究发现,在我国"房价较快增长地区",具有明显的需求拉动型特征,且市场预期因素明显;在我国部分"房价较慢增长地区",房价上涨的成本推动特征明显;金融危机前,我国房价属于典型的成本推动型价格上涨;而后金融危机时期,则呈现出需求推动型特征。因此,在"房价较快增长地区",需要从抑制过剩需求、降低投机欲望、稳定市场预期等入手来实现房价调控的效果;而在"房价较慢增长地区",则应从加大土地供给、降低土地成本入手,抑制房价上涨的潜在可能。     

财政分权、经济增长和波动

现有的文献假定我国的财政分权改革能够像其他国家那样对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但与现有的经验证据是矛盾的。并且,现有的研究也没有准确揭示财政分权的多种效果以及作用机制。本文利用1986￣2004年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对财政分权和经济增长、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检验。发现从整个时间跨度来说,财政分权确实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增长,但在不同时间区域内其影响有所差异,在1994年前它对经济增长并无促进作用,而1994年后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十分显著。同时,我们发现财政分权是导致经济波动的重要原因。在分权的体制下,固定资产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也表现出类似的增长效应和波动效应,特别是固定资产投资加剧了地区差距。针对这些证据的一个共同解释就是,目前我国的财政分权其实是一种不完整和不规范的分权,如果要在保持分权的增长效应的同时,弱化其波动效应,实现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那么最关键的就是实行公共财政体制,并在这一新体制下实现合理分权。     

自主研发与知识积累:基于金融发展视角的门限模型研究

已有研究表明自主研发与知识积累具有密切的联系。随着我国信贷资源的配置效率不断提高,研究金融发展在自主研发影响知识积累中的作用机理十分必要。本文使用我国2002-2009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非线性面板门限模型,以金融发展为门限变量,研究自主研发对知识积累的非线性影响及金融发展门限效应;在此基础上分析各省份金融发展变化作用于自主研发对知识积累影响的变化趋势。研究表明:高技术产业数量和非国有经济发展均对地区知识积累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技术引进对地区知识积累则不会产生显著的影响,自主研发对知识积累的影响显著存在基于金融发展水平的"单门限效应";金融发展水平超过门限值后,自主研发对知识积累具有更大的促进效应;2008年以后,我国大部分省份跨过门限值进入高金融发展区域,自主研发对这些省份的知识积累都存在较高的促进效应。本文的研究有助于更好的理解金融发展与知识积累之间的关系,拓展了Ang(2011)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外延,为政府部门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了一定的参考基础。     

中国省域企业家精神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企业家精神的发展受到空间因素的影响,但之前大部分区域企业家精神影响因素实证研究都忽略了空间相关性,导致实证结果出现偏差。本文首先使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工具研究了2000-2009年间中国各省域企业家精神的空间分布格局与特征,进一步从地理特征和社会经济特征两个方面建立空间权重矩阵,并运用空间面板数据模型考察了中国省域企业家精神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存在着全域范围的正的空间自相关性,并且局域相关显示出其空间集聚特征;中国省域企业家精神存在较强的空间溢出效应,相邻省份企业家创业活动对本省企业家创业活动有正向影响。基于模型分析结论,提出了引导创业资源空间合理流动、促进省域企业家精神发展等政策建议。     

财政政策效应的空间差异性与地区经济增长

地区间经济差距的扩大化问题严重影响了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乃至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本文在回顾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效应文献的基础上,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财政政策效应的空间差异性。然后,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数据运用VAR模型分别考察了东、西部地区的政府公共资本支出与地区经济增长的长期均衡关系和动态响应关系,并对东、西部的财政政策效应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财政政策的经济增长效应在空间上存在明显差异,而且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的增长效应大大好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本文的研究为我国制定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提供了一个思路,即在政府财力给定的情况下,旨在缩小地区经济差距的财政政策须适当向西部地区倾斜。     

中国金融周期特征及其宏观经济效应

合理度量中国的金融周期，准确把握其特征与经济影响，对于维护国家金融安全、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首次基于GARCH模型对M2、房价、股价、利率和汇率的缺口值进行动态赋权，进而合成中国的金融状况指数（Financial Conditions Index，FCI）并以此测算中国的金融周期，为尚处于探索期的中国金融周期测度提供了新的方法。在此基础上，采用MS模型分析中国金融周期的特征并首次考察了四区制情形。之后，借助VAR模型考察中国金融周期的宏观经济效应。研究发现：第一，各组成变量在FCI中的相对重要性应时而变，采用基于GARCH模型的动态赋权方法来测算中国的金融周期更加贴合现实；第二，中国金融周期在状态转换上具有较强的惰性，还具有扩张多而收缩少、扩张长而收缩短的双重非对称性特征，而且中国总体金融状况的失衡十分常见；第三，中国金融扩张对于产出仅有为时10个月的短期刺激作用，对于物价上涨则有着长达两年之久的推动作用。     

生产性服务FDI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

本文理论分析了生产性服务FDI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效应与机制,并基于中国省级行业层面数据系统检验生产性服务FDI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发现：第一,生产性服务FDI主要通过间接效应提升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总体效应取决于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的叠加,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及总体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第二,动态分析表明东部地区生产性服务FDI稳定、持续的促进了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中部地区在金融危机后生产性服务FDI主要通过间接效应提升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金融危机后西部地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不明显;第三,作用机制检验表明,全国层面上生产性服务FDI主要通过技术创新和生产成本降低渠道提升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服务创新渠道促进作用不显著,且生产性服务FDI促进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作用机制存在区域异质性。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协整分析

本文推导了存在金融中介的情况下稳态经济增长的路径,阐述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正向推动作用的理论依据。根据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面板单位根、面板协整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实证分析了金融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表明,金融发展程度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经济增长、固定资产投资、劳动力投入和金融发展之间存在显著的协整关系。从完全修正普通最小二乘回归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的结果来看,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正向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