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后七子”新论

在一般人观念中,明代“前后七子”(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前七子”和以李攀龙、王士祯为代表的“后七子”)的复古似乎是中国文学史上色彩黯淡的一页,评论家们每每提及,也多流露出鄙薄的神情,以为充其量是一陈腐的形式化运动而已,无甚可观处。然而,这种倾向性的评断与实际情况却存在着相当的距离。下面,拟就自己的研究体会,谈谈对“前后七子”的看法。     

明代七子派对才情与格调关系的思考

才情与格调本属两个不同范畴。才情即创作主体的才能性情,格调属作品的范式。人们写诗,本来就是凭借个人的才性禀赋．抒发自己的情感,但这种情感的抒发又得运用一定的语言媒介和艺术手段,遵循一定的艺术规律,这就使得诗人的性情一开始就程度不同地受到规范的制约。尤其当这种规范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艺术规律,而是某种特定的审美典范时,规范对诗人才情的反作用更为突出,往往导致才情与规范的直接冲突。明代前后七子要求人们遵循古人的格调规范,要求在自己的作品中实现理想的古人格调。然而,运用自己的头脑,遵循别人的范式,把握不好很容易丢失自我;但如果因此而过分强调创作主体的才能性情,又必然危及格调规范的地位,这更为前后七子格调论者所不容。因此,尽管在他们的创作中,格调的实现往往以才情的毁灭为代价,但如何协调这二者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他们认真探讨的课题。     

谢榛的“文随世变”论与格调“通变”论

谢榛的诗学思想以“声律”为中心。其历谈声律格调，以分正变，来规避旧格调论单纯崇“正”的缺陷；以“三要”与“一我”“一心”为立足点，建设以“悟”为核心的主体才能，来丰富格调论的内涵；以“走笔成诗，琢句入神”来改造旧格调论的琢句求工之弊；在格调论的范围内，力图让诗性分析从偏执两极走向融通，以改变格调论崇尚汉魏范式的不足；他以对“法”的具体讨论，落实了对格调论内容的梳理。这样，“法”、“悟”、“神”、“兴”、“走笔”与“出入（初盛唐十四家）”一起，构成谢臻格调论诗学的新鲜特色。     

王世贞对前七子诗学辨体理论的发展

王世贞对前七子诗学辨体理论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一,意至而法偕,反对拘泥成法,主张由“法”而“悟”,谋求“法”与“意”的和谐;二,格调根于情实,承认“情”是“格调”的基础;三,拟议以成变化,对前七子摹仿因袭的批判;四,师匠宜高,捃拾宜博,扩大了诗学审美取向的范围。     

论子夏对孔子之“学”的继承与发展

孔子论"学"丰富而精彩,子夏在此基础上又有重要发展:由"修己以安百姓"到"学以致其道",明确了儒者为学之目的论,点明了儒者的存在价值及实现这一价值的途径;由博学、好问、多思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提炼了儒者为学之方法论,其"博"、"问"、"思"与"志"、"仁"并提,实现了方法论与目的论的结合、认识论与伦理学的统一;由"兴于诗"到"洒扫应对进退",丰富了儒者为学之过程论,日常之"行"成为"成人之道"的开始。但在儒者为学之境界上,孔子之"乐"与"不愠"为"心战"与"色变"所取代,这是子夏之"学"的最大不足。     

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与“五形态论”

一、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并非仅仅是所有制社会形态理论§1、社会形态演进规律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问题之一。§2、近年来,哲学界开展的“三形态”与“五形态”关系问题的争论,反映了大家对马克思的交换社会形     

论元末文人“崇陶”与“学陶”

陶渊明是元末文人共同尊奉的精神偶像,元末文人不仅从陶渊明的隐逸生活和崇高人格中培养起文人自我的独立价值,也寻找到了他们心灵与出处、行迹的精神支撑,并且在学习陶诗的过程中汲取丰富的诗学养料。而这种诗学取法也因他们对陶渊明的不同解读有不同的角度,他们学习陶诗首先主张从其人品出发,经过对其情性、人品的学习进而认识陶诗的内理;当然,他们也在陶诗中品味到对自然、宇宙的适意,以平淡之笔陶写一己之心灵与情绪。而两种不同的解读与取法实则培养了属于元末文人自我的诗歌风格。     

小说“发愤”论对诗学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小说“发愤”论是在诗学“发愤著书”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二者所涉及的对象不同,所强调的侧重点不同,情感内涵及表现维度上更存在根本性差异。小说“发愤”论对诗学“发愤著书”传统的继承带有反叛的意味和挑战的姿态,在审美内质上呈现出与传统美学思想相悖离的鲜明特点     

明代前后七子的审美情感论——从“因情立格”到“发抒性灵”的流动性结构

明代弘治年间崛起的李梦阳、何景明等“前七子”,和嘉靖年间复兴的李攀龙、王世贞等“后七子”,不仅有拟古主义的失误,而且也有自赎性的反思.他们在逐渐地“自赎”中,孕育出尊重艺术个性、富有思辨智慧的文艺理论,其中之一就是审美情感论. “情者,心之精”.正是在情感论这个审美核心的问题上,明代前后七子的文论不断地显示出变异性.他们不仅主张“因情立格”,进而强调“发抒性灵”,逐步摆脱拟古主义的桎梏蔚为性情的喷薄;而且以他们在文坛上近百年之久的“接力赛”,建构起别具一格的审美情感论.对此,他们中已经有人朦胧地意识到这是“流动情思”,或者说是     

论“新感性”理论对批判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批判和反抗不合理现实是法兰克福学派及批判理论一贯的立场,但在异化不断深化的发达工业社会,批判理论自身面临被现实整合的命运。如何坚持并推进批判成为一个问题。马尔库塞基于具体现实和批判理论的历史发展,提出"新感性"理论,推进批判的同时恢复批判理论理性和实践的统一。具体表现为,理论层面上"新感性"被赋予"理性"的内涵,操作层面上"新感性"又指向艺术—审美的政治实践。     

“五形态”理论与唯物史观

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理论宣传中,一直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经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到达社会主义社会和共户主义社会,这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前几年有人对这种“五形态”理论提出了质疑。他们说这“不是马克思的思想,而是斯大林的杜撰”。斯大林“不仅这样划分出五种形态,而且把每一种形态同生产力水平联系起来,说这些形态都是由生产力,特别是生产工具的发展水平制约的,是一个必然的过程。”斯大林的这些观点“形成一个僵化的教条”。“实际上,在马克思的思想体系中,人类社会演进的道路是多线的而不是单线的”,“多线论的基本精神与马克思当年的构想是一致的”。许多同志写文章阐明“五形态”理论不只是斯大林的观点,而且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我是同意后一种说法的,但是否定“五形态”理论的同志提出的问题,远远超出了怎样划分人类历史发展阶段,它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本文想在这方面谈谈个人的想法,以就教于理论界同行。     

论列宁对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发展

作为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继承者,列宁不仅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而且将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与俄国具体国情相结合且使之具体化,并阐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需要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指出社会制度的建设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制度保障,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可能。     

“配套改革与重点突破”理论研讨会综述

省社科联组织的辽宁省“配套改革与重点突破”理论研讨会,于8月24日至27日在铁岭市清河区召开。来自金融、财政、价格、保险、税务等部门的领导、专家和实际工作者四十余人参加了研讨。会议共收到论文二十七篇。省财政厅副厅长董连胜、省人民保险公司副总经理王保中、沈阳市人寿保险公司总经理朱文阁等领导同志出席了会议并发了言,     

“文化软实力”理论的演进与新突破

文化软实力是在文化力概念和软实力或软权力概念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概念。文化力与软实力(软权力)概念和理论是讨论文化软实力概念和理论的基础;文化软实力概念和理论就是对此前文化力概念和理论的新发展,它们应该属于同一个理论体系。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到了文化软实力概念,但更强调文化概念。无论是文化力还是文化软实力,都是文化的综合体现,也应该以文化发展为目的。     

明代前后七子文学复古的自觉意识及其意义

明代前后七子复古派文学集团有清晰的自我意识,有清楚的历史使命意识,这种意识的出现,以明代士人分化以及“经术”与“词章”分离为基础.前后七子的文学运动不同于以往任何文学运动,前后七子文学运动打破了地域限制,产生了文学的中心,出现了相对统一的文学主张,他们对文学与理学的关系重新思考,把文学创作提升到与理学平等的地位上.     

马克思的“五形态论”与“三形态论”

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是一个具有内在结构的科学体系,而“五形态论”与“三形态论”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则构成这一科学体系的“主构架”、目前学术界有不少人之所以对“三形态论”、特别是“五形态论”以及科学地分划历史发展阶段与全面、正确地把握杜会形态演变规律之间的关系产生种种误解,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于忽略了对“五形态论”与“三形态论”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的研究所致。本文试图从历史、理论、现实相统一的角度对这个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论国有企业的“比重”突破

国有企业的比重问题,是指在我们的整个社会经济成份中,国有企业究竟占有多大比例。从现实情况看,国有企业不活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国有企业所占比重太大,并且涉及太多的部门。因此,国有企业改革难度大,常常陷于举步维艰,进退两难的境地。当然,减少国有企业的比重,应该有个“度”的问题,但冲破对“比重”问题的认识,这是市场经济的观点。因为从理论角度说,考察一种经济成份是否充满活力,主要看这种经济成份与生产的要求是否相适应。     

简论“五·四”前后的“南陈北李”

“五·四”前后的陈独秀和李大钊,由于他们走在当时先进分子的最前列,勇敢地批判封建专制主义思想和反动统治,热情讴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为创建中国共产党作出了巨大贡献,所以在当时的进步青年和思想界享有很高的声望,被誉为“南陈北李”。然而,纵观近年来研究陈独秀、李大钊的文章,似乎五四时期的“南陈”不如“北李”。这恐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陈独秀、李大钊的“盖棺定论”影响所致。其实,只     

论鸦片战争前后的“更法”与“借法”

在鸦片战争前后的特定历史背景下,揭开了晚清改革的序幕。从“更法”,即变更旧制、整顿旧法开始,在新形势下又转向“借法”,即学习和取法西方。学习、借法西方从上、下两个层面展开,从而引发了太平天国运动和洋务自强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