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五四知识分子群体的转型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是中国知识分子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转型初期，继维新、辛亥两大知识分子群体转型之后，面对辛亥革命失败、复辟势力与尊孔文化的泛滥，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五四知识分子群体开始探索新的救国道路。首先，他们比较彻底地批判了维护封建专制的儒家传统文化，对传统伦理道德及其价值观展开了批判，揭示其“吃人”的本质，提出以个人本位代替家族本位，确立新的价值观念。其次，把批判改造目标伸展到民族心理、性格与行为层次，提出社会变革必须把改造国民性作为根本任务之一，使中国的近代化运动提升到新的层次。再次，五四知识分子在改造社会国民性的同时进行了自我改造，实现了自我的同步转型，同时，他们发起的新文化运动促使大批知识青年走上新的生活道路，一代新型国民不断生成。虽然五四知识分子群体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局限，遗留下一些问题，但就近代意义而言，他们基本完成了由传统向近代转型的历史使命。     

论教育对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转型的影响

教育影响知识分子思想结构建构、思维模式定型、政治道路选择和文化心理取向。清末教育制度由传统向近代过渡，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转型奠定了基础。所受教育的差异导致知识分子走进不同的群体。一类知识分子接受正规化传统教育与非正规化西学教育，继续走科举致仕道路，依附皇权与官僚体制，遂主张君主立宪；对西学摄取缺乏深度，对传统文化批判缺乏力度。另一类知识分子则接受非正规化传统教育与正规化西学教育，传统经学意识淡漠，科举废后更中断与封建政权问的联系，因此主张反满革命；对西方文化认识深刻，对传统文化批判亦能深入，遂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发动者。教育变革促进了知识分子的转型，但变革的不彻底也制约了知识分子完式领导中国杜会全面变革的历史重任。     

转型时代的游移——狄楚青办报思想演进的逻辑性

清末民初是中国思想文化由传统过渡到现代的关键时代,也是中国报业的转型时代。社会思潮的急剧变幻,促使知识分子群体在选择中分化。狄楚青是转型知识分子的典型,他早年追随康梁,致力于维新变法事业。戊戌政变后,他背离康梁,由积极参政的政治精英转变为以报馆书局为生的文化精英。伴随着角色的转型,狄楚青的办报思想也经历了一个从政论本位到新闻本位的转变,即从"革新舆论"到"革新代表舆论之报界"的转变。狄楚青办报思想的演进是清末民初中国新闻业转向的折射,是中国从传统步入现代的转型时代的写照,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     

接受与拒斥——批判理论在中国大陆的命运

中国学术界对法兰克福学派的最初接受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奇怪的是,与此前任何一次激进思想的"西学东渐"不同,社会批判理论进入中国是静悄悄的,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让自己的激进主义思维定势发挥作用,他们乐意接受社会批判理论.但拒绝将其变为可以付诸实践的社会改造的工程.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有二:第一,自20世纪90年代起思索中国社会演进问题的语境发生了重大变化,"渐进、温和式的改良"作为社会演进的一种更为合理的模式得到了普遍认同;第二,从自由主义角度接受西学的中国知识群体在中国学术界拥有了更大的话语权,他们构筑起一道思想的防线,阻止激进主义式思维定势在社会批判理论的实践效用问题上发作.结果,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及文化批判的思想在中国的效应就被严格限制在学术界,作为一种批判社会和进行文化批判的学术话语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批判活动提供学术后援,基本上没有找到进入大众日常生活的通道,无法将自己生涩的批判语言化约为一般民众对自己生活状态进行省察时所使用的日常反思语言.因此,它在中国至多掀起的是书卷中的风暴,成为知识分子愤世嫉俗性格的话语实现模式之一.     

经济基础与文化变革:中国近现代"反孔"的深度反思

五四时期对孔子及儒家文化的批判,为后人留下了极其珍贵的文化遗产,从中可以见识陈独秀等人的现代意识和革新传统文化的勇气,但也暴露出一些令人遗憾的问题.例如,对孔子文化传统采取革命手段,不符合文化转型的一般规律;较少将文化的更新和社会经济变革联系起来思考,缺乏从经济基础去思考文化问题;政治式的大批判有余,学理式的研究不足.回观五四时期新知识分子群体,还不大懂得文化的变革是渐进的、改良的,而非革命的.故而,五四时期急风暴雨式的反孔,只是让圣人走下了神坛,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孔子问题.陈独秀一代似乎忘却了圣人不怕"革命".     

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知识分子的思想塑造和政权培育

十月革命既是伟大的政治革命,同时也是深刻的"思想革命"以及更为艰巨的"文化革命".新经济政策时期既是苏维埃政权在经济领域的重大调整时期,同时也是文化政策和意识形态的重大变化时期,并且也是知识分子分化和形成时期.知识分子作为社会价值文化体系与意识形态的创新者与传播者,在转型中的苏维埃社会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在精神上和肉体上经历着"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双重冲击,他们不仅是苏维埃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主体,更是被社会主义文化改造的客体.     

启蒙、救亡与近代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的转型

启蒙与救亡是近代知识分子文化人格建构的重要驱动力。启蒙意识的确立是近代知识分子作为一种独立社会力量登上中国社会及文化变革舞台,并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重要标志。它带来了知识分子自我意识的觉醒,引导他们走向了争取新的人生价值与人格独立的道路。救亡意识在近代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的转型过程中既起到了推进的作用,又成为建构近代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独特性的重要因素。它促成了知识分子精神内涵与文化心理结构的变化。启蒙与救亡的双向运动,共同培育了近代知识分子的文化人格。     

近代的政治文化影响与文学的泛政治化观念

由于鸦片战争及清王朝腐败所造成的民族危机、国家衰败,近代中国是一个政治文化甚为发达的时代。在西方文化影响下,出现了一批初步开始具有现代性政治理念的知识群体。他们用从西方文化借用过来的新兴政治思想重新阐释政治生活,体现了与古人不同的政治参与精神。近代知识分子这种政治理念的变化,对文学的现代转型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它使得政治与文学迅速联姻,在推动文学走向泛政治化的同时,也极大地抬高了文学的社会地位。近代以来文学泛政治化观念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把文学作为社会改革"利器"的夸大性使用。这在当时造成了一种普遍的推崇文学的社会气氛。近代以来对文学之社会作用特别是政治作用的普遍重视,既为文学改革营造了浓厚的舆论环境,也为文学改革提供了一种来自社会的动力。     

论晚清知识分子人文精神的文化归属问题

晚清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是在反传统的文化批判与激进的政治实践追求中得以逐渐彰显,其在催化国家政治命运现代转型的同时却也圈定了以政治价值取向为终极目标的特定的文化内涵.其结果是政治色彩的过度浓厚极度地干扰了文化现代性发展过程中的学术架构的建设,缘此又导致了群体文化失重感的产生.最终在中西文明较量中一度代表了激进阶层的知识群体沦为保守的一族.     

审美现代性与中国现代市民精神——君子人格的现代转型

在审美现代性的建构中,近代中国知识分子重新确定自己的社会角色,他们不再是政治的依附体,而是社会良知的守护者和阐释者。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这种重新定位,正是融合中国传统社会君子人格的社会政治责任感与现代知识分子对社会独立批判双重品性的中国现代市民精神。对于仍处于现代社会建构中的当代中国,中国知识分子君子人格的现代转型仍具有现实的启示意义,不仅是美学意义上的而且是社会学意义上的。     

论颠覆传统"君权"观念的晚明历史语境及其思想特征

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国文化,坚守对传统的尊重与敬仰,但到明代中后期,这种恪守传统的道德观念与价值取向遭到了严峻的挑战.本文以"君权"为视点,在晚明"越礼逾制"的历史语境中,描述了传统君权思想遭受的挑战,认为晚明对传统的批判不仅受政治、经济、哲学思想的影响,还与知识分子精神独立以及他们处于体制的边缘密切相关.     

论洋务运动时期中国新式知识分子群的形成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群的产生和形成是中国古老的知识界在经过巨大的震裂以后急骤转变的结果.洋务运动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欧风美雨的冲击,一大批封建文人、学者官僚在洋务运动的浪潮中,挺身冲出封建营垒,接受洋务新式教育或直接投身于近代的工商业、近代的政治、军事和科技文化事业中,由此产生了新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中有洋务派官僚、洋务派知识分子、洋务学堂培养的生员和早期的维新思想家等各类人物.本文旨在通过对洋务运动时期中国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产生及其社会环境和条件的研究,阐述近代新式知识分子群体在形成过程中的历史特征和地位,力求揭示近代历史转折关头新式知识分子群产生的必然趋势.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重构社会重心之失败探源

从古代到近代,士大夫都是传统中国社会的重心,然而,到了20世纪初期,士大夫文化已基本消失,知识分子迅速边缘化。在边缘化的过程中,知识分子并没有放弃探索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他们不断通过政治、教育以及文化等方面的变革来重构社会重心,但最终失败。本文将从科举制度的废除所导致的知识人与中央权力、地方社会的制度性联系的断裂、知识人的文化认同危机两个维度来探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重构社会重心失败的原因。     

启蒙死了启蒙万岁——近年来关于思想启蒙的图书扫描

思想启蒙是中国艰难步入现代化道路的重要课题.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标志,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开始自觉地担负起思想启蒙的重任,通过怀疑、叛逆、批判、呐喊唤醒民众,推动社会改造、文化革新.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

知识分子,一批特殊的群体,在东西方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尤其是他们所特有的批判精神更是让其成了时代的洞察者与社会发展的积极促进者。在中国近代社会的新文化运动中,知识分子及其批判精神表现的尤为突出典型,这不是偶然的,而是知识分子本质特征,是当时的社会环境,以及他们所拥有的文化资本决定的。     

消费时代人文知识分子文化资本的变迁与身份转型

随着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的全面转型,市场经济和消费时代的到来成为不可改变的事实,在此境况下,大众文化兴起,精英文化衰落,人文知识分子开始世俗化转向,文化资本的变迁使话语权逐渐旁落到科技知识分子手上。人文知识分子应该改变依附性的传统身份认同,弱化与民众脱离的精英情结,不断进行自我批判与反思,以边缘的立场来介入中心。     

论国民观在清末的兴起

在近代内忧外患的社会背景下,存在两千年之久的作为历史文化传统的臣民观念开始瓦解.在传统天下观念逐渐式微的同时,主权意识在近代知识分子们的思想中日渐明晰起采,并引发了近代中国民族国家观念的产生.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知识分子和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知识分子都深受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认为救国需要新国民,并对国民的"奴隶性"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认为"新国民"应该具有权利、义务、独立、自由、尚武、公德、自治等特质,但当他们面对内忧外患的时局时,又往往"变通"的提倡从日本学来的以国家为本位的国民思想,要求人们为了国家的权利、自由而限制甚至牺牲自己的权利、自由,徘徊于思想启蒙和救亡图存之间,并最终滑向了后者.     

论现代化转型中的国民性观念:以林语堂为个案

从近代到20世纪30年代,伴随着中国寻求现代化道路,国民性问题的探讨持续不断。随着西方现代文明价值体系下的国民性观念的逐步深化,诸多"五四"知识分子将国民性改造的目标指向了国家民族的现代化。而"五四"的激进时期之后,林语堂反思过于倾斜的中西文化关系,在30年代对国民性问题的看法发生变化。林语堂将国民性问题的领域由政治转向文化,将关注的对象由群体转向个体,参照的体系标准由西方转向了中国。林语堂所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国民性观念的转变,显示出传统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逐步认识自身,主体意识逐步觉醒,在构想现代国家中开始塑造中国的文化理想。     

中国近代科学家群体的形成及其特点评析

中国近代科学家群体是在中国近代中西文化交汇中形成的一个新型知识分子群体.他们最初由传统"畴人"通过接受近代科学知识教育转化而成,在洋务运动中得到发展,进入20世纪后逐渐壮大.伴随其群体的成长,近代科学家的地位也不断提升,表现出强烈的爱国政治倾向和鲜明的文化主张,对近代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改革开放视阈下当代人文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探析

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当代人文知识分子肩负着批判和创新的历史使命.这个历史使命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具体化为特定的社会角色,这些角色可以归结为:传统文化的传承者、社会改革的监督者、政治民主的推动者、精神文明的守护者、公共话语的建设者. "仰望星空"和"脚踏大地"是人文知识分子社会角色未来重塑的两个支点.前者旨在参与全球文化对话.后者旨在回归中国文化土壤,二者并行不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