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公共安全治理的公民参与——基于社会资本的视域

公民参与社区公共安全治理体现了社会职能的自主特性,同时也为相应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合理性根据和合法性基础.从实际效果来讲,社会资本对于这种参与具有基础动力的作用,而当前的问题主要在于社会资本的存量不足以及分布不平衡等制约瓶颈.这种情况不仅可能造成“小群体”利益聚集的安全隐患,诱发新的不稳定因素,实际上也直接削弱了公民参与社区公共安全治理的积极性.因此,合理投资和有效使用社会资本,完善社会资本应该具有的公共精神、信任、规范.以及网络等正向职能,成为建构公民参与社区公共安全治理机制的重要途径.     

从粗放式管理到精细化治理——迈向复杂社会的治理转型

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及其不确定性给社会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传统社会的治理主要是粗放式的管理，具有粗线条、松散性和随意性等特点。精细化治理具有注重细节、推崇专业、重视过程和追求卓越的优势，是应对复杂社会治理挑战的方案。当前各地政府推行的精细化治理实践遍地开花，主要聚焦于需求的精准识别与匹配、精细化网络治理结构的建构、多主体协作格局的形塑等。从粗放式管理迈向精细化治理，是多重社会因素复合作用的结果，包括政治的、技术的和专业的等多方面的内在逻辑。深入理解精细化治理的转型逻辑及其困境，对于持续推进精细化治理具有重要的启发价值。     

我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与社会治理的创新

我国公民社会建设是随着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领域一系列改革而展开的。公民个人的自我发展和道德选择、民间组织、公民社会对国家的监督制约和抗争,构成了公民社会的主要内容和问题。适应我国公民社会的兴起,必须创新社会治理,建立健全包括政府、民间组织和公众参与的新的社会治理模式。     

从运动式治理到常态治理:基层社会治理转型的中国实践

运动式治理逐渐成为社会转型中社会治理实践的重要分析范式,转型中国秩序重建中的运动式治理的制度环境与实践机制体现为压力型体制下的层级协同机制、锦标赛体制下的政治动员机制、科层官僚制下的行政吸纳机制。社会转型语境中运动式治理困境体现为“运动式”治理与“科层制”实践的“内卷化”困境、运动式治理行动中的“政策变通”与“共谋行为”以及运动式治理中基于“治理政绩”取向的“治理剧场化”与“剧场政治”困境。中国基层社会治理变迁的中国经验逻辑及其现代转型体现了从运动式治理到常态治理、运动式治理到科层运作的双轨协同、多元主体共治下的参与式治理以及行动者互动场域中的基层网络治理转向。     

当代社会结构转型与社会问题治理

当前我国社会结构演变状态主要表现为 :生产结构变革 ,群体结构分化 ,组织结构转化 ,社区结构转型 ,制度结构变更 ,观念结构革新 ;由此也出现了一系列社会问题 ,而就问题产生的根源来说 ,大致可分为非信息型社会问题和信息型社会问题两大类。不同类型的社会问题需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     

社会治理共同体:推进基层公共安全治理现代化的基石——基于结构化理论的分析视角

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不仅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同样也是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手段。立足于中国基层治理的现实场域,考察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设实践,发现其主体多元性、行动协同性和能力聚合性,可以有效适配和契合公共安全问题的来源广泛性、影响扩散性和应对复杂性。同时社会治理共同体结构能够通过能力汇聚机制、规则约束机制和价值引领机制的运作过程形成治理合力和共同行动,从而有序有效地应对和处理公共安全问题。但在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实际建设当中,仍面临着主体能力有限参与不足,规矩约束不及不适和价值导向多元无序的现实困境。有鉴于此,可以采用激活培育治理主体、创新完善治理机制以及营造优化治理环境来进一步发挥社会治理共同体在基层公共安全治理中的协同作用。     

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困境与出路——以石狮便民服务体系为例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是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条件。公民作为治理主体中的一员,对社会的和谐发展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基层社会中,公民参与社会治理是公民权利的一种表达和实现。但在参与的过程中存在公民自身参与水平不足以及来自政府行政环境的阻碍因素,为了提高公民参与的有效性,特以县级市中的石狮便民服务体系为例,分析体系中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现状、困境,最后提出相应的出路。     

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与政府治理模式的变迁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进步的步伐明显加快,一个建立在宪法和法律所赋予的公民权利基础上的公民社会正在悄然兴起。以政治参与的深化、基层民主与社会自治、合作与共治等为显著特点的参与型、合作型政府治理模式已经显露雏形,并将随着公民社会的发育和完善而走向成熟,这为实现良好的社会治理、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公民教育·公民社会培育·善治的当代诉求

"善治"(Good Governance)是西方近年来随着全球化与民主化进程的推进而产生的一种倍受推崇的治理理念,其本质特征在于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进行合作管理,目的在于求得公共利益最大化.建立健全的"公民社会"是民主国家实践善治理念的基本诉求.实施"公民教育"以提升社会成员的公民意识、锻造良好的公民品质和相应的政治参与能力,对于培育健全的公民社会,推进善治模式的普遍形成有着深远的意义.     

公共治理视野中的公共危机管理

公共危机与治理模式之间构成了一种"挑战—回应"的循环关系。公共治理从其基本内涵和理念来看,是对风险社会中公共危机最好的回应。实现善治,是公共危机管理的有效之道。就我国而言,公共治理视野中的公共危机管理必须实现治理目标、治理主体、治理手段的转变。     

“现代民防”： 安全治理新建构

随着安全重心从军事、政治等“高政治安全”逐步向经济、社会、环境等“低政治安全”下沉,安全维护的内容更加丰富与复杂,手段更加多元与综合,安全治理已成为非传统安全能力建设的“新范式”。我国安全维护的实践特别是民防建设更多地停留在传统安全的理念与框架下,在安全维护上存在的诸多困境使之无法全面有效应对常态化、复合化的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挑战。“现代民防”涵盖“战备民防”、“灾害民防”与“生活民防”三个维度,为新时期的安全治理提供了新的路径导向。我国应在“现代民防”的框架设计下,逐步深化现代民防的法律法规、反应机制、专业队伍与国际合作等方面的建设,建立现代民防体系,着实提升我国安全治理能力。     

传统市民社会与新兴市民社会之差异性分析

传统市民社会与新兴市民社会（公民社会）具有很大的差异性。二者所处社会发展阶段不同，具有不同的社会资本基础，以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不同关系状态为背景，在社会治理体系中具有不同的社会功能，并有着不同形式的组织载体。     

论公共治理视野中的和谐社会之政治基础

和谐社会需要有和谐政治作为基础。文章从资源整合的角度,以公共治理为论说方式,对构建和谐社会作了政治学的思考。对转型社会的各种社会资源进行合理整合,其整合的主体为执政党与政府;整合的客体为社会存量和增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种资源;整合的方式为公共治理;整合的根本途径则以民主与法治为旨趣;整合的路径选择主要为以宪政整合、政党整合与政府整合为基础的政治整合、经济整合和文化整合,而所有的整合要行之有效则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只有从中汲取科学的理论养分与寻求现代认知的方法论指导,才不至于迷失社会发展方向。     

论公民社会组织对公共精神的涵化

公共精神是现代公民所应具备的基本精神之一,但这种精神却不会像"理性人"的利益观念一样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自发形成。它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公民社会组织的存在为涵化公共精神提供了平台。它对于公民的责任意识、法治精神、公德意识、参与意识和志愿精神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孕育、熏染功能,而这些意识和观念正是公共精神的体现。     

我国公民社会发展与服务型政府建设 --治理理论视角

我国社会正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换,发展公民社会,建设服务型政府是这一转换的必然要求.公民社会既主张多元特殊利益、个人权利和自由,又赞同公共利益和公共精神,既主张公民社会平衡、制约国家权力,又赞同与国家密切合作,赋予政府权威以必要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实践催生了公民社会组织的发育,公民社会的成长推动了服务型政府的建设.     

构建公共卫生安全全球治理体系

冷战结束以来,领土安全等传统安全问题得以缓解,而生态环境、公共卫生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则上升为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重点领域。近期全球肆虐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及巴西登革热使国际视野再次聚焦全球公共卫生安全问题。作为当代最主要的公共卫生安全威胁之一的传染性疾病,给个人、国家及国际社会的安全造成了重大威胁,给世界经济带来了巨大损失,并深刻影响了国际关系的发展。因此,构建国际公共卫生安全治理体系更显必要与紧迫。     

"善治"视野下构建和谐社会中的政府治理

治理和善治理论的兴起既是全球化时代西方步入后工业社会行政管理变革的现实需要,也是西方传统文化奠基、民主政治制度发展、成熟的市场经济运行和公民社会充分发育的现代结果.尽管善治体现了人类未来政治发展的方向,但缺乏社会发育并处于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中国尚不具备多元治理的前提条件.当下中国应该在善治理论的观照下,以转变政府职能、提升政府能力为重点,加大政府治理,通过建设透明廉洁政府、服务效能政府、责任权威政府、民主法治政府,健全市场经济体制,培育协作型的公民社会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我国公民社会的兴起对公共政策执行的影响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民主政治改革的不断深入,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公民社会已经兴起并且迅速成长壮大。我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不仅对公共政策的制定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对公共政策的执行主体、执行方式、执行监督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公民社会在影响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我国可以通过构建多中心公共政策执行网络实现公民社会对公共政策执行影响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