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美德法理学论纲

儒家的道德思想可解读为一种温和的美德伦理学,既强调行为准则礼,又将个人品质作为 道德评价的根本标准。儒家美德法理学是受儒家道德思想启发而发展出来的当代法律理论,以礼、正名、 义和仁四个儒家根本理念为基础。在规范理论方面,儒家美德法理学将和谐(社会层面的协调性和谐与 个人层面的自治性和谐)看做是法律的重要价值之一。法律应当提供一个制度性框架以促进公民美德的 发展。在实在理论方面,儒家美德法理学从功能论的角度解释了法律如何指引公民的行为,并对评价性 概念的适用和法律指引人们行为的机制进行了理论上的阐释。以此为前提,儒家美德法理学要求法律中 的评价性概念和法律的内容能够被具有“义”美德的公民所内化,以令法治得以良好运行。     

儒家"和同"思想与中华民族精神

儒家“和同”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主张在差异的基础上,去寻求一种和谐共处、共生、共长。而以儒家“和同”思想为根基的中华民族精神之特质表现为:以仁为本的“恕”道;作为至德的“中”道;作为价值判定的“直”道;作为和谐共长的“生”道。现代社会的发展日趋全球化、多元化、复杂化,那么,中华民族又将如何以自己独特的面貌和精神继续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呢? 儒家“和同”思想将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     

从“心体”与“性体”看人工智能设计中的完全道德行为体问题

人工智能道德设计的目标是建立完全道德行为体。传统的规范伦理学与美德伦理学同人工智能的工程基础彼此兼容，已经塑造了多种人工道德行为体模式，人工智能似乎有望在未来成为完全道德行为体。然而，运用儒家哲学视角反思人工智能的道德设计可以发现，儒家所强调的直接呈现道德意义的“心体”和作为道德根据的“性体”与人工智能道德设计的工程基础发生冲突，使其陷入了“道德封限”“道德他律”“道德表演”等困境，将否决人工智能成为完全道德行为体的可能。综合考量之下，基于生物基础的人工道德设计作为一种折中方案，在通向完全道德行为体的道路上具有更大潜力。     

马一浮诗学思想的哲学基础

作为现代新儒家早期思想的代表人物,马一浮提出了以儒家“六艺之学”统摄天下诸学的主张。这是马先生的一个创举,体现着他对传统儒学有意识地改造和发扬。而作为其“六艺之学”的一个分支,他的诗学研究无论是在思想根源方面,还是在内在逻辑方面,都极富于哲理的意趣,处处体现着他对儒家义理之学的探究和体认。     

试从先秦儒家的“天人合一”观解读我国传统政策文化的特质

解读先秦儒家的“天人合一”观,得出孔孟荀所体现出来的政策文化具有以下特质：1．以主体性人格的发展为前提,2．以个人道德作为国家制度伦理的标准,3．蕴含丰富的人伦理念与和谐因子。认为“天人合一”观仍是当今社会政策文化的核心价值,而主体性人格的建构和制定是国家政策制定的重中之重,“和同之辨”的能力则是现代社会对主体人格提出的新要求。     

崇本息末 拯救儒家伦理理想——王弼“以无为本”的伦理学说

从伦理学的角度来阐释王弼的贵“无”哲学。认为王弼关于“德”、“道”关系的论述是其全部哲学的出发点 ;而他的“本末有无”之辩则是“道德”论的形而上学基础 ;“崇本息末 ,以无为本”的观点则是他哲学发展的必然结论。王弼的伦理学为先秦以来的儒家伦理理想摆脱繁琐虚伪的经学 ,开辟新境界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它上承先秦儒家 ,下启宋明理学 ,是儒家伦理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     

古人论“廉”与“俭”

廉”与“俭”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古人，不论儒家、法家，还是道家，都把“廉”与“俭”作为治国及做人的美德。如何达到“廉”即“清廉”、“廉正”的境界？ 古人主张以俭养廉：“节欲”、“寡欲”，就是不贪食、不贪色、不贪玩。     

试论墨子的文艺美学思想

作为小生产者利益的代表，墨子创立了与儒家学派对立的墨家学派。在文艺美学方面，他提出了以“非乐”为核心的、同儒家文艺审美观针锋相对的理论观点，使墨家美学在中国古代美学史上占据了令人瞩目的地位。     

从身份美德到公民美德——社会治理现代化视角下家庭与社会关系的重塑

市民社会与家庭在存在形态、情感基础和价值取向等方面均有着显见的差异。与家庭相适应的美德是“身份美德”,与市民社会相适应的美德则是“公民美德”,后者既包括与“公民心”相联系的政治美德,也包括与“公民性”相联系的社会美德。“差序格局”既不是中国文化独有的现象,也不是其亘古不变的本质,其所依托的身份美德(即儒家式的“家庭主义”伦理)更不应成为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伦理基础。要推进超越亲缘性、促进公民性的社会政治建构,尤其要重视以社区和志愿社团为代表的市民社会组织的建设。市民社会组织的建设不能“如其所是”地任由其肆意发展,而应遵循“好社会”的理念予以范导。     

论社会公正、平等与效率

本文通过对公平或公正、社会公正、平等、效率等概念的界定及其相互关系的分析,为解决学术界争论不休的“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作者认为,正确地阐明公正同平等与效率的关系,倡导追求社会公正的价值目标,是我国理论界的迫切任务。在现代伦理学中,公正一般专指“社会公正”,即作为“社会制度的首要美德”的公正。贯彻权利平等原则,是现代社会公正的基本要求。权利平等同经济效率决无矛盾和冲突,而是现代社会促进经济效率提高的必要条件。所谓“平等与效率的冲突”,应当理解为“经济平等与效率可能（不是必然！）发生的冲突”。维护社会成员基于政治平等的权利与义务的统一、保障平等与效率的最佳结合,是当代中国社会公正的根本特征,也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前提     

荀子分思想探析

荀子在批判继承诸子学说的基础上,提出并发展了自己的学说,而分思想是荀子的创新。分思想不仅是荀子礼学研究的主线,也是荀子思想的经脉。从＂天人之分＂到＂性伪之分＂、＂礼之分＂,是破与立的逻辑发展过程,是＂由分而一＂的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过程。＂分＂的最终目的就是＂合＂,＂天人之分＂、＂天人相谐＂、＂天人合一＂,这就是荀子分思想的逻辑终结。     

荀子分思想探析

荀子在批判继承诸子学说的基础上,提出并发展了自己的学说,而分思想是荀子的创新。分思想不仅是荀子礼学研究的主线,也是荀子思想的经脉。从"天人之分"到"性伪之分"、"礼之分",是破与立的逻辑发展过程,是"由分而一"的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过程。"分"的最终目的就是"合","天人之分"、"天人相谐"、"天人合一",这就是荀子分思想的逻辑终结。     

从体用关系角度理解儒家的道德论述——兼论当代儒学的核心价值观

在中国哲学史上,＂道＂的概念是一个富有理性的具有本体意义的哲学范畴。儒、墨、道、法诸家均然。但百家所论之＂道＂的涵义各不相同。儒家的＂道＂是集政治、伦理、道德功能于一体的本体性概念,有多种涵义,而最重要、最根本的是以＂道＂为根本之德,是人生的根本原则、政治的最高理想和治国安民的战略。儒家之＂德＂,是指对＂道＂的体悟、实践,是＂道＂的具体表现形式。在儒家思想逻辑中,道、德关系实质上是体用关系,＂道＂是根本之德,是＂体＂,＂德＂是道之体现,是用。在儒学诸多价值观念中,最重要的核心价值观念是＂仁＂,儒学的根本之道就是＂仁＂道。＂仁＂与其他德目（如义、礼、智、信、和、敬等）的关系,不是并列关系,而是体用关系。仁是道之体,义、礼、智、信、和、敬等是道之用。历代儒家对儒学核心价值观的概括,就根本之道而言,都指仁道。但对体现＂仁＂道的＂常德＂,认识不尽一致,有四维、五行、六德、八德诸说。文章认为,从立足于当今时代的精神需求、同时又最具普世性的价值视野而言,还是以＂一道（仁道）五德（义礼信和敬）＂来概括儒学的核心价值观比较恰当。现代社会的精神危机与道德失落,正在呼唤儒学的核心价值。作为＂以道自任＂的儒者,应该自觉承担起弘道责任,为弘扬儒学的道德人文精神、为建设民主文明、多元和谐的的未来世界而克尽其责!     

所罗门商业美德思想探微

美国当代经济伦理学家罗伯特·C·所罗门认为,目前普遍流行的商业隐喻加深了人们对商业与美德无涉的错误认知,掩盖了商业活动应有的真实面貌。他以亚里士多德方式来考察真正的商业生活,并由此指出一条以亚里士多德美德观解决商业伦理问题的实现路径。所罗门以亚氏美德伦理思想为资源,重点讨论了在商业实践活动中个体与团体（企业）相统一的幸福生活并强调美德在实现“完整的人”与“完整的生活”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所罗门在亚氏美德观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基本的商业美德和企业自身的商业美德。     

庄子基本思想平议

庄子发明了哲学怀疑的方法,确立了独立的精神,找到了走出乱世的端点,开启了全新的哲学探索。他以气论和“道观”的方法论发展了老子道论。“道观”是道家思维完成普遍化、客观化的重要环节。“逍遥游”捍卫存在与价值、人与自然价值、工具价值和内在价值的统一。“齐物论”建构起两行逻辑和多元认识论的立场,树立了道的胸怀和视野。如此才能平等、开放、公允地看待事物和言论的长短意义。庄子对儒家仁爱机制的反思有利于真正道德主体的确立。庄子从逻辑上对百家争鸣的终结产生了作用,庄子思想被专制法制排斥而失去社会建构的机遇是历史的遗憾。     

从荀子的天人观看先秦儒家天人关系的衍化

“天人之辫”是先秦时期讨论的重要问题。孔孟苟虽同属儒家,但他们对“天人之辩”的不同解答,正体现了哲学的发展。孔子“天人之辩”中对天的理解有自然之天、主宰之天等多重含义,主张人要顺天命;孟子主张人通过“尽心”、“知性”过程,最终达到“知天”、“事天”的境界。使得儒家哲学走向了唯心主义;荀子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吸收了《老子》、《管子》的思想,把天人关系放在了天人相分、人能够制天命而用之的立场上,克服了孔子、孟子思想的弊端,在巩固儒家的理性精神的同时,将儒家天人关系推向了朴素唯物主义的新阶段。     

怎样探讨中国艺术精神?——评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的几个观点

徐复观先生的《中国艺术精神》一书 ,提出庄子精神是中国纯艺术的精神。但是 ,他把庄子的“道”视为中国艺术的最高意境 ;把《庄子》中得“道”者视为中国艺术精神的体现 ;把《庄子》中“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引申为“道是美 ,天地是美 ,德也是美”。这些观点在思想和逻辑上偏离了现存《庄子》文本的基本内容和根本思想 ,在观念和逻辑上造成混乱 ,因此 ,没有在本质上揭示《庄子》对于中国艺术精神的内在影响。     

论文子即是关尹

文子是谁？论者多有争议.李暹认为是计然,马马肃《绎史》认为是田文,钱穆《老子杂辨》认为是尹文子,李定生认为是《庄子·天下》篇所论“彭蒙之师”.考之典籍,上说皆可商榷.从先秦子书所论关尹思想与今本《文子》所载思想一致以及列子“贵虚”“贵正”思想来源于今本《文子》等方面看,文子即是关尹.     

庄子“真人”考辨

庄子《大宗师》中出现了四则有关“真人”的论述。通过《庄子》全书的比读,可知真人是庄子自身理想人格的画像,等同于“至人”。真人一旦上升到“道”的层面,又等同于“神人”。真人思想的矛盾性源自《庄子》材料来源的复杂性。作为天道哲学的真人,其思想源自《道德经》、《山海经》等典籍;作为生命哲学的真人,源自《黄帝内经》、《周易》等。由后者形成一种“葆真”的生命哲学观,产生了积极的深远影响。     

陆西星《南华真经副墨》对《庄子》文学的评点

明代中后期庄子学复兴,庄学著作层出不穷,而陆西星撰写的《南华真经副墨》成为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受明代中后期散文评点的影响,陆氏从文学角度对《庄子》的"三言"体例、篇章结构、文辞意脉等方面作了评点,尤其是在评点《庄子》文脉时,提出了"草蛇纩线""藕断丝连"等重要观点,对后来的《庄子》文学阐释影响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