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哲学的社会功能

政治哲学形成于对人类政治生活核心问题──人民根本利益的认识及相应政治形式的形而上探索。人民根本利益即人民──特定政治社会的社会基本成员──所需要的政治,最初形态为现实生活中没有而人民又迫切需要的形而上存在。使人民所需要的政治成为现实中的政治,涉及人类多种形式的探索与实践,政治哲学只是其中之一。政治哲学的社会功能是发现、论证时代所需要的政治规范与政治价值。政治规范将现实中没有而又“应有”的政治关系确定为政治生活中的基本规则,为政治社会奠定基础。政治价值以具有特定社会文化内涵的“人”及其本质特征为核心,为政治生活确定目标与标准,使政治规范获得正义与道义。政治哲学承担着性质一致但内容不同的使命──在不同的政治社会,人民所需要的政治的性质、实现程度不同,需要政治哲学解决的问题也不同。当代中国政治赋予中国政治哲学的使命是解决政治价值问题,即提出、论证体现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政治价值。     

实践论文化哲学研究论纲——从衣俊卿的《文化哲学》看

哲学总是面向于人的存在,<文化哲学>作为中国的实践论文化哲学研究论纲是中国传统文化实践特质的反映,表达着作为中国传统人文精神核心的强烈的历史使命意识和关注现实生活的时代观念,它面向人的现实性存在,以对社会历史的现实发展为关切,不是源于人的求知本性的理论兴趣,而是源于人的现实生存与社会发展的实践需要,因而在其本质上也是实践的.实践论文化哲学研究的兴起既是中国哲学自身发展的结果,也是对世界范围内引人注目的文化研究的回应,但更重要的表现着对社会历史尤其是中国近代社会历史发展考察所形成的认知逻辑.实践论文化哲学的研究尽管以人类和人类社会发展的现实实践为目的,但不同于动物本能性活动的人类自觉实践决定了其必然包含理论理性文化哲学研究的基本论题和实践理性文化哲学研究的基本论题.     

略论实践哲学与文化哲学

实践哲学和文化哲学这两个名词既被用来表述两种不同的哲学路向,也被用来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种建构模式和理论形态.在西方哲学的发展历程中,实践哲学有着悠久的传统,而从19世纪以来,西方文化哲学的兴起也成为了思想史上的重要事件,这两种理论路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都有着深刻影响.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中,实践哲学与文化哲学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在某种意义上,这两种理论形态都不是一个完整、封闭的理论体系,而是一个开放的、"正在进行时"的理论视角.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在对当代人类生存困境进行反思和批判的过程中,形成的对现实人类社会生活的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从文化的视角凸显了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基本精神和价值取向.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文化哲学是实践哲学的一种当代形态.文化哲学的视角本来就内在于实践哲学之中.     

论人类学实践哲学--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性质

马克思的实践哲学继承和发展了哲学史实践哲学的宝贵资源,把实践哲学置于人类学的视野内,从而实现了哲学史上实践哲学的一场革命.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克服了实践的二元论,把实践看作是超验与经验的统一,看作是完整的生活世界,从而建立了一种总体性的实践观.因此,马克思的人类学实践哲学内涵着一种超验纬度,内涵着人类的终极关怀.这种超验性是一种积极的超验性;这种终极关怀消除了超验与经验的张力,在历史的进程中,具有了现实性的品格.     

哲学的文化性与文化的哲学性

文化哲学可以有两种样式,一种是文化观点的文化哲学,另一种是哲学观点的文化哲学,前者显示哲学的文化性,后者显示文化的哲学性.就其与哲学的关系而言,文化观点的文化哲学可能扬弃哲学,却不会规范地解决哲学问题.扬弃哲学具有超出哲学的现实意义.哲学观点的文化哲学,或者成为哲学的一个普通下属学科,是哲学原则的自我印证,或者尽可直面现实而野性地埋葬哲学,从而文化哲学亦不必还是文化"哲学".     

20世纪文化哲学的典型范式及演进趋向

近年来,文化哲学研究在取得诸多成就与共识的同时,也面临着进一步发展所亟待解决的深层问题,这些问题一定程度上延缓了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开展。这种延缓甚至阻滞的成因,很大程度上基于文化哲学基础理论研究所遭遇的困境,尤其是对文化内涵、文化模式、文化转型等基础性问题的理解。唯有对文化内涵等文化哲学元问题展开深入的前提性批判,才能进一步推动文化哲学研究不断走向深化。对文化内涵的不同理解,也就决定了对文化基本理论问题,特别是文化哲学理解范式的差异。文章力图阐明作为一种历史地凝结成的生存方式的文化核心是“人化”,是将人“文化”化,是自觉非自觉地、历史地建构起的“人的形象”。作为实践活动产物的文化彰显了人的创造性、超越性、实践性维度,塑造的是美德的人、自由的人、完整的人之形象。而以此文化内涵为根基所建构的文化哲学,指向的并非是诗者的呓语,而是现实世界的实践。文化哲学是“文化的乌托邦”,这种乌托邦并非奠基于虚幻的乌有,而是基于现实的实践,其生命力就在于对人与社会完善性的超越性追求与历史性实践。     

汉语学术界政治哲学的兴起

近年来政治哲学在汉语学术界似乎成为一门显学.原因在于首先,政治哲学的理路与狭隘的"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取向对立,强调对根本价值问题("应然性"层面)的研究,这对于经历各种"批判理论"洗礼的中国学术界来说具有相当的吸引力.其次,政治哲学关乎政治安排的基础性原理,它超越现实又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这契合了中国儒生的传统.最后,政治哲学也是对"应当如何生活"的哲学追问,在"人文精神失落"、知识分子边缘化的时代,政治哲学为学人探索"安身立命之道"提供了某种方式.一些学者也开始尝试在当代的问题意识中和当代条件下对中国传统文明做"创造性转化"."亦中亦西"与"亦古亦今"相得益彰的发展之道,也预示着未来中国政治哲学发展的方向.     

生态环境问题的文化哲学省思

考察现代生态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发现既有人与自然解决方式的社会历史根源,也有工业文明时代的文化实践根源。从文化哲学的视角出发,可透过对人类文化的历史与现实作出总体性的价值审视和观念把握,达成人类的文化自觉。当代文化哲学在生态环境问题上的"在场"体现在现代人的生态文化意识的形成",出场"则反映在人类对生态文明的文化自觉。真正赋予社会发展以一种目的性的关怀,这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思想自觉及理论表达。     

政治哲学的立场、意向和方法——以当代中国特色政治哲学构建为视角

政治哲学研究者总是站在某一立场上研究政治哲学,政治哲学的立场问题就是研究者在人类社会的复杂结构中,立足于谁、为了谁进行研究的问题。当代人类基本共同体从国家走向世界势在必行,政治哲学要超越以往立场的多元而走向一元,为世界共同体构建提供支持和服务。政治哲学的意向是一种研究者确定目标对象并在意识中不断与之相互建构的互动活动。政治哲学研究如果死守某个目标对象,其研究就会丧失创造性和生命力。政治哲学研究目标对象的确定是个性化的、具有创造性的开放构建过程,这个过程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而是与研究者的研究相伴始终的不断循环往复的持续过程。政治哲学作为哲学的专门学科,必须运用哲学的基本方法——思辨方法,但也要运用一些其他方法,如文献诠释法、历史审视法、现实质疑法等。今天政治哲学要回归其应承担的使命和责任,必须改变政治哲学研究中流行的科学经验方法,在使思辨方法成为政治哲学的基本方法的同时,对政治科学和政治现实始终保持批判性态度,不断推进政治复归其真实本性,体现本性所要求的实践要求。立场、意向和方法的不同决定着政治哲学的性质不同,构建当代中国特色政治哲学需要对我们的研究立场、意向和方法进行反思和重构。     

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政治维度

马克思实践哲学终结了西方近代的政治与哲学相对立的政治思想传统,实现了政治与哲学的联合.而这一联合以"实践"本身具有的政治维度为基础.政治维度是马克思实践哲学的一个根本维度,从这一角度可以把马克思的实践哲学理解为一种政治哲学.     

高校思政课与创新创业教育的衔接路径研究

高校思政课与创新创业教育两者教育目标相一致,两者有效衔接可以有效增强教育效果.但是,目前高校思政课的教育机制与创新创业教育之间的衔接还存在一些问题.对此,高校可以应用ADDIE模型的理论及方法构建教学思路,根据确定教学目标→挖掘育人价值→编写课程指南→开展课程试点→教学效果评价来建立衔接路径,促进高校思政课与创新创业教育深入融合并协同发展.     

《周易》与儒释道

《周易》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根干,儒家奉为群经之首,道家奉为道藏三玄之首。佛教传入中国,与儒道合而为一,并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易家的太极、儒家的天命、道家的道、佛家的空,皆是宇宙全息图的不同体现方式,是宇宙万有生存准则的不同表述。     

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认识误区与应对策略

国家高度重视创新创业教育工作,要求高校要不断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但是在学校管理层面、专业教师层面和学生个人层面对创新创业教育还存在认识误区,如认为创新创业教育是开公司、课外活动、少数人的教育等.应从国家战略、人才培养和高质量就业等方面使学校管理人员、专业教师和学生了解创新创业教育的重要性,并从统一思想、精神激励和专创融合方面制定针对性策略,推动我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发展.     

Long-term planning and decision-making among midlife and older gay men and lesbians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issues of long-term planning and decision-making among midlife and older gay men and lesbian caregivers. Using a qualitative methodology, in-depth 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with 19 gay men and lesbians over 50. Participants reported on their long-term planning and decision-making processes. All but four persons reported that their partners had advance directives, but the majority of caregivers did not have advance directives for themselves. Concerns about informal family dynamics and interactions with formal systems were expressed, along with financial and ownership issues. It is important for social workers to intervene across individual, organizational, and community levels in advocacy for the needs of older gay men and lesbian clients.     

Long-Term Planning and Decision-Making Among Midlife and Older Gay Men and Lesbians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issues of long-term planning and decision-making among midlife and older gay men and lesbian caregivers. Using a qualitative methodology, in-depth 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with 19 gay men and lesbians over 50. Participants reported on their long-term planning and decision-making processes. All but four persons reported that their partners had advance directives, but the majority of caregivers did not have advance directives for themselves. Concerns about informal family dynamics and interactions with formal systems were expressed, along with financial and ownership issues. It is important for social workers to intervene across individual, organizational, and community levels in advocacy for the needs of older gay men and lesbian clients.     

产业链、产业价值链与竞争链

当前,产业链的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竞争的焦点。本文从产业链、产业价值链与竞争链的关系着手,阐述了产业链的特点,产业链的价值表现形式,以及由企业、区域和国家共同组成的竞争链应对产业链竞争的本质和意义,以期达到中国企业尽快进入产业链价值高端、提高企业产业链竞争力的目的。     

Police and Social Work Relations--Problems and Possibilities

Summary The Barclay Report advocates a closer working partnership betweensocial workers and citizens; various policing policies are basedon similar foundations. Government policies place considerableemphasis on inter-agency work involving the police and the socialservices. In this paper, it is argued that co-operative inter-agencywork seems feasible between managers in the social servicesand in the police. When the perspectives of fieldworkers inboth services are considered conflict and suspicion seems toprevail. It is argued that once some of the myths surroundingthe practice of police and social work are pared away, a newbasis for the appreci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inter-agency workmay be appar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