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以意逆志”的语义学诠释——基于修辞理解角度

东汉以还,众多学者对孟子的"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进行了注释、疏解,但仍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从修辞理解的角度看,"文"、"辞"、"志"、"意"固然是准确理解孟子"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的关键,而"逆"更是关键中的关键。它包括了"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两个方向的解读过程,涵盖面广,表现力强,可用"推求"对应之。"以意逆志"的过程,实际就是融"意""志"为一体、由已知而未知、"推陈出新"的理解、阐释过程。     

以意逆志诠释史研究

从孟子提出以意逆志命题到当下的各种以意逆志命题诠释这一历史经验整体来看,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史呈现了语义拓展、边界限定与逻辑建构的诠释历史进程与经验结构。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史显示了汉语语境中存在着一种可以称为以意逆志诠释学的学术传统,经典建构、伦理对话是其所具有的汉语文化与思想特质。     

阐释距离的微妙把握与阐释体验的差异性生成———以“杜诗”阐释为例

诠释者历来对杜诗情有独钟,其诠释理想多在得作者本意,以便启后学于迷惘,成杜氏之功臣。在此诠释理想的指引下,诠释方法也得以丰富和发展。在对杜诗的“意诠”中,大体上以“以意逆志”、“以意捉志”、“以意遇志”等诠释方法为主。而在这些方法的运用中,又因诠释者对诠释距离把控的微妙差别,而带来不同的诠释体验：诠释者或幻想化身为杜甫,身临其境地去体察其创作时的种种情形;或借对杜甫诗句的阐释来表达自己的某种意绪;也有的完全凭借自己的才情高下去直观地感受文本意义,以求得与作者心灵的契合。     

试论孟子的“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

孟子提出的“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可以说是目前我国先秦文学批评和文学鉴赏的最早的方法论,它是孟子对先秦文学理论领域的独特贡献。本文力图探求“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说的真正内涵及其辩证关系:即阅读理解作品应在读者正确把握其内容的基础上,推求作者的写作目的;并联系作品的时代和作家的思想,针对不同作品的不同背景作不同的分析,从而使读者对作品的批评与鉴赏更为准确,更为全面。     

孟子“以意逆志”说《诗》方法之辨正

本文对诸多文章中所提出的观点:一是孟子并未实践其“以意逆志”的说《诗》方法;二是孟子提出“以意逆志”说《诗》方法是对“断章取义”用《诗》方法的否定,分别给以辨正。并简要分析了孟子“以意逆志”说《诗》方法的得失。     

论“诗言志”在先秦的嬗变

本文通过对先秦具体作品及相关理论的分析，认为“诗言志”中的“志”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中各有其特定含义，而“诗”这一文体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中所担负功能屯不尽相同。     

论"以意逆志"的理论阐释、实践操作及问题

“以意逆志”由先秦的《诗》学方法论,逐渐演变成后来的经学方法论以及文学批评方法论。历来对“以意逆志”的理论阐释及实践操作聚讼纷纭。究其实质不外论及读者、文本、作者三者关系时因侧重点有异而认识不同。正确处理读者、文本、作者三者关系无疑是认识“以意逆志”的基本前提。“以意逆志”是一个历史范畴,不同时期不同读者“以意逆志”的结果自然存在差异,以今律古、以古律今或以己律他的做法均有失公允。     

回归与超越：《杜臆》与“以意逆志”法

王嗣奭《杜臆》笺释杜诗,取的是一种体验式路向,借重个人身处明清易代之际的复杂人生经验以契入杜诗,并由此掘发杜诗的"真"、"正"之美。这既是对传统"以意逆志"法的回归,同时也是一次超越。     

以意逆志诗学理论的意义生成

孟子以意逆志说《诗》之法不仅影响后世《诗经》的接受,而且不断扩展其方法适用领域。以意逆志诗学理论形成中国诠释思想传统,成为现代学术背景中中国诠释学建构资源。     

“以意逆志”论－中国传统文学释义方式的现代审视

“以意逆志”是孟子提出的一个有关文学释义的纲领性理论命题。围绕这个纲领性的理论命题，中国古代的文论家和批语家对文学解释活动中释义者与释义对象之间的关系以及文学释义的具体途径进行地深入而辩证的探讨，既充分尊重接受者和释义者的主体意识－“意”，又强调文学解释活动最终不能背离对作者和作品愿意－“志”的理解和把握，同时还把文学解释活动看成是释义者之“意”与释义对象之“志”通过“逆”的方式相互交融而形成新的意义的过程。“以意逆志”的文学释义方式比较好地解决了西释义学理论无法解决的某些理论难题，其中所蕴涵的文学解释学思想在今天仍然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伽达默尔与孟子的解释学思想——“知人论世”、“以意逆志”与“‘偏见’的合理性”之理论透析

中西解释学理论有诸多相容互补之处。孟子所提出的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的主张,是中国古代思想中释义学的权威性方法论,它们强调读者与文本的交流,这能使文本与读者之间产生对话的交流感。伽达默尔所提出的‘偏见’的合理性也是西方解释学中的一个重要理论,它强调无法克服时间距离所造成的主观偏见和误解。为了能够更好的把握文本的意义与价值,应以二者的理论为指导,采取历史与当下的穿梭式阅读,在无法复原历史的前提下,结合实际,借鉴历史,指导研究者领悟文本蕴含的真谛所带给读者当下的现实意义。     

“以意逆志”论——中国传统文学释义方式的现代审视

“以意逆志”是孟子提出的一个有关文学释义的纲领性理论命题。围绕这个纲领性的理论命题 ,中国古代的文论家和批评家对文学解释活动中释义者与释义对象之间的关系以及文学释义的具体途径进行了深入而辩证的探讨 :既充分尊重接受者和释义者的主体意识———“意” ,又强调文学解释活动最终不能背离对作者和作品原意———“志”的理解和把握 ,同时还把文学解释活动看成是释义者之“意”与释义对象之“志”通过“逆”的方式相互交融而形成新的意义的过程。“以意逆志”的文学释义方式比较好地解决了西方释义学理论无法解决的某些理论难题 ,其中所蕴涵的文学解释学思想在今天仍然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以意逆志”新探：作为诠释事件的“咸丘蒙问《北山》”

“以意逆志”,是孟子针对咸丘蒙曲解《北山》诗义的错误所提出的说诗方法。因为自身的儒家立场,咸丘蒙从《北山》一诗中获得了“文本义”“语境义”与“预期义”三重意义,这三重意义彼此矛盾,导致咸丘蒙对《北山》做出“断章取义”的理解。“以意逆志”具有“排他性”和“唯一性”的特点,而《北山》又因其独特的文本结构呈现出多种可被解读的向度,孟子的解读只是其中的一种。“以意逆志”的“意”与“志”是儒家学说中“仁义”的体现,具有“心所同然”与“不忍之心”两个心理学前提。孟子“以意逆志”的说诗方法,具体表现为用伦理情感延伸出的亲亲之爱置换文本中表现出的怨愤之情。     

孟子“以意逆志”、“知人论世”辨析

孟子“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理论,今人多评为“切合实际的”、“正确的”文学“批评方法”、研究评论作品的“创造性见解”。少数学者虽有异议,但似乎并未引起什么反响。无可否认,“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理论,确曾对中国《诗经》学史和古典文论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唯其如此,评价就更应审慎和恰如共分。我认为,上述评价不无拔高之嫌,原国在于对“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理论内涵的理解,与孟子本意有所偏颇。现提出就正干专家和读者。     

以意逆志说《诗》与诗教传统

从时代语境与知识谱系来看，文化背景的变化、孔圣身份的认同与儒学主题的坚守，使得孟子提出以意逆志说《诗》。孟子以意逆志之学总结孔门《诗》学经验、解决《诗》学现实问题，实现了儒家诗教传统的继承与开拓。     

“诗言志”与“诗缘情”矛盾的非矛盾性

一直以来,理论界将诗言志与诗缘情对立起来,从而形成文论发展的两个不同流派,似乎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不可互渗互补的矛盾性。事实上,理论界长期流行的这种矛盾说法有失偏颇。在中国文论发展史上,这两种说法不仅在文本来源上造就了一种虚假的矛盾性,而且在以情为本体的观念上也分化了两者的交叠重合,而诗言志与诗缘情矛盾的真正根源在于儒道观念的差异。     

从“以意逆志”到“披文以入情”——刘勰审美鉴赏论的产生和演变

刘勰提出的审美鉴赏理论"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指明了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主要区别,这一观点成为我国重要文学批评理论的方法。究其渊薮,孟子的"以意逆志"说开创了读者中心论的先河,《淮南子》、《文赋》进一步阐发,直至刘勰的《文心雕龙》方初具规模,后经钟嵘、宗炳等人努力,终于形成我国独具一格的文学批评标准"味外之味"。     

"以意逆志"与英美新批评

以意逆志与英美新批评虽产生于不同的时间与空间,但两者仍有比较的必要。英美新批评因为以意逆志没能在中国站稳脚跟。人本主义的以意逆志是一种既重视内容又重视形式的批评方式,它完整包括了作者、文本、读者三环节,而新批评是一种单一的从形式到形式的批评。英美新批评的文本主义有其可取之处,但由于自身理论与实践的漏洞和相互攻击,最终走向衰落,而以意逆志自从产生后就从未退出过历史舞台。     

钱谦益诗歌批评方法: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说

钱谦益因其政治立场问题,是明末清初一位颇有争议的人物,他在诗学上的理论贡献也多为学者所论。其诗学观念之中,尤以诗歌批评方法最有特色。"知人论世、以意逆志"是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方法,然而此种方法传至钱谦益手中,却有了新的涵义与使用。按照这一批评方法,诗歌中能否看到人世间真实的历史痕迹,能否感受到诗人的内在心志,是钱谦益判断某位诗人诗歌"有诗无诗"的重要标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