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兴”式教育法与《诗》《易》的义理化

孔子是伟大的教育家，《诗经》和《周易》是他教授弟子们的重要内容，但他并不是仅仅要求弟子们记住《诗》《易》的辞句，而是要他们从中体会出“忠恕”之道来。孔子所使用的方法就是当时十分盛行的“兴”式方法，即仅据《诗》《易》中的某一辞句断章取义地引申发挥。孔子的伟大之处就在于要求弟子们要紧紧围绕着“忠恕”之道去“兴”。孔子就是用这种方法把《诗》《易》改造成儒家经典的。孟子、荀子以及西汉中期以前的儒生很好地继承了孔子的这一方法。     

论闻一多对新诗神秘美的构建

闻一多在现代诗学史上最早肯定了“神秘元素”在诗歌中的重要作用。他从理论上揭示了“隐”即“兴”、“象”与西方诗歌“意象”、“象征”的内在联系,努力寻找中国传统诗学与西方现代诗学之间“对话”的可能性。在创作实践中,他运用创造梦境与幻象、意象与象征、死亡意象与氛围等,给诗带来了神秘美的特征。《奇迹》一诗在神秘的意象中表现了热烈的、爱的精神世界。“神秘美”的探求与“三美”的主张一样成为闻一多对新诗现代性探索的重要贡献     

《易》之象与《诗》之喻──《管锥编》札记一则

《易》之象与《诗》之喻──《管锥编》札记一则于传勤钱锺书在《管锥编·周易正义二七则》的第二则里，通过对《易》之象与《诗》之喻的鞭辟入里的辩析，深刻地揭示了文艺的审美特征，集中地表达了他的文艺观，对于我们今天仍然很有启发意义，特橥于此，以公同好．“圣人...     

飘在空中的瑰丽的云——简论何其芳《预言》的意象

闻一多把田间的诗比作鼓点,胡风说艾青是吹芦笛的诗人,何其芳则把自己的《预言》比作飘浮在空中的云。他说:“我的第一个诗集即《预言》。那是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七年写的。那个集子其实应该另外取个名字,叫做《云》。因为那些诗差不多都是飘在空中的东西,也因为《云》是那里面的最后一篇。”(《〈夜歌和白天的歌〉初版后记》)《预言》虽然是飘在空中的“云”,但是又瑰丽多姿。李健吾认为《燕泥集》(收在《汉园集》里,共十六首诗,这些诗也收入《预言》中)风格绮丽,何其芳要的     

《诗经》的比、兴与《焦氏易林》的象征

《焦氏易林》象征和《诗经》比、兴运用的物象,具体可感,委婉含蓄,象征与比、兴借助于物象而相通。林辞引《诗》是诗歌的爻辞化,林辞以诗的形式为载体,则是爻辞的诗歌化,二者的情感指向双向贯通,具有一致性。《焦氏易林》衍《易》而成,象征手法贯穿整个爻辞的编撰,爻辞趋向于诗化,却也有别于纯粹的诗。     

闻一多《唐诗杂论》与《唐诗大系》的诗学会通

闻一多“以诗解诗”与“以诗选诗”相互贯通。闻一多《唐诗杂论》以“诗人学者”的视角解读唐诗,推崇诗歌的情感力度、诗人的人格高度。闻一多《唐诗大系》则以选代评,以“学者诗人”的视角编辑情感力量充沛的唐诗选本。引领唐代诗风转型、强力表现人生痛苦及淡泊情怀的诗作,是闻一多联结《唐诗杂论》与《唐诗大系》的核心文本,理论研究与选本品鉴的诗学会通最终体现为才情与学识的交织。     

《易》之"象"与《诗》之"比兴"

在《易传》的阐释下,按照《易》之所成及所指,《易》之"象"有以下三类含义:一、卦、爻以及其征象;二、象征,模拟;三、物象,意象.《易》之"象"与《诗》之"比兴"相类.《诗》之"比兴"离不开意象,某些意象具有原型的意味,内涵丰富.《易》以"象"认识自然和社会,《诗》以"象"表情达意,它们以取象思维为基础,对中国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借鉴与超越——比较闻一多的《死水》与米蕾的《14行诗·第43首》

闻一多的《死水》在整体构思和意象的运用上明显地借鉴了米蕾的《14行诗·第43首》,然而由于闻一多从声、色、味上写出了“死水”“死”得“腐朽”的灵魂以及复沓的手法的成功运用,终于使得《死水》在诗情和诗艺上超越了米蕾的《14行诗·第43首》,从而成为糅合中西诗学精华的完美典范     

关于《诗经》的分类

一、《诗经》编集的音乐分类关于《诗经》的分类,曾先后出现过六诗、六义、四始、四诗等说法。“六诗”之说源自《周礼·春官·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但根据什么标准进行的分类,为什么要依此顺序排列,六诗之间是什么逻辑关系?皆未明言。“六义”之说源自《毛诗序》:“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     

简论孙奇逢的《易》学思想

孙奇逢是明清之际的著名学者 ,他的《易》学思想不仅把“本来之《易》”视作“天定之象” ,把“圣心之《易》”、“《易》书之《易》”视作“模写”之像 ,从而摆正主、客观的本质关系 ,而且 ,于学《易》之人而言 ,他尤其强调将“本来之《易》”和“《易》书之《易》”一概化而为“在我”之《易》 ,从而使“易”成为人们具体立世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指导。他的这个思想很实际 ,也很精彩 ,学《易》者如此 ,实际上人人都当如此     

《周易》之象与《诗经》之兴述异

《诗经》的“兴”与《周易》的“象”在“立象以竟义”、“假象喻义”方面有相通之处,但因二者的文学和哲学特征的区别,“兴”和“象”又有不同之处。     

《诗经》中的“兴”与人和自然的对应

《诗经》中的"兴"历来为诗家所乐道.然而对"兴"的解释却多有不同:"诗,可以兴"(《论语·阳货》)."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誉,取善事以喻劝之"(《诗大序·郑玄注》).这是单从实用的、功利的观点作出的解释."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朱熹《诗集传》)."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钟嵘《诗品·总论》).这是只看到表面现象,而没有抓住"兴"的本质和特点.那么,"兴"究竟是什么呢?我们不妨把它与"比"作一对照.     

《毛诗秘义》绪言(节录)

一、《诗经》是中国古代的谜语诗集《易经》以隐语作辞，言不尽意，须言外求意。《诗经》根据易卦而作，每篇诗必以易卦为谜底。读诗者须从言内的诗辞求得言外的诗意。言外的诗意本于易卦。易卦的排列，井然有序。由卦序以求某诗而知其旨意，不啻按图索朗。《易经》《诗经》同以隐语作辞，采取象征文学的手法，读者只知有象而不知其所象之物。盲人摸象的寓言，固可用之于言《易经》，亦可用之于言《诗经》，于是汉儒董仲舒有“易无达占”和“诗无达信”之说。《诗经》既本于易卦而作，其所取象自当同于《易经》。究竟《易经》所取何象？答曰…     

论《女神》的民族特色

中国新诗的“奠基石”——《女神》,出版至今已将近六十年了。对于它的强烈的时代精神的评价,可以说在评论家中间已不存在什么分歧。早在一九二三年(即《女神》出版之后的第三年),闻一多先生就曾敏锐而中肯地指出:“若讲新诗,郭沫若君的诗才配称新呢”,“有人讲文艺作品是时代底产儿。《女神》真不愧为时代底一个肖子。”然而,对于《女神》在民族形式方面的评价,即它是否具有中华民族的特色,是否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人们的意见却并不是一致的。当年闻一多先生在高度评价《女神》的时代精神的同时,他又严格地批评《女神》缺乏民族的色彩。他断言《女神》的“形式十分欧化”,     

《也许》的写作时间及其寓意质疑

这是闻一多先生的一首抒情名诗。诗情哀怨,意境深远,格式独特,押韵整齐,在闻一多的新诗中占着颇为重要的位置。但是,它写于何时?寓意是什么呢?以往,人们把这首诗同《忘掉她》、《我要回来》二诗并提,说是“诗人怀念早夭的爱女立瑛之作。立瑛逝于1926年冬,也就是说,《也许》是1926年冬以后写成的,是     

勇于打出挑衅的招牌——闻一多发表《诗的格律》多种原因分析

1926年5月,闻一多在北京《晨报副刊.诗镌》第七号发表了“断言新诗不久定要走进一个新的建设的时期”,并且“应该承认这在新诗的历史里是一个轩然大波”的诗学论文《诗的格律》。《诗的格律》的第一部分讨论“格律”的定义即“节奏”及“诗为什么不当废除格律”,第二部分解析诗     

闻一多的一段话和臧克家《有的人》

闻一多与臧克家的亲密关系是大家所熟知的。1930年,闻一多在青岛大学国文系任教,臧克家在这所学校读书,他们以师生关系结识了。闻一多的思想、人格及艺术追求深深地影响了年轻的臧克家。臧在后来回忆这段交往时曾说道:“认识了他的人,读他的诗《死水》,     

在深入辨析中发掘美学价值——评陈文新《明代诗学》

关于明代诗学的价值 ,人们有过不少评说。例如 ,闻一多先生在 2 0世纪 3 0年代曾说过 :“我们只觉得明清两代关于诗的那许多运动与争论 ,都是无味的挣扎。每一度挣扎的失败 ,无非重新证实一遍那挣扎的徒劳无益而已。”(闻一多《文学的历史动向》,《闻一多全集》第一册《神话与诗》)郭绍虞先生也认为 :“一部明代文学批评史也就成为文人分门立户 ,标榜攻击的历史。这样 ,徒然增加了文坛的纠纷 ,然而文学批评中偏胜的理论、极端的主张 ,却因此而盛极一时。”(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 1 979年 1 2月新 1版 ,第 5页 )那么 ,明…     

孔子与《诗经》

《诗经》是我国古代六经之一。它流传久远,影响深广。这与孔子私设教馆,以《诗》教授弟子,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拟就孔子诗教、教诗、评诗、正乐等方面作初步的探讨。一孔子十分重视诗教,他教诲弟子说:“小子(学生们)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①他从《诗》的社会作用和教育作用着眼,以培养学生德才兼备的“君子儒”,从而达到“事父”、“事君”的目的。孔子曾对他儿子伯鱼说:“女(汝)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②意思说,做人不学习《周南》、《召南》,就象面对着墙壁站立着似的,“一物无所见,一步不可行。”(朱熹)又说:“不学《诗》,无以言。”③是指出使诸侯各国,办理外交,酬酢应对的言辞。这是从修身做人、从政做官的角度,强调学《诗》的重要性。     

《春官》“六诗”之“兴”与《诗经》之“兴”诗

《周礼·春官》大师所教＂六诗＂＂风、赋、比、兴、雅、颂＂之本义,应该从《春官》大师配合大宗伯参与周王＂以吉礼事邦国之鬼神祇＂的各种礼仪与＂风、赋、比、兴、雅、颂＂的上古辞源意义考究,加以文献实证,方可确定。从上古辞源考究,本义为祭祖且为各种祭祖仪式通称之＂兴＂,正好与《春官》所叙大师配合大宗伯参与周王之祭祖礼仪＂以肆献裸享先王,以馈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礿夏享先王,以尝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相契合,而＂兴＂为祭祖和各种祭祖仪式通称在《尚书》、《礼记》、《诗经》等文献均有存留。据此可以推定：配合大宗伯参与＂大祭祀＂的大师所教＂六诗＂之＂兴＂诗,是专用于祭祖的诗歌。孔子所言＂诗可以兴＂应译为＂诗可以祭祖＂。朱熹所言《诗经》＂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的兴象诗,并非《周礼》＂六诗＂之＂兴诗＂,而是上古神文化的诗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