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学”与新启蒙主义的话语对抗

20世纪90年代以来，“后学”成为了中国新保守主义的一种话语资源。一些学者使用“后学”的话语理论，提出“中华性”的建设方案，对新启蒙主义的现代性立场进行解构，以本土文化的重建来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后学”的新保守主义文化姿态以及自身存在的悖论，引发了新启蒙主义者的强烈不满，导致了“后学”与新启蒙主义的话语对抗。“后学”与新启蒙主义是新时期知识分子面对现代化、西化与民族化的错综问题，所做出的两种重要的回应姿态。在全球化的时代，如何建立中华的文化形象，有效推进现代化的文化进程，以化解内外的文化、精神困境，是“后学”批评家和新启蒙主义者必须共同谋划的问题。     

论20年代“文学革命”口号力量的衰竭

20世纪20年代初，政治思潮对新文化运动的介入、教育状况的落后、学术界的内在思想贫困、文化保守主义的“复兴”、封建思想与虚无主义情绪的弥漫等因素，导致“文学革命”口号的力量日趋衰竭。为此，左翼文艺界对“文学革命”进行了反思和批判，提倡“革命文学”等运动，意图谋求新文学发展的新路向。     

“人性的小庙”与现代性——对沈从文“浪漫传奇小说”的解构批评

沈从文在1930年前后创作的一批“浪漫传奇小说”，在沈从文文化观念的形成过程中非常重要，它们强烈、浪漫地表达了沈从文“理想的人生形式”，可以说是沈从文文化观念的内核。创作这批“浪漫传奇小说”，是沈从文寻找湘西苗族文化“传统”、建设湘苗文化主体性的一种努力。沈从文通过对汉语中心霸权的颠覆和改写，获得了苗族文化的自我认同和肯定，“发现”、重塑了湘西苗族的“人性”，以此建立起他的“人性的小庙”，并且，沈从文试图从湘西苗族文化的特殊性中发展出普遍性，用以对抗汉族和西方的文化普遍主义（现代性），以“人性的小庙”作为边缘文化反抗“现代性”的抵抗性话语。     

沈从文之于“乡土”——兼谈乡土文学在当下的发展

沈从文的乡土文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激发的人道主义、平民主义思潮的有机组成部分，为“乡土”民族性与现代性的思考提供了现代启示；他的乡土文本使民间习俗文化与风物传统以及多样的民间生活成为了乡土文学的重要“养料”与“维生素”，完成了乡土中“自然人性”的美学构想，并为历史与文化、乡情与理性、城市与乡村的双重审视的文化母题，提供了难能可贵的解答思路。当下乡土文学应该注意当代农村问题、乡村题材的创作与研究，城乡整合中农民的关注与关怀，中国特色的“新现代性”建构以及土地大地的生态追根等问题。     

欲望：诗意的“放松”与“离开”——“本体性否定”视角下的人生观

在这个充满诱惑的时代，如何健康地对待欲望而又不是轻视性地超越欲望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放松地对待欲望”包涵着对“自然性”的新的理解，而“离开欲望”则是指“不满足于欲望”的“穿越美学”所致。如此，人才能成为一个现代“完整的人”。     

道家美本质观——以“无”为美

以“无”为美的思想，由老、庄发端，《吕氏春秋》、《淮南子》发展，王弼集大成，自魏晋起，成为人们生活践履和艺术创作中的美学追求。中国美学因而出现了“无为”之美、“无声”之美、“无形”之美、“无言”之美、“无味”之美等一系列“全美”、“大美”的表现形态。     

“富二代”大学生群体形成的差异论分析

从差异论的视角分析，“富二代”大学生是社会差异化的必然结果，是社会求异思维时期的必然产物。由于儒家思想中“家本位”观点，使中国的企业经营管理方式形成了由家族成员治理的模式，“富二代”大学生群体得以形成。“富二代”以其群体个性张扬的“富人”特征而与所谓“穷二代”大学生形成巨大反差，这种大学生群体之间的差异，是当今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新课题。     

王维“歌诗化”自觉之考论

王维有其卓绝的歌诗地位。王维诗歌的歌诗化程度高，这也是王维诗歌有别于初盛唐其他诗人诗歌的一个重要特征。王维不仅仅歌诗创作的起步早，数量多，而且其歌诗艺术的形式全，质量高。王维诗歌“歌诗化”的基本要素和特征，具有“情绪的大众化”、“题材的民俗化”和“语言的简约化”三个特点。而其“歌诗化”的特殊自觉，则建筑在“特殊的歌诗风气”、“特殊的歌诗效应”、“特殊的歌诗条件”之上。     

用形式表现意象：沈从文40年代的文学追求

重新解读沈从文1940年代的主要代表性作品《看虹录》、《摘星录》、“七色魇”系列等，发现他1940年代的文学追求是用文字构图作曲，用文字保留生命中的永恒的线条、色块、旋律等等美感意象，最终达到“用意象构筑形式”的艺术目的。他所要诠释的是“爱”与“美”的永恒。他希望用永恒的“美”去创造理想的生活，以此保留永恒的生命形式。沈从文这一时期的创作具有突出的文学史的价值。     

“经济人”假设存在论新思考

对“经济人”假设的讨论可谓是老生常谈，但“经济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继续生存时频频遭到来自不同领域的批判又迫使对“经济人”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经济人”假设能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共生，在当前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文章从“经济人”的存在入手，分析“经济人”存在的合理性，批判“经济人”的泛化，最后提出“经济人”存在的合理方式。     

从符号系统的角度看"网络语言"

从符号系统的角度进行考察，网络语言符号可以分为可读的语言符号和非可读的副语言符号，而可读的语言符号包括汉字、汉语拼音、英文和数字四个符号系统。网络语言符号系统使用的基本特征是，不同系统的符合可以在同一平面上混合使用。网络语言的认知特征是，网络语言需要在不同的符合体系之间进行心理认知的跳跃与联想，要超出常规的系统与规范。     

文艺思潮中的"古今之争"谈片

文艺思潮中关于古与今、继承与创新、保守与激进的论争是一个历久不衰的话题。发生在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明屠尔诺与钦提奥的古今之争和发生在中国明朝的前、后七子的古今之辨,是其中两个具有代表性的事件。我们通过"返回现场",探讨中西方文艺思潮中关于古今之争的真正原因,试图揭示这样一个基本的美学原理:不能简单地把传统与创新等同于错误与正确。不能用进步论的模式来否定传统,理性不可能从一个没有历史积淀的"零点"开始。只有深受传统的濡养,又不乏创新的激情,创造力才有其茁壮的"根"。     

"东干语"音素文字及其词式书写的启发--汉语语言规划在中国境外的成功范例

“东干语”是由于战争移民的原因在中亚独立发展了120多年的汉语西北方言,有10多万使用者,有50年使用音素文字的历史。目前,对东干语的研究主要是描写和比较语言系统事实。本文在事实的基础上探讨汉语音素文字和词式书写的语言规划理论与实践中的经验及教训。它给我们的主要经验是:(1)汉语可以使用表音文字中的音素文字。(2)汉语可以实行词式书写,汉语中可以找到词。(3)民族语言必须有文字才方便教育和扩大功能。(4)设计音素文字必须先选择一种主要方言做共同语。(5)汉语音素可以突破音素化汉字注音方案的整齐性。它给我们的主要教训是:(1)汉语是声调语言,设计汉语的音素文字不能忽视声调。(2)正词法在实践中肯定会出现分歧,但是要不断统一规则。(3)汉语和俄语等语言不同,特有的语气词、助词应该独立书写,不应该像俄语等语言那样当做词尾处理。     

对外汉语汉字教学实践研究——关于“六书”理论与多媒体技术相结合的思考

作为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汉字有其与拼音文字截然不同的特点。针对外国留学生学习汉字十分困难的现状,汉字教学应将汉字构形的理据性与多媒体技术相结合,从字形、字音、字义几个方面进行有效的字形分析,以提高对外汉语教学中汉字教学的有效性。     

针对外国留学生进行汉字教学的方法

针对华文教育中存在的"重语轻文"现象,提出应在外国留学生中大力加强汉字教学的教育理念.汉字既是汉语的记录符号,又凝结着汉民族文化的诸多内容,是汉民族文化和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华文教育中,应以文字为桥梁,将语育教育和文化艺术教育紧密结合起来,体现"文道结合",寓弘扬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于知识传授当中,通过汉民族语言的推广.传承和弘扬优秀的中华民族文化和艺术.     

中希悲剧艺术品格的再认识

百年来,国人对中希悲剧艺术品格差异的研究,多数采取"一异一因"的方式,缺乏对各种成因作深层的、系统的、归一的观照。通过对两剧的悲剧人物、冲突范式、审美体验等核心艺术表征的比较、重释,发现两剧所处的时代背景("英雄时代"与"人的时代")以及所承载的"两大关系"("人与人"与"人与自然")主题的迥异,是中希悲剧各种艺术品格生成的两个母因。     

中国古典美学“飞”意象群考略

古典美学中的“飞”是一个对古代文人的思考、创作与鉴赏至关重要,又体现了中国古典哲学、美学诸多文化特征的意象群。从其内在蕴涵、外在延伸及所具有的审美特征表明,“飞”意象群在中国古典美学领域内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主要表现在所蕴涵的审美文化取向与审美特征等方面。     

“孔家店”的被废、被打与后果

辛亥革命前后,儒学、汉字、中医,先后不同程度地受到非议与打击。废弃孔家店,是清朝在没有看清世界也不了解自己的情况下,匆忙作出的偏颇决定。这一偏颇、激进、狭隘的重物学、鄙人学的"革命"传统,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作为重要一支一直发展下去,甚至达到了意识形态化的极端地步,导致人文学领域遭受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的空前绝后的重大灾难。学分自然学和人文学,在自然学领域改革传统教育,全面向西方学习是应该的;但在人文学领域,既要向西方学习,也要继承自己的历史传统和学问。盲目否定自身的人文学传统,是自断臂膀、自残大脑的低级愚蠢行为,不符合对人文学的确当认识。"科教兴国",只能是狭义上的兴国,不能代替文化上的传承和创新。只有在文化上既传承且创新,才能真正既走得稳又走得远。人是人,人不是物,人文学是人的思维,在人文学领域失去"人的思维"这一根本,只能成为无头无脑的"莽汉",洋务运动的失败即为前例。只有人文学这一根本重新确立起来,中华民族"拨乱反正,步入正轨"这一时代性的任务,方能算实现和完成。     

远去与归来——关于中国和西方相互对话和研究的方法的思考

本文从西方思想在中国传播和接受的历史出发,试图分析在截然不同的中西思想文化之间实现真正平等对话的原由和基础.本文要说明对话的目的不是平行生硬的比较、附会,也不是单纯实用的价值,而是要深入到"异域"(hétérotopie)之中,再回归自身,思考自己的思想文化传统.只有承认这个根本的"差异",才能找到中西对话的正确的方法和途径那就是接近现象学的"描述的方法",就是"远去"与"归来"的途径.     

文化大传统研究及其意义

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的"大传统和小传统"(Great tradi-tion and little tradition)区分概念,带有明显的现代性和精英主义价值色彩,需要给予后现代和后殖民立场的批判和改造。以符号媒介产生的年代为尺度,重新看待中国文化传统,把汉字记录的书面传统视为小传统,把前文字时代以来的神话思维视为大传统。这样的重新界定有助于学者走出千百年来形成的文本中心主义束缚,打破"文明/原始"的二元对立窠臼,充分利用人类学和考古学给出的新知识,重建具有深度的整体文化观。通过大传统的再发现,去认识文字小传统的所以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