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治向法治的转变及其社会条件

<正> (一) 竖看历史,“人治”和“法治”作为有关治理国家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原则、方法、理论或思想主张,不论在外国还是在中国,都是古已有之而非今人所始创的治国思想。古代,在西方便有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之间关于法治和人治的对立,在中国也有过体现这种思想对立的“儒法之争”。后来,在反对封建专制和封建特权的斗争中,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们把人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法治观念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开创的重要理论成果之一，是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法治观念。这些早期共产党人在批判人治、武人政治、帝国主义法治并认同法治有助于保障权利的过程中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郑重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法治主张。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法治观念源自于对英国议会式法治的批判，他们认为法治与德治、人治、专制截然不同，就是宪法的统治；法律约束人类行为，以平等为基本精神，政治人物应当模范遵守法律，且不能制定溯及既往的法律。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引下，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主张通过发动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式建立民主共和国或立宪国，法治是民主共和国或立宪国的一大标志。他们基于中国法治实践的问题，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学说，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法治观念中国化的基本立场，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法治观念中国化的基本方法。这一理论开创，对于当前我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的建设，具有奠基性意义。     

病树前头万木春──评万里《不受制约的权力》一书

在举国欢庆香港回归、顶着东南亚金融危机阔步前进、深化改革，迎接21世纪之际，万里同志的专著（不受制约的权力——中国古代的人治与法治）出版了（岳麓书社，1998年9月出版）。我有幸作为第一批读者，阅读了该书，情不自禁地为之喝彩。该书洋洋40余万言，通过对中国古代人治与法治思想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进行考察、揭示古代社会理想、政治学说、人性理论、政治实践中人治、法治、德治、丸治思想的发展脉络，着重总结其中对人治与法治的辩证思维经验教训，为建立现代有高度民主、法制健全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提供宝贵的借鉴。披读…     

略论先秦“人治”与“法治”思想的论争实质

先秦时期,儒家主张“人治”,法家主张“法治”。他们的分岐是:治理国家主要依靠什么?是道德还是法律?人治论者认为国家主要应由具有高尚道德的圣君贤人通过道德感化来进行治理。法治论者则认为主要应由掌握国家权力的人通过强制性的法律(实际上指刑法)来治理。他们在政治制度设计上虽有分歧,但在维护封建专制制度这一根本问题上是完全一致的。他们的思想分歧并非现代“人治”与“法治”思想在治国方式上的根本对立。尤其是古代法家的“法治”并非现代中国人正在建设过程中的法治,现代“法治’,是根本否定“人治”即专制的,是以“人民主权”“法律至上”“依法行政”“权利平等”为基本原则的治国方略。而古代法家的“法治”是维护专制的手段和工具。     

试论习近平法治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传承与发展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深刻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传承与发展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渊源之一,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为习近平法治思想奠定政治基础,马克思主义民主平等正义理论为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价值支撑,而辩证唯物主义为其提供方法论。习近平法治思想也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进行了发展,创造性地提出了"法治中国"的战略目标,深刻界定法治与改革的关系,提出"德法共治"的战略主张。     

中国治理变迁30年(1978—2008)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治理变革的主要方向,是从一元治理到多元治理、从集权到分权、从人治到法治、从管制政府到服务政府、从党内民主到社会民主。治理改革的重点内容,是生态平衡、社会公正、公共服务、社会和谐、官员廉洁、政府创新、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决定性地影响中国治理状况的主要变量,是社会经济的变化、政治发展的逻辑、新型政治文化的形成和全球化的冲击。经过改革开放以来近30年的探索,中国正在形成一种特殊的治理模式,其治理改革的目标已经十分清楚,这就是:民主、法治、公平、责任、透明、廉洁、高效、和谐。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实质就是实现从传统的集权政治向民主政治、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变;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关键是制度建设。     

论孙中山法治思想与实践

孙中山对近代法治有强烈的向往和较多的了解,其法治思想内涵颇为丰富。他反对专制人治,提出法治的本质是众人之治;强调实行法治的重要意义;主张法治的原则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应具有中国特色;认为国会是实行法治的枢机;保护人权是法治的初衰。他在领导辛亥革命成功并建立了民国之后,尽力将其法治思想付诸实践。孙中山的法治思想与实践对今天中国的法治建设仍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人治社会及其文化机制

人治社会及其文化机制杨华随着中国文化研究的逐步深入，很多学者开始关注此一问题：即独具文化特色的中国古代政治是如何运转的，是法冶、人冶抑或是礼治？笔者以为，中国古代是一个典型的人治社会，但人治若落实到具体而言，则不是礼治，而是“术”治。一、中国古代法治...     

人治还是法治:传统儒学与法治理念相融性批判

传统儒家以主体至善说为特点的治道包含三个主义:礼治主义、德治主义和人治主义,人治主义是其核心。传统儒家的治道与现代民主法治所要求的道德建设有本质的不同。中国法治现代化,必须包含对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治道的批判和过滤。为实现这一目标,我国民主法治建设必须在思想建设上与传统的儒家治道划清两条界限:中国法治现代化必须与传统儒家的德治传统决裂,与此同时,我国民主法治建设必须与传统儒家的人治传统决裂,这是我国法治现代化的前提。     

朱元璋"重典治国"思想探析

朱元璋"重典治国"思想的产生及法律实践有其深广的历史和现实基础、心理和政治基础.明初所谓"重典治国",其实就是重刑治国,其重点在于重典治"吏".然而,尽管明初朱元璋实行的"重典治吏"严酷无比,但在一个集权专制的社会里,人治大于法治,"重典治吏"未能取得预期效果,在客观上造成了有害的后果.它给人们的历史启示是要从根本上根除腐败的痼疾,就必须崇尚法治.     

中国古代的法治与吏治

中国古代对以法治吏问题的认识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在实践上也做出了巨大努力。但中国历史上的法治不同于我们今天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化法治,因为在其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下的法治本质上必然是人治。在我们今天的法治建设中,既要认真总结和借鉴中国古代法治与吏治的传统,又要消除中国古代长期以来形成的人治观念。     

培育法治文化的前提：“人治”与“法治”的再认识

中国的法治之路异常艰难,究其原因就在于对从人治走向法治,尚未达到全社会的高度共识。因此,科学理性地辨析人治与法治,就成为培育法治文化绕不开的前提。 “人治”与“法治”作为两种不同的治国模式,所指称或表征的主要是一种治国理政的思想原则和观念体系。培育法治文化,需要在观念上尽快形成对法治的广泛共识,需要对人治文化开展强有力的批判,需要切实矫正各种违背法律规则的行为。     

性恶&#183;法家&#183;人治

西方及现代法治思想都建基于对人性的不信任之上,我国悠久的人治传统的病根是否就是人性善?厉行法治是否就该倡导人性恶呢?以史为鉴,先秦法家学派的思想基础正是人性恶,但它却是一种实质上的人治理论。由此可见,人性善、恶之于人治、法治只是理论上的逻辑前提,倡导法治,不应人为地贬低人性,排斥德治。历史证明,一个真正的法治社会必定也是一个德治社会。     

严复宪政法治思想初探

严复在近代中国史的地位在于他的思想启蒙活动.他所介绍和主张建立的资产阶级民主宪政制度,对中国近代的历史发展影响巨大.他主张:保障公民自由是民主宪政的根本目的;通过代表制建立责任政府是民主宪政的基础;并强调法治是宪政之下的法治,不仅治民,且要治官.严复先生对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宪政艰巨性的认识不是保守,而是睿智.     

壮族都老制民主与古希腊城邦民主之比较

壮族都老制民主是中国古代少数民族民主的一个典型,而古希腊城邦民主代表了西方古代民主.两者相同之处是:主权在民、直接民主、职责分工明确、官员即公仆、实行法治、自由平等.两者相异之处表现在地域和文化背景、层次和规模、水平、参与面、经济基础、思想基础、诉求七个方面.启迪:民主非西方人专利,而是普世价值;中国有本土民主传统资源,中国特色政改道路可融合中西民主资源.     

“以德治国”的源和流

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以德治国”思想，是对我们党“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战略思想的运用和发展，也是对我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一、“以德治国”的源“以德治国”是对国内外治国传统，特别是对我国德治传统的批判继承。在如何治理国家这个问题上，中外历史上都有不同见解，被史学家概括为“人治和法治”的争论。这种争论最早起源于我国的儒法之争，在西方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不同主张。无论是柏拉图关于哲学王统治还是中国古代贤人治国的“德治”思想，最终都导向人治；而亚里士多德的“良法之道”与“普遍服从”的法治思想与中国古代…     

孔子礼治思想评析

<正> 一、礼治与法治古代的法治与现代和人治相对立的法治不同,仅仅是与德治相对立的概念。而春秋时代孔子所主张的礼治,是包含着法治与德治两方面内容,并以德治为最高准则的政治思想。也就是说礼的概念涵盖着法的概念,礼治是比法治更高一层次的思想范畴。为了深入探讨这一问题,有必要追述一下礼的起源。     

反思传统 突破传统——黄宗羲法治思想别议

黄宗羲的个人经历和学术造诣使得他在面对明末清初的高度集权专制的政治法律制度时能够在反思中国传统的基础上提出一些突破传统的观点,其代表作《明夷待访录》中的法治思想的渊源其实来自中国传统思想,但同时暗合了一些近代西方法治思想。在法治和人治的关系上,他明确提出"有治法而后有治人";他认为善法是"天下之法",而"一家之法"非法,即恶法非法;然后又主张君与臣平等的平等观。他的法治思想有时代进步性,认为必须限制权力、分散权力,制衡权力,这样的权力才能为"天下万民"服务,才不至于成为谋"一姓之私"的工具。但也体现了局限性。本文试图对黄宗羲的法治思想作别一解读。     

人治与法治

是要法治还是人治?这在过去是有争论的。多年实践证明,人治的弊端极大。人治是依靠个人的意志来实行统治,没有民主基础,没有法制保障;而法治具有一定的民主性和稳定性。古今中外,凡是强盛的国家,总是与法治分不开的。 资产阶级也是把法治作为重要口号提出来的。继英、法等国资产阶级革命后,德国资产阶级哲学家康德和法学家施泰因等都主张法治,美国到现在仍实行“三权分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