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致性意识形态与当代中国制度变迁的动力学

当代中国的制度变迁是由政治家主导的，这一制度变迁的动力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用新的一致性意识形态来说明。事实上，如果没有新的一致性意识形态，中国的制度变迁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     

新制度经济学的意识形态理论及其启示

意识形态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的分析工具之一。新制度经济学认为,意识形态是减少提供其他制度安排的服务费用的最重要的制度安排。在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借鉴新制度经济学的意识形态理论,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发挥意识形态在制度变迁和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制度变迁与意识形态在企业文化中的管理功能

在分析新制度经济学关于意识形态制度功能理论合理思想的基础上,探讨意识形态降低交易成本的一般功能,并结合中国企业制度变迁的实际,分析中国传统企业功能的基本特点,以及在企业制度变迁过程中由于意识形态管理弱化所导致的“道德风险”。     

湖北高校学报之窗

邱海洋在《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撰文《制度变迁过程中的意识形态因素分析》认为,制度变迁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制度变迁分为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无论哪一种制度变迁方式,意识形态均对其有着重要的影响。意识形态是个人与其环境达到一致的一种节约交易成本的工具。它能修正个人行为,从而减少或克服集体行动中"搭便车"的机会主义行为。成功的意识形态能够促进制度变迁的实现,减少制度变迁构成中的交易成本,它必须具有灵活性、崇尚创新性、敢于纠错性和不断开放性等特点。(聿土摘)刘军民在《华中师范…     

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关联效应

制度结构中某一项制度安排的创新或制度环境的变化,全影响其他制度安排创新的潜在收益和成本,从而使初始均衡体系出现非均衡.而由非均衡到实现新的均衡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从一个制度安排变迁开始,通过制度变迁过程中的技术变迁效应、意识形态效应、学习效应、收入效应和国家效应影响一系列的中间变量,最终逐步扩散到其他制度安排上去的.     

制度变迁理论对中国改革顶层设计的启迪

在介绍制度变迁理论的研究背景、理论支撑的基础上,从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三方面阐释制度变迁理论的主要内容,论述其对中国体制改革顶层设计的借鉴意义,如采取各种措施激励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大量出现、政府是经济增长及社会进步的关键、加强意识形态教育的投资并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     

意识形态及其对制度变迁的影响

文章从哲学和经济学两个角度论述了意识形态的含义,重点分析了意识形态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一是它决定了我们进行制度选择的"菜单",是制度变迁的约束集;二是由于其制度辩护功能,形成了路径依赖,往往会影响高效率制度的选择.     

二重结构与中国金融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一个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

以中国特有的"二重结构"社会现象为分析切入点,认为一个扩展了的国家能力即包括自身所具有的实力、其行为在技术上的可行性、获利程度以及外在的压力条件等和儒家意识形态的巧妙结合是构成中国强制性金融制度变迁路径选择得以实现的充要条件.当这些约束条件随着改革的深入而发生变化时,原有国家主导的强制性金融制度变迁将逐步被市场诱致性金融制度变迁所取代.     

论马克思制度变迁与社会发展理论模式

马克思在探索人类社会制度发展演进的规律和机制时,逐步形成了其制度变迁理论。制度起源于人类的分工与交往,推动制度变迁的主体是一定社会关系下的人,制度变迁的动力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及一定社会关系下人们的物质利益冲突;意识形态作为制度变迁的共有信念,预设了制度变迁的路径,保证了制度的合法性。制度变迁的方式是质变与量变、渐进式与激进式的统一。     

制度变迁对中国早期工业化进程的影响

工业化意味着一种潜在的利润,是一种制度变迁,也是新的制度代替旧的制度.因此,制度变迁决定了工业化的进程和结果.工业化是近代化的一般特征,工业的增长是衡量发展的基本尺度.中国早期工业化的制度变迁的被动性、滞后性、和不彻底性,导致了中国早期工业化明显进展缓慢.     

1949-1956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主流意识形态的重构——基于意识形态政治社会化的分析

1949—1956年,为了促进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由主导意识形态向主流意识形态的转化,党着力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在观念化意识形态、科学化意识形态、制度化意识形态和社会化意识形态等层面进行了新构建.具体来说,就是创新和调适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理论与范畴,构建了新的观念化意识形态;确立和实现马克思主义的话语理性权威与由其为指导的基本研究范式,构建了新的科学化意识形态;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转化为引领、推动新社会变革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构建了新的制度化意识形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中国化最新成果规导民众社会行为的心理动因和行为准则,构建了新的社会化意识形态.这四个层面的新构建,从总体上达到了消解旧主流意识形态和塑造新主流意识形态这一“除旧布新”的目的.     

论制度认同建构中意识形态的价值与限度

制度认同的形成,是人们对制度规范的认知性期待与规范性期待实现统一基础之上的实践证成过程。意识形态对于制度认同建构的意义在于：意识形态可以实现对制度信息的定向性控制,左右人们对制度的认知和理解;意识形态通过发挥“占有他人意志”的功能,改变或置换社会大众原有的思想认识和价值观念,形塑人们对制度的规范性期待。意识形态为制度认同奠定着思想基础,但由于制度认同不只是一个理论理性的问题,还是个实践理性的问题,制度认同最终能否形成,还取决于人们对制度的认知性期待和规范性期待在制度实施过程中能否得到证成,这构成了意识形态作用的限度。制度认同的形成不仅需要充分发挥意识形态的功能,而且还需制度本身合正确性与正当性以及加强对制度实施过程的监督管理,以为制度认同的建构提供必要的“经验原则”。     

正确认识西方经济学的非正式制度演化理论——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视角

道格拉斯·诺斯在早期研究中发现私有产权的建立固然可以导致经济增长,但非正式制度的约束会影响制度绩效。其后期的研究转移到了对社会习俗、意识形态以及文化等非正式制度方面,逐渐构建了一个以非正式制度为主线的分析框架,得出了非正式制度的演变是制度变迁主要原因的结论,掀起了西方经济学家研究非正式制度的热潮。我国正在进行社会转型,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论,正确认识和研究非正式制度的作用对于推动我国的制度变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胡适范式的解释学意义与效应

胡适融通传统治学方法和杜威的科学方法 ,确立现代学术研究的新范式 ,对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从学术史上看 ,胡适新范式开启学术研究的新路径 ,预示一种解释学的转向 ;从思想文化层面看 ,胡适新范式又具有思想解放的深远意义。     

制度转型与创新过程中的三大约束

在制度转型与创新的过程中,不仅旧制度不会自动地退出旧的客观路径,而且反映旧制度的主观路径仍然在很大程度上约束着新制度的设计和推行,首先是约束着制度创新主体的价值认知和思维模式,其次是约束着推行新制度过程中的社会动员,最后是约束着推行新制度的社会成本。     

观念、制度与经济绩效——中国与印度经济改革的政治学理论价值

中国和印度的制度创新带来了经济上的加速度增长,验证了制度变迁理论的一个基本假设,即制度安排的变迁导致经济绩效的变化。但是,两国制度安排上的变化是在既定的制度结构不变的前提下发生的,而两国的制度结构又是如此不同,因而对传统的制度理论构成了挑战。事实上,两国的制度创新和经济增长主要来自思想观念的革命性变化。因此,要成功地解释决定历史基本走向的关键时刻和关键事件,政治学研究应该在已经取得重大成就的政治科学方法论的基础上吸纳政治哲学的思想观念。     

我国妇女组织的制度变迁模式分析

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认为,制度变迁可以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妇女组织的制度变迁主要是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在当时背景下有其合理因素,但是也受到统治者的偏好、有限理性和一致同意原则的影响.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制度环境的改变,在制度选择集合和制度服务需求两个方面导致了制度非均衡状态的出现,引起了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发生.因此,在新的制度环境下,探寻适合我国妇女组织发展的制度变迁模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基于制度变迁理论的高校教师聘任制度改革研究

高校教师聘任制度改革是激励高校教师竞争力和活力的重要手段,也是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重要内容。诺斯制度变迁理论的提出较为有效地解释了西方世界近代市场经济兴起的成因,目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正处于攻坚阶段,教育作为立国之本,而将制度变迁理论引入到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中,通过剖析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和教师聘任制度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提出根据制度变迁理论中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三位一体理论模型,制定我国高校聘任制度,确立改革方向,并提出有效的解决对策,以适应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