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诗美

司空图论诗味,说它在“咸酸之外”(《与李生论诗书》》)严羽论诗趣,把它喻为“无迹可求”的“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沧浪诗话》)他们笔下的诗美,头上都罩着神秘的光环。不过,要指出什么是非诗美的,似乎较为容易;要正面说清楚什么是诗美,的确是一大难事。     

读岑参边塞诗说“奇”

岑参的边塞诗代表了其诗歌的最高成就,为历代人们所推重,给予极高的评价。唐代伟大诗人杜甫对此就很欣赏,说“岑参多新诗”(《九日寄岑参》)“每篇堪讽诵”,(《寄岑嘉州》)并指出“岑参兄弟皆好奇”。(《渼陂行》)同时代人杜确称赞其诗“迥拔孤秀……出于常情”。(《诗集序》)宋代大诗人陆游赞其诗“笔力追李杜”“崔嵬多杰句”。(《夜读岑嘉州诗集》)翁方纲说:“嘉州之奇峭,入唐以来所未有。又加以边塞之作,奇气益出”。(《石州诗话》)沈德潜云:“参诗能     

王渔洋神韵说论评

乾隆年间,正当对王渔洋及其神韵说毁誉不一、争论纷纭的时候,诗人、学者翁方纲来山东任提学使,他对这场争论说了几句引入注意的话。他说:“至于严沧浪之论诗,上接王官遗意,先生(指王渔洋)盖亦偶借拈之,非直以此概千载诗家也”(《渔洋诗髓论》)。这里称渔洋的神韵说是对严沧浪、司空图论诗学说的“偶借拈之”固然不妥,但是他认为神     

雪中亦有大雁飞

唐卢纶《塞下曲》(其三)写道:“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前几年,有论者针对此诗写了一首质疑诗:“北方大雪时,雁群早南归。月黑天高处,怎得见雁飞?”这首诗流传甚广,报刊多有转载。另外,在一些注释卢诗的书籍中也有类似看法。如《唐代绝句选》中这样注释:“雁,指似雁的鸟,因大雪中不可能有雁。”(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按:卢纶是大历十才子之一。曾任河中元帅府判官,有过边塞生活的经历。唐代的北方边塞东起辽东,西至甘肃西部,其地理位置包括内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的一部分。内蒙高原的平均海拔约为2000米,     

诗话两则

严沧浪之言严沧浪之言曰:“夫诗有别裁,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沧浪诗话.诗辨》)此一段文字虽前后转折,实一意以贯,“非关书”仍须“多读书”,“非关理”仍须“多穷理”,极为辩证。而千百年来前语被屡屡引述,奉为典要,后语被割弃不顾,耳食者几无知之者。断章取义,岂不令沧浪齿冷!     

是惜别 更是期盼

现行初中教材第四册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是唐代著名边塞诗人岑参的作品。这是一首写在特定的环境下送别友人的赠别诗。古人写赠别诗 ,或惜别 ,如“孤帆远影碧空尽 ,唯见长江天际流。” (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或勉励 ,如“勿使燕然上 ,惟留汉将功。” (陈子昂《送魏大从军》) ;或伤感 ,如“寂寂离亭掩 ,江山此夜寒。” (王勃《江亭夜月送别》)。岑参在此诗中抒发了什么情怀呢 ?一般读者都认为是惜别情 ;教参认为是惆怅情。笔者觉得诗人既抒发了惜别情 ,惆怅情 ,更抒发了期盼之情。那么 ,岑参究竟要在诗中表达什么期盼呢 ?…     

论韩愈的“以文为诗”

对韩愈的“以文为诗”,自宋代起就有截然不同的评价。贬之者如黄庭坚说:“诗文各有体,韩以文为诗,杜以诗为文,故不工尔。”(陈师道《后山诗话》引)陈师道说:“退之以文为诗……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又说:“退之于诗,本无解处。”(均见《后山诗话》)沈括更说:“退之诗,押韵之文耳。虽健美富赡,然终不是诗。”(惠洪《冷斋夜话》卷二)褒之者如吕惠卿说:“诗正当如是,吾谓诗丿亦未有如退之者。”(惠洪《冷斋夜话》卷二)张戒《岁寒堂诗话》说韩愈是唐代的大家,可与李白、杜甫鼎足而三。叶燮《原诗》更说:“唐诗为八代以来一大变,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两种观点,针锋相对,至今仍争论不休。我这里根据古代诗评家所提供的线索,分四个问题对韩愈的“以文为诗”进行一些论述。     

杜诗“五云高太甲”解

杜甫《大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唐峡。久居夔府,将适江陵,漂泊有诗,凡四十韵》,简称《出峡诗》。它的末段有“五云高太甲,六月旷抟扶”之句,宋人严羽著《沧浪诗话》末卷《诗证》篇里指出:杜诗“五云高太甲,六月旷抟扶”之句,殆不可晓。     

《李白全集编年注释》后记

唐代诗歌,李白和杜甫是两个高峰。中唐时,李杜即齐名;宋以迄明清,李杜的诗无不受学人重视。韩愈《调张籍》云:“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严羽《沧浪诗话》云:“论诗以李杜为准,挟天子以令诸侯也。”然而李杜诗之研究状况,却大相径庭:一寂寥,一热闹,恰成鲜明对比。考察李诗后世遭遇之寂寞冷落,固然有多种原因,而自宋     

《沧浪诗话·诗辩》辨析

严羽的《沧浪诗话》对明、清两代诗歌创作和理论批评,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但有褒有贬,前人评价即有分歧,近人看法也不尽一致。然而古、今论者都承认,《沧浪诗话·诗辩》是严羽论诗的基本纲领。诗话全书分五部分,《诗辩》居其首,其余《诗体》、《诗法》、《诗评》、《考证》,都是《诗辩》理论纲领的深入阐发和具体应用。严羽在《答吴景仙书》中开头就说:“仆之《诗辩》,乃断千百年公案,诚惊世绝俗之谈,至当归一之论”。明确地道出《诗辩》在全书中居统领地位。     

诗话美学

纵论历代诗学,有一点非常突出,即一以贯之的人本主义传统。第一部诗论专著——六朝钟嵘《诗品》发展孔子“兴观群怨”说,奠定了“诗唯性情”的理论。唐代释皎然《诗式》,从精神境界谈艺术构思:“须至难、至险,始见佳句”。同代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以风格立品,是自觉美学追求的开始。宋代欧阳修作《六一诗话》,探讨诗作如何“状难写之景含不尽之意”,开拓了审美深层次。严羽的《沧浪诗话》以禅喻诗,注重诗人的修养,要求主题隐蔽“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后世研究陶、李、杜、韩、苏诸大家,更提出诗的人格精神。清末民初王国维综合神韵说、性灵说,创立“意境论”,把“真景物、真性情”作为有无意境的标识。     

诗文用典论——读钱札记

昔人论诗,有“诗人之诗”和“学人之诗”的分别。“诗人之诗”倚重才气、灵感、情韵和妙悟,其诗风飘逸灵动,得神来兴到之致。“学人之诗”讲究识见、功力、宏博和理性,其诗风敦厚老辣,有凝重典雅之美。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辨》中说:“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故也。唯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这是“诗人之诗”派的理论要点。黄山谷《答     

科举制度对唐代文学的影响

科举制与唐代文学的关系早在宋代即为人明确提出,此后历代论者又不时议及。程千帆先生的《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傅璇琮先生的《唐代科举与文学》,对此问题做过精辟的研究。要较全面而具体地了解唐科举制及其与唐代文学的关系,这两部书是首选的必读之作。宋人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评》中提出：“或问：‘唐诗何以胜我朝？’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所以不及也。”明人王文禄于《文脉》卷二亦谓：“唐以诗取士,盛矣。”严、王均认为唐代因科举需试诗,从而引起唐诗之盛。今人余冠英、王水照在《唐诗发展的几个问题》中进而提…     

试论唐代民间时序文艺“十二月”的发展(续)

(四) 唐代“十二月”书仪是一种骈文体的“十二月”时序文艺样式。它的形式,亦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十二月”的散文体如同按月吟咏的歌辞体一样,早已产生了。出于《诗经》稍后的《礼记》,其中就有《月令》篇(13)。它记述了一年十二个月的时令景候,以及上至天子的行政和下层兆民的农事等,其中有关景候时令的描写和民间农事的记述,可以说与《诗·七月》有异曲同工之妙。如写景候的:《七月》中有“五月鸣蜩”,《月令》中有“仲夏之月”“蝉始鸣”;《七月》中有“九月肃霜”,《月令》中有“季秋之月”“霜始降”;《七月)中记有“七月鸣贝鸟”,《月令》中“仲夏之月”也载有“贝鸟     

试论王昌龄七绝的艺术特色

王昌龄(六九八——七五七?),字少伯,京兆(今西安市)人,祖籍太原,唐代著名的边塞诗人,尤以七绝见长。清代卢世■说:“天生太白、少伯以主绝句之席,勿论有唐三百年,两人为政,亘古今来,无复有骖乘者矣。”(《紫房馀论》)更有人推王昌龄为“七绝圣手”。     

组织部又来了个年轻人 ——重读《沧浪之水》

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沧浪之水》讲述的是一个“组织部又来了个年轻人”的故事,是对这一主题的续写和改编,也是对“年轻人”和“人”的又一次重新想象。同时,《沧浪之水》是在“新写实”之后现实主义创作的又一次尝试,它在再一次充分地释放现实主义能量的同时,也同样受到了这一写作方式的限制。这一限制既体现在小说的创作当中,也体现在批评家的批评文本里。     

读《沦浪诗话》札记二则

严羽《沧浪诗话》(下引此书,只注篇目)谓诗有“别材”、“别趣”,为“吟咏情性”之作;而“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有乖为诗之道,故予针砭:“虽获罪世之君子,不辞也。”(《诗辨》)“近代诸公”如依《四库提要》“要其时宋代之诗竞涉论宗,又四灵之派方盛,世皆以晚唐相高,故为此一家之言以救一时之弊”之说,则其所谓“近代诸公”,可以理解为仅指江西诗派末流及四灵一派而言;针砭之范围甚窄。这样理解,可以不至因承认严羽诗论的历史意义而抹     

“文章四友”和盛唐边塞诗——兼谈边塞诗的文学渊源

<正> 关于边塞诗繁荣的原因,论者多从社会背景,诸如边境战争频繁、边塞与内地交通便利、诗人向往边塞立功等等方面去解释,而很少从边塞诗自身发展中进行探讨。有的文章竟得出这样的结论:唐以前的文学史,“边塞之作只象夜空里时隐时现的几点孤星”,“盛唐边塞诗人在接受传统方面基础极其薄弱”。这种论断很值得研究。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边塞诗源远流长。《诗经》中《东山》、《采薇》,即已涉及边塞生活。汉乐府中的《出塞》、《入塞》,便是年代很早、影响很大的—种边塞诗。     

李贺诗歌艺术漫谈

李贺(790——816),字长吉,河南福昌(今河南宜阳县)人,是我国唐代中期杰出的青年诗人。他一生不得志,只活了二十七岁。但在短促的一生中,却写作了不少独具特色的诗篇。《新唐书》本传说他“辞尚奇诡,所得皆警迈,绝去翰墨畦径,当时无能效者。”《沧浪诗话》说:“长言之瑰诡,天地间自欠此体不得”。这些评价说明了     

诗人的命运和诗歌的命运

中外文学史有力地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作家自身命运的不幸往往是某种创作飞跃的潜在原因,而作家自身的幸运却常常会葬送他的创作.司马迁说:“《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太史公自序》)杜甫说:“文章憎命达”.(《天未怀李白》)韩愈说“(文章)恒发于羁旅草野”.(《荆潭唱和诗序》)欧阳修认为诗“愈穷则愈工”.(《梅圣俞诗集序》)刘克庄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诗非达官显人所能为”.(《跋章仲山诗》)安史之乱中李白、杜甫、高适、岑参、王维的诗歌创作实践就是力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