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印第安部落妻子，你在哪里

美国人类学家肯尼斯·古德率领他的10人搜索队，第四次开进巴西亚马逊河雨林深处那一年，他50岁。像前三次一样，他此行不是为了科学考察，而是为了找回他的印第安人部落的妻子亚瑞玛。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记北京市人大代表宋慰祖

如果用“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来形容北京市人大代表宋慰祖再恰当不过了，那么，他肯定不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人；更不是整天患得患失、这个怕得罪、那个不敢触及的人。而是一个秉笔直书、为民请命、济世怀众、忧国忧民、面对社会上的种种问题时刻焦灼不安的人，他有一种民众利益至上的献身精神，他倾注全部心血写好每一份建议和议案的“文章”，他始终把弘扬道德和正义、维护法律公平作为己任。     

与花同香 与鸟共舞——著名画家邓治平和他的花鸟画

对于一幅画的把握和理解,语言总是苍白和虚弱的。面对邓治平的作品,就有这样一种难堪。你尽可以上天入地高谈阔论一番,可越说,你会觉得越没底气,往往还会觉得离他不是近了,而是愈远。一个画家画到这个份上,我们就有理由尊重他了。     

《众神飞飏——希腊诸神的起源》中的战争故事

一个研究希腊的学者,当然对希腊神话了如指掌.不过不是让他以研究者的身份去分析研究希腊神话,而是让他作为一个说故事者来讲述希腊神话,那情况又会怎样呢?     

人类学与马克思、恩格斯的研究

在讲英语的国家里,人类学的研究领域一向以研究原始社会为传统。这门兼有政治、学术双重性质的学科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究竟起着怎样的重要作用呢?正如恩格斯在马克思葬礼上所致的悼词中所强调的那样,马克思首先是一位革命家。他所重视的是对未解放人民的研究,而传统的人类学领域对他来说,最初可能是陌生的。事实上,他的这一最大兴趣,这一传给恩格斯和其他马克思主义革命者的兴趣,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浮于表面的,而是他的思想与其他一切革命家,无论他的前辈抑或同代人的思想相区     

闪烁着民族精神美的烂漫山花——广东民族歌舞团演出观后

我没有去过海南岛,没有到过黎村苗寨,但是广东民族歌舞团的音乐舞蹈,却把我带到了美丽如画的天涯海角,使我看到了黎、苗族兄弟姐妹在社会主义民族大家庭中生活得如此美好幸福。这些具有浓郁时代生活气息、泥土芳香和鲜明民族特色的音乐舞蹈节目所进发出的我们中华民族精神美的光辉,强烈地吸引和感染着我,使我得到了一次丰富的审美感受上的满足。艺术是生活的反映,但又不是生活的直接模拟或是照镜子似的直接反射,而是经过艺术家创造性的精神劳动,对生活进行集中、     

用美食法国地生活

法国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种生活。因而,才会像海明威说的那样,以后不管你跑到哪里,它都会跟着你一生一世,成为一场流动的盛宴。食物不是餐桌上的物体,而是一个人生活的状态。在巴黎,形容一个人轻松自在,会说“在他自己的盘子里”;在纽约,形容一个人很有钱,会说“他去JeanGeorges吃饭”。或许我们还无法像彼得·梅尔那般潇洒,放弃了伦敦的高薪到普罗旺斯过悠闲的生活,但至少我们可以走进餐厅,走近餐桌,用美食法国地生活。普鲁斯特从一块泡芙开始追忆似水年华。当纯正地道的法兰西美味落在舌尖,你是否忆起昔日欢宴的盛况?还是连今天都来不及…     

人生的境界

正哲学的任务是什么?我曾提出,按照中国哲学的传统,它的任务不是增加关于实际的积极的知识,而是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在这里更清楚地解释一下这个话的意思,似乎是恰当的。我在《新原人》一书中曾说,人与其他动物的不同,在于人做某事时,他了解他在做什么,并且自觉地在做。正是这种觉解,使他正在做的事对于他有了意义。他做各种事,有     

梦里清江醉墨香——读叶梅散文集《我的西兰卡普》

我与叶梅相识很久了。在我的印象里,叶梅是一位优秀的小说家。然而,这一回,叶梅送我的却不是小说,而是一本由蒋子龙作序的散文集:《我的西兰卡普》。不怕叶梅骂我,初拿到这本书,我心淡然。小说家写散文是常有的事,但那常常是他     

扎西兽医师

这里所说的扎西,并不是一位藏族同胞的名字,而是说的汉族兽医窦新民扎根西藏三十年、把青春和晚年一同献给高原畜牧兽医事业的事迹。窦新民是西藏自治区畜科所高级兽医师。1951年秋,他背着背包和人民解放军部队一起进藏。那时,金沙江以西还没有公     

王蒙小说中的回族形象描写

王蒙有两部小说作品描写了回族人物,一部为系列小说《在伊犁》中的短篇小说《好汉子依斯麻尔》,另一部为“季节系列”中的长篇《恋爱的季节》。当我们将关注的范围缩小到他小说中的回族人物形象描写时,便可以看出,他对回族的描写不是孤立的、静态的,而是放置在中国当代历史的大背景下,描写了他们与时代、社会变迁相联系着的命运际遇。     

“大侦探”列维-斯特劳斯——读《嫉妒的制陶女》

2009年10月30日,列维-斯特劳斯终于还是没能迎来他的101岁诞辰,安详地离去.他的去世让我无比震惊,我所震惊的不是他已然远去的事实,而是他远去的方式.远在二十多年前,与他同享大师盛名的萨特,死了的时候几万人为他送葬,而在资讯如此发达的今天,列维-斯特劳斯的死讯却是在他下葬后才被得知.     

王振武和他的土家族亲人

<正>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王振武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坛上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1981年他的短篇小说《最后一篓春茶》斩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著名文艺评论家丁道希先生评价王振武是一个“把创作的根须延伸到石板岩坷、茶兜竹根之间，散发出泥土芬芳的人”。这片芳香的泥土就是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榔坪镇乐园村。     

邕城听歌

这是一种别致的合唱,它不是在帷幕高悬的舞台上,没有器乐的伴奏,没有指挥棒的舞动。他(她)们一双双,一群群,挽手搭肩,伴着山泉流水,引吭高歌在峡谷田野。不久前,在南宁,我有幸听了贵州、云南、广东、福建、广西的十二个民族七十八位民歌手演唱的本民族世代相传,久唱不衰的九十首多声部民歌,觉得别有一番韵味,象烂漫的山花怒放在神州大地。那散发着山野泥土芳香的歌声,至今一直在我耳边回旋,大有余音绕梁三日不绝之感。     

人类学的文学转向——民族志书写的另一种思考

就人类学研究程序而言,人类学的文学转向属于民族志写作实践范畴。自人类学诞生的那一刻开始,民族志就是一种文学式的叙述,而不是科学的书写。不论是英美人类学还是法国人类学,几乎所有的人类学写作都是一种建构他者文化与自我文化的双重行为,因此民族志书写在本质上是文学的而不是科学的。文学转向本质上是对书写权威的质疑,但这并不意味着否定田野考察,也绝非提倡一种权威的叙述范式,而是强调人类学书写模式的多样性。     

《马可·波罗》拍摄报社

我们和总导演去年初冬,在北京电影制片厂的摄影棚里,搭起了一座古色古香的四合院,意大利著名电影艺术家们编剧并导演的大型彩色历史故事电视、电影系列片《马可·波罗》,正在拍摄内景. 威尼斯人马可·波罗,第一个向西方揭开了中国和东方之谜.他在中国居住多年,深得元世祖忽必烈的信任,曾被任命为枢密副使.尽管是商人,但是使他更感兴趣的却不是商品,而是人,中国各民族的人.他的     

试谈南斯拉夫的“南斯拉夫人”

当询问南斯拉夫朋友的族籍时,常常听到的回答既不是“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也不是“斯洛文尼亚人”、“马其顿人”,或其他主体民族及非主体民族和民族集团的名称,而是一种不表明族别的称呼——“南斯拉夫人(iугословен)”。不用说,一般都会把这种回答看作是表明他的国籍的。其实不然。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通过实地考察,我们才弄清了这个很少为人所知和尚未得到研究的问题。     

无限深情润土乡——记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县长宋玉龙

他从泥土深处走来，对养育了他的泥土怀有深深的情感，誓以满腔的热忱和毕生精力回报土地。他，就是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县长，省九届人大代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宋玉龙。 　　1954年 10月，宋玉龙出生于黄河之北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中川乡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广阔的农村天地和颇富文化氛围的家乡造就了他勤奋好学、吃苦耐劳、知书达礼和忧乐农民群众的良好品德。 1975年 7月，他从青海师范学校毕业后先后在教师、乡政府秘书、团委干事、县委组织员、地委组织部组织科长等岗位上工作过。 1995年 10月他从海东地委组织部调任互助…     

"君子比德于玉"

说到玉,我便想起十来岁时目睹的一件小事。那年,我家在一所老厝中租了几间房住下来,房东是个强壮的车夫,他的“专业”是用板车帮人运石头、泥土充建房用。记得有一日他回家情绪异常地好,我们都有点意外,旁观一阵,才知道原来他在城市东郊的那片墓地边上掘土时得到了一个“惊喜”     

费孝通谈缩小差距

随着经济文化建设的发展,这几年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差距总的说来不是在逐步缩小,而是在不断拉大。这个问题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为此,我们访问了费孝通教授,请他谈谈自己的看法。费老欣然作答。他说,这个问题大家都已感觉到了。汉族温饱问题多数已经过关,一半人已经开始富起来,三分之一比较富了。可是少数民族在贫困线下的比例比汉族大得多。这种局面,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中华民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