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泊明志以致远治学编刊践"和平"——访著名回族穆斯林学者马忠杰先生

马忠杰先生与其许多同辈一样,都亲历了中国社会转型阶段穆斯林文化发展的历史,同时见证和实践了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中国穆斯林社会所经历的划时代变革和进程,也参与了直接影响中国穆斯林新时代文化发展的重要事业和建设发展过程.     

中国穆斯林国际交往的历史传统与现实意义

中国穆斯林及中国伊斯兰教界的国际交往历史悠久,内容丰富。千百年来,中外穆斯林在经济、文化以及宗教领域一直保持着联系,往来不绝。中国穆斯林富有特色的民族文化,既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文明与阿拉伯伊斯兰文明交往、交融的历史成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穆斯林及中国伊斯兰教界的国际交往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交往领域不断拓宽,交往层次显著提升。今天,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新形势下,中国伊斯兰教界和各族穆斯林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和更加自信的精神开展国际交往,对于弘扬伊斯兰教的和平精神,抵御和防范各种极端思想的流布,增进中国穆斯林与世界各国穆斯林之间的友谊,弘扬"亲诚惠容"的外交理念,促进中国人文外交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历史上伊朗伊斯兰文化对中国穆斯林社会的影响

伊朗与中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有悠久的历史,在伊朗成为伊斯兰教国家之后,伊朗伊斯兰文化对中国穆斯林民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中在中国穆斯林文化教育及苏菲派门宦方面的影响尤其明显。     

波斯伊斯兰文明对中国伊斯兰文明的贡献及其深远影响

波斯伊斯兰文明和阿拉伯伊斯兰文明一样,与中国伊斯兰文明的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时至今日主要信奉逊尼派的中国穆斯林社会中,仍然可以发现许多伊朗什叶派的痕迹。波斯籍的传教士、波斯语的伊斯兰宗教经籍,对于中国穆斯林恪守宗教信仰、保存民族文化,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以波斯—阿拉伯伊斯兰文明为内核的中国伊斯兰文明,对中国穆斯林的未来发展走向,必将继续起着深远的影响。     

构想与现实——评述以色列利《穆斯林在中国：文化冲突研究》一书

拉菲尔·以色列利(Raphael Israeli)是近年来对中国穆斯林研究关注颇多的一位以色列犹太学者。在其代表作《穆斯林在中国文化冲突研究》(Muslims in ChinaA Study in Cultural Confrontation,LondonCurzon Press,1979)中,提出汉文化和伊斯兰文化以“主体民族——少数民族”关系的方式互相遭遇,其衍生的问题从涵化到对抗依次排列,可以分解为包含三个阶段的文化演变过程。本文就该书作一扼要评述,认为作者对穆斯林在中国的历史、回族文化的结构性矛盾、回民起义等问题作了新颖的、启发性的解释;同时由于作者掌握的文献资料有限,没有到中国大陆做过田野调查,其理论构想与回族的现实有较大的差距。     

中国回儒文明对话十五年回顾

2000年,在苏州召开的哈佛-燕京学社校友学术研讨会上,杜维明先生提出的会议主题是"文明对话:本土知识的全球意义"。当时中国学者对文明对话并没有什么认识,对文明冲突也没有特别的敏感。会上杜先生详细谈到他从20世纪90年代前期既已开始的与穆斯林的文明对话。在杜先生的推动和直接参与下,南京大学与哈佛-燕京学社在南京、宁夏、昆明主办了四次中国穆斯林学者与非穆斯林学者的学术对话,大家共同研讨中国历史上和当前穆斯林与非穆斯林的交往和碰撞、借鉴和吸收。在文明对话的旗帜下,参与对话的中国穆斯林精英的文化认同有了非常积极的发展,中国非穆斯林学者也能够更加自信地与穆斯林相处。这是中国"文化自觉与文化认同"最吸引人的一次互动,不仅为"中国的"伊斯兰文化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推动,也为全球各地非穆斯林与穆斯林的相处共存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回顾15年的经历,成绩斐然,但仍然存在一些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1)如何将"回儒文明"对话从哲学和思想史领域向更多领域扩展,比如对中世纪伊斯兰地理学、历史学关于东方的内容与东方汉语文献的对比研究。这样的研究不仅更加具体地展现公元750年至15世纪末欧洲大航海时代前夕的世界文明史,而且让中国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对伊斯兰文化的发展有更清醒的认识。(2)如何认识当前伊斯兰世界面临的紧迫课题,特别是中国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学者应该有怎样的文化自觉。     

论穆斯林对宋代社会风俗的影响

穆斯林积极进取和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对宋代社会风俗的变化产生了深刻的历史影响,这个影响不仅体现在物质的方面,而且还体现在精神的方面。因为在宋代社会文明的发展进程中,穆斯林作为一支特殊的社会力量,他们把伊斯兰教“以人为本”的重商意识和道德理念融入到宋代的社会生活之中,从而使宋代的社会风俗出现了许多新的面貌和特点。故此,认真研究和总结穆斯林与宋代社会风俗之间的内在联系,对于进一步确认穆斯林在中国古代文明发展史中的历史地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熟悉的陌生人——读一部西北穆斯林史

不仅社会科学研究涉及到社会和学术的关系问题,就是历史学研究也难逃“话语”和“权力”的分析框架。中国穆斯林史和回族史研究的统合与分离,则部分地表明了这一点。李普曼教授有关中国穆斯林史的研究并没有认同国内学者对穆斯林史和回族史所做的分野,他致力于陈述一部自然人群的历史陈述,而不是权力/话语体系下构建的“回族史”。即使是对西北“穆斯林”的整体性历史考察,他也摒弃了“穆斯林”这样的传统集体词汇,从更为具体的“穆斯林”社会生活的细枝末节分析西北穆斯林的独特社会经历。这就是李普曼研究西北穆斯林史时所用的场景分析。对西北穆斯林史的场景分析,从宏观的方面讲,涉及到西北社会的地理和人文环境;从微观的方面讲,则涉及到“穆斯林”团体、个体之间的利益纠葛及其互动关系。对西北穆斯林史的场景分析,不仅有助于祛除集体名词对西北穆斯林史的不当描述．而且有助于阐明穆斯林在中国形成陌生人的原因。     

基督教内地会对近代甘宁青穆斯林的教运动述论

中国内地会在近代甘宁青基督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向甘宁青穆斯林传教的主要力量.内地会对甘宁青穆斯林的传教运动经历了兴起、发展、兴盛、衰亡等阶段,对甘宁青穆斯林社会造成强有力的冲击,推动了甘宁青穆斯林社会的革新运动.中国传道人参加了传教运动,且随着运动的进程,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传教运动没有改造穆斯林,反而改造了基督教传教士.     

清真寺研究漫话

宗教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概念,必然在建筑中得到照应。宗教观念在宗教建筑中直接得到反映。清真寺建筑是穆斯林聚落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综合体观。 清真寺移植来华是一种外来文化传播过程,经过几百年与中国本土文化之碰撞、交汇、渗透、融合、重组,互补,形成了主要分布在回族穆斯林地区的中国形制清真寺。 清真寺之于回族穆斯林如影随形。从穆斯林“番客”来华和外国形制的清真寺移植中国,到回回民族的形成和中国形制清真寺的成熟,两相对应,基本同步。只需探问清真寺之兴衰,便可知道回族之境况,清真寺是回族历史的一面镜子。     

明清时期回族哈乃斐教法的本土化

中国穆斯林素称自己属伊斯兰教逊尼派哈乃斐教法派别。本文认为 ,从明代开始 ,哈乃斐教法从“法”的范畴走向“俗”的领域 ,具有中国本土的特点。清代苏非派产生后 ,教法从“一元”演变为“多元” ,成为一种“内行外明”的礼仪制度 ,中国苏非派穆斯林遵行的教法是融苏非主张、本土习俗和哈乃斐教法为一体的一个“综合体”。     

一位信仰伊斯兰教维吾尔族年轻女性的选择

本文以一个信仰伊斯兰教的年轻女性为例,探讨了她在人生中面对重要抉择的时候她的选择范围、她所做的选择,以及这些选择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案。目前,由于阿依努尔(Aynur)的身份是维吾尔族,同时信仰伊斯兰教,这种文化本身就存在着某些因素,限制着她作为一个中国公民的机会选择。本文还涉及了大学的竞争性考试(高考)以及许多生活拮据的家庭面对的问题等内容。     

元代传入的回回数学知识

本文通过翔实的资料,就元代"0"空位、阿拉伯数码、弧三角学的运用及回回数学著作的引入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并以此探究了元代传入的回回数学知识对中国数学所产生的影响。     

《本草纲目》与伊斯兰(回回)医药的关系

《本草纲目》中的不少“本草”是从西方的伊斯兰诸国传入中国的,伊斯兰民族的医学典籍中的例举及其诠释足可证明这个事实。     

试论回族文化的神圣性与世俗性的良性互动

回族文化是站在中国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相互吸纳融合的基础上形成的。它在这一独特的文化背景下 ,建构起了自己将世俗文化与神圣信仰文化有机结合的亚文化体系 ,其神圣性与世俗性相应产生了一系列的良性互动。这种互动对诸如回族的形成 ,回族民族心理、民族性格、民族气质的塑造 ,对回族道德建设 ,以及回族文化在与多种文化和文明融合对话的互动中所处的地位和态势 ,都产生了良好的作用和影响。探讨和研究回族文化的“二重性” ,对于更深地理解回族文化 ,将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意义     

Pushed to Africa: emigration and social change in China

This essay explores the dynamics of recent labour migration from China to Africa through the prism of migrant narratives. Drawing on field research in Ethiopia and China the author links migrants’ motives for, and experiences of, migration to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most notably a shift away from the flurry of optimism and idealism to a mood of careful conformism fuelled by a prevailing yearning for a sense of security and a fear of ‘missing out’ in a competition for resources. Migrants expressed being ‘pushed’ to Africa. Their attitudes stand in relief to the dreams about ‘making it’ that have propelled many Chinese to the West. By examining how these migrants imagine time and space, displacement and emplacement, the author sheds light on the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migration to Africa, as well a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igration and social change.     

民国时期内地蔬菜传入西藏略考

西藏地区开发史是近代时期边疆开发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清代以来,内地与西藏地方交往日益频繁,各类蔬菜也随内地官员、军队和民众的入藏而被引种。这一过程在民国时期(1911—1949)得到了继续。本文在现有成果的基础上,考察了近代西藏与祖国内地在蔬菜品种种植交流上的表现、事例,由于诸多方面的原因,这一交流成绩有限,但是它预示了西藏地区农业的一个发展方向,在中国农业发展史和中国现代边疆开发史上的意义不可忽视。     

回族武术与近现代著名爱国武术家

回族自古以来就有尚武的习俗。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具有回族特色的武术流派,涌现出许许多多有代表性的回族武术家。     

宗教信仰与族群边界--以保安族为例

“回回”原为一个以宗教来认同的族群集体。建国以后 ,国家承认了“回回”的民族身份 ,定名为回族 ,并依据斯大林民族定义进一步将原一律包含进“回回人”中的别具自身文化特点的一些群体识别为单独的少数民族 ,如保安族、东乡族和撒拉族。这样 ,在甘青宁地区穆斯林社会中又出现了一道新的社会边界———民族。那么 ,在当代社会生活中 ,在这个由宗教提供最主要的社会互动关联体系的社会中 ,人们如何区分群体 ?怎样确定群体之间的互动规则 ?基于宗教信仰差异的社会边界和国家认定的民族边界分别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 ?社会生活中真实的族群边界是什么 ?本文试图以保安族为例回答上述问题。     

略论刘智宗教思想的来源

和明末清初大多数回族伊斯兰宗教学者一样 ,刘智也是一位“学贯中西”、“学通四教”的人。在他的思想中 ,伊斯兰教知识是主体和核心 ,也是他从事汉文译著的出发点和终结点。但也无可否认 ,他的思想中还掺杂着儒、佛、道及苏非主义、“西洋之学”。换言之 ,刘智除重点研读伊斯兰教经籍外 ,还广泛吸收了上述诸家的思想养分 ,并把它们融会到自己的宗教思想之中。当然 ,作为一个穆斯林宗教学者 ,他习读儒书及佛道等经籍 ,从事汉文著述 ,目的不是为了宣传儒家思想 ,也不是为了信道、崇佛 ,而是为了从主观上适应当时中国的条件 ,其真正用意在于“以阐其教” ,即传扬伊斯兰教。而像刘智这样贯通诸家的学者 ,不仅在“回儒”中罕见 ,即使在“汉儒”中亦难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