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本土资源

本文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为基础,探索在这一基础上的中国经济学创新问题.通过分析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成功背后蕴藏的巨大经济学资源.发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确是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机遇,而且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中确实具有发展经济学需要的丰富材料.同时也看到了这种经济学创新具有突出的世界性意义.     

东亚模式与中国长期经济增长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9.36%的年均增长速度保持了高速的长期经济增长。2002年,中国为本世纪的前20年的增长确定了新的战略目标,到2020年,中国当年的GDP将在2000年的基础上翻两番。本文通过中国经济增长与东亚模式的比较,分析了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可能、趋势及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因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科学内涵与崭新模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有其自身的科学内涵: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应该贯彻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体现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它具有区别于社会主义经济一般特征的特殊性.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彻底摈弃“社会主义经济=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的传统理论,科学地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科学内涵,在坚持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理的基础上,突破某些具体结论、扬弃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的实现形式,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崭新模式,实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战略目标.     

中国在东亚不同经济合作模式中的经济利益分析

本文分析了中国在东亚不同的经济合作模式,即“10＋1”、“10＋3”以及“10＋6”中的经济利益。分析结果表明,从直接的贸易投资利益、间接的宏观经济利益以及其他经济利益来看,中国在日本和韩国的经济利益最大,其次是在东盟的经济利益,而且中国在日、韩、东盟的经济利益都远远超过在印度、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的经济利益。然而,从国家经济安全利益来看,印度、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对于中国的铁矿石进口安全至关重要,而日、韩、东盟则对中国的成品油进口安全至关重要。通过对比研究中国从“10＋1”到“10＋3”、以及从“10＋3”到“10＋6”中的经济利益增量以及成本增量,本文认为,“10＋3”是对中国最有利的一种经济合作模式,其他合作形式对中国也有重要的经济和安全利益,应适当加以考虑。     

法律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基于改革的实践

法律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备受国内外学界的争议.中国经济增长得益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有效推进则主要得益于有关推进与巩固经济体制改革及其成果的一系列法律(尤其是民商法和经济法)改革.法律在中国经济增长中发挥着特殊作用--法律作为经济改革的护航者提供着"双轨制"激励以及中国式的特殊制度弹性,而作用的变化趋势则是向正统理论回归.     

中国特色的经济增长与转型

中国的经济增长并不完全存在结构性的失衡.在传统意义上,从总需求的角度难以看到中国经济发展的真正机制.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进程中,各级地方政府主导着各自的经济增长和发展.中国的经济被分割在一个个行政单位里,由行政单元构成,所以需要层层分权.从转型的角度来看,只有实现了中央和地方在激励上的一致性,才可以确保中国实现可调控节奏的经济增长.     

"满的世界":非经济增长和全球化

非经济增长所增加的环境和社会成本要远远超过其所增加的生产收益 ,这在理论上是讲得通的 ,然而在新古典范式中却是反常的。但是为什么在另一个范式生态经济学中 ,非经济增长的可能性是显而易见的呢 ?新古典范式只是允许增长永远持续下去 ,但是并不强制它这样。从历史上看 ,有过强行增长 ,因为在一个“空的世界”中 ,正是依靠增长解决了马尔萨斯、马克思和凯恩斯先后提出的三个重大问题。现在被用来解决这三个问题的国家政策被“全球化”大大削弱了     

现代化的动力:经济体制改革的转型效应

1978年以后,中国开始经济体制改革,放弃了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进行市场化方向的改革,发挥市场机制在激励和调节经济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在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同时,对个人财产和其他要素参与分配的权利逐步给予了承认和保护.快速地发展了个体和私营经济.体制改革激励了要素所有制的积极性,竞争带来了各方面的效率,而且劳动力和要素的流动释放了结构转型的增长力量,也使规模经济、分工专业化及人力资本积累等因素对增长的贡献增加.如果没有这样历史性的经济改革,可以说,根本不可能获得中国30年的发展奇迹.中国经济发展的最主要的动力来自于经济体制转型,即资源配置市场化和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改革.     

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优势与挑战

近年来,由于国际经济环境的恶化,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有所下降,国内外学者对中国经济能否保持前30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的态势持有异议。对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利条件、不利因素的分析表明,中国经济既具有许多可持续发展的有利条件,也面临诸多不利因素的挑战。针对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存在的问题,通过转变政府职能,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加快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着力培育自主创新能力,努力改善民生,统筹国内与国外两个市场,缩小城乡间和区域间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差距,充分发挥现有发展优势等,中国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完全可能的。     

北京市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回顾与展望

北京市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走过30年的历程。30年来,北京市遵照中央提出的改革方向,结合京郊农村实际情况,在农村经营体制等多领域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推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重要进展,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本文试对此加以简要回顾与总结,并对其未来改革方向做出判断。     

论中国“大部制”改革的基础

对中国探索实行＂大部制＂的可行性做了分析和论证。认为我国实施＂大部制＂改革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主要体现在改革共识已经形成、国内已有初步探索、有可资借鉴的西方国家的经验教训三个方面。     

高校教师绩效管理制度改革探析

随着新一轮高校人事制度改革的展开,高校管理中的教师绩效管理逐渐成为高校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但是我国目前的教师绩效管理制度仍存在一些问题,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研究高校教师绩效管理新模式,制定相应的改革措施对于高校人事制度的改革和教师绩效管理制度的完善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现代日本经济体制源流论"阐析--一种重新审视日本现代史的理论

"现代日本经济体制源流论"是近年冈崎哲二、奥野正宽等日本学者提出的一种新理论.该理论阐述了传统的"日本型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并通过对战时和战后经济体制变化的分析,得出了如下结论:构成现代日本经济体制的大部分要素,形成于战时,延续于战后.这一理论的提出,给日本经济史研究以很大的刺激,使日本的银行制度、劳资关系、生产技术史、殖民地经济同战时体制的关系等,均得到了研究和探讨,为日本史学各领域的繁荣做出了很大贡献.但是这种理论也有其缺陷,它过分重视战前和战时的断绝性、战时和战后的连续性,抹杀了战后改革的历史意义,因此遭到了日本学者的批评.     

《资本论》及其当代制度价值 ——基于中国经济制度改革和发展的视角

《资本论》是马克思创作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对各国经济制度的制定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此背景下,为促进中国经济更好发展,基于中国经济制度改革和发展的视角研究《资本论》及其当代制度价值。研究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研究《资本论》及其当代制度价值中的理论基础,包括核心建设理论、发展改革理论以及创新理论,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制度建设、改革、发展等成就奠定基础。第二部分分析我国经济制度建设、改革与发展的合理性与优越性,即《资本论》指导下,中国经济制度改革和发展后对社会各方面的影响,包括提高国民生活水平、促进国家经济增长、增强国家经济实力等三方面。第三部分从中国经济制度改革和发展的视角论述《资本论》及其当代制度的价值。通过上述研究,《资本论》在当代同样为中国经济制度改革和发展提供指导和方向,使之中国经济制度更加完善和科学。     

论日本式经济体制

日本虽然自明治维新后建立起了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但在对外侵略战争期间全面实行了经济统制,形成了以政府为主导的统制经济体制。战后初期,在美国占领军司令部的指令下,日本虽然进行了“三大民主改革”,但战时经济体制不仅没有受到削弱,反而还延续了下来并进一步发展,形成了新的日本式的经济体制。针对传统的日本式的经济体制,目前,日本正在进行新的体制创新。     

基于创新研究型人才培养模式的《CAD/CAE系统及应用》课程教学改革

《CAD/CAE系统及应用》课程是大连交通大学机车车辆工程学院开设的一门面向轨道车辆车体及设备仿真分析的研究生课程,本课程的目的是使学生了解CAD/CAE软件的数据结构,掌握应用CAE软件进行产品性能分析的建模方法和分析各类物理问题的求解方法,并能够运用这些分析方法对产品进行设计与分析.该文基于创新研究型人才培养模式,针对传统的教学理念及考核方法,通过改进创新研究型教师队伍建设、丰富课堂教学内容,培养学生创新综合能力以及优化课程考核模式等方案,夯实学生的专业基础,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创新研究意识.     

中国农村土地运行"悖论"的经济学解析

目前,在我国农村土地运行中,出现了土地“抛荒”、“过度征用”、“农民利益受损”等偏离制度预期的悖论现象;其内在深层原因是土地职能的多重性、矛盾性、演进性;而直接原因则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农户的效用在一定的制度框架中博弈的结果;调整现有制度安排的不当并促进各项制度均衡协调,促使参与农地利益博弈的各方力量形成恰当的张力架构,是克服悖论的现实选择。     

中国农村改革的制度变迁理论视角追溯

中国农村改革已经历三十年.在这三十年间,农村改革较为曲折,从开始阶段农业经济迅速增长和农民福利的"帕累托改进",到改革中期农村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和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再到国家以新农村建设为方略给农村经济带来新的希望.这种曲折的经历可以用制度变迁理论加以解释,中国改革从农村开始是因为农村制度变迁的成本较低,但相应的收益十分明显;而随后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则因为农村制度变迁相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失去优势,从而出现资源向城市集中;目前的新农村建设表明国家又把关注的目光投向农村,但关键的因素在于如何深化农村改革,寻找实现农村经济制度创新的路径.为此,继续推进农村改革应着眼于三个方面,即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的步伐;推动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建设的进程;继续加大对农村公共财政支持的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