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技政策网络分析:行动者、网络结构与网络互动

科技政策既是指导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战略准则,也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供引导和制度保障。政策网络作为政策研究中的一种权威分析路径,对分析影响政策效果的重要结构性要素具有较强的解释力。政策网络的研究主要分为"利益集团的协调"和"治理"两种流派,前者关注政策制定过程中利益集团与国家之间的复杂结构关系和这种结构关系是如何影响政策过程和政策结果的;后者从治理的角度出发,政策网络被认为是一种治理模式,它经常被用于调整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和网络结构,从而有利于政策结果的产出。要全面了解我国科技政策的现状和挖掘其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需要对其中行动者的结构关系进行分析,寻找调整行动者网络关系的途径,从而建立"利益协调-治理"的分析框架,厘清我国科技政策中政策网络类型、行动者类型间网络利益关系,并提出相关治理策略。通过收集我国各级政府制定的科技政策文本,在政策网络理论的指导下分析科技政策中的行动者,总结政策社群、专业网络、府际网络、生产者网络和议题网络五种网络类型的主要行动者,揭示行动者之间的结构与互动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治理对策。     

外源型社会组织如何推动乡村振兴合作网络构建——基于L基金会的案例研究

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的潜力已经形成共识,但作为外来力量如何与乡村在地主体建立稳定、有效、可持续的合作关系是现实中面临的重要挑战。通过在行动者网络理论和制度性集体行动理论的基础上构建出一个综合分析框架,并以L社会组织为研究个案,能够细致刻画外源型社会组织构建乡村振兴合作网络的动态过程。研究发现：1)乡村振兴合作网络构建包括动力和控制两种机制,动力机制通过利益赋予提高合作意愿,促使合作行为产生,控制机制通过引入规则削弱合作风险,保障合作关系稳固。2)外源型社会组织在推动乡村振兴发展中采取了“问题识别—利益赋予—招募—风险分析—策略选择—动员”行为逻辑。3)在“动力—控制”双重机制下,外源型社会组织构建的新型乡村振兴合作网络呈现出“卷入—吸纳—团结—激活”的发展路径。这一案例研究不仅从理论角度丰富和发展了新内源发展的理念内涵,还在实践层面为提升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效能提供了有益启示。     

政策网络理论的回顾与反思

政策网络是由多元行动主体在政策过程中形成的复杂关系联结,是政策过程中国家与社会之间不同互动关系类型的总称。政策网络理论根源于西方公共政策实践发展的需要,也是现代西方政府管理的客观要求。从本质上说,政策网络是对多元主义、法团主义的有效纠正和超越,是一种不同于市场、科层的社会协调机制,其本质是一种新型的集体行动。政策网络对政策结果的影响既取决于行动主体本身在政策网络结构中的位置,也取决于相关行动者在政策网络中所处的利益博弈格局。政策网络内不同行动者彼此依赖,并按照网络规则博弈、互动,最终形成一致网络目标。     

政策网络:政策科学的理论创新

政策网络是西方发达国家研究后现代政策科学的主流话语和一种新的分析框架.它主要研究政策过程中相互依赖的行动者的稳定社会关系模式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在政策网络中,行动者在网络中的地位、政策参与者关系的强弱以及网络的开放程度都会影响政策后果.政策网络理论在发达国家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后果与政策变迁方面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作为后现代政策分析的新框架,政策网络是对传统政策分析理论的超越,它对中国政策科学的深入研究以及中国当前政策问题的有效解决具有借鉴意义.     

网络组织的契约关系与机会主义行为的防范

交易费用理论中机会主义作为人性的一个基本假设,纵向一体化被认为是防范机会主义行为的惟一有效形式。而事实上,某些经济组织因其特殊的契约关系同样具备防范机会主义的功能。网络组织作为介于市场和科层组织之间的一种中间层组织,有其特殊的契约关系,而这种契约关系因其特殊的内容及自我履约机制而具有防范机会主义的功能。     

企业网络嵌入与竞争优势

企业网络是介于企业和市场之间的一种组织制度安排.从新经济社会学的视角看,任何经济组织或行为体的行为都嵌入于一定的外部关系网络;同样,企业行为也是嵌入于企业网络的.企业在选择企业网络关系的治理机制时,需要考虑网络成员的相互依赖程度、网络协调成本和机会主义削减等3个方面的问题.企业网络嵌入后为企业带来多种网络资源,从而能创造和维持企业的竞争优势.     

转型期中国企业间经济交易行为中的“关系”分析

本文认为转型期中国企业间经济交易行为中的“关系”含义,应该强调作为公共领域活动的市场交易与私人领域中特定亲密社会关系的密切关联。经济行动者选择关系通常是针对性的、策略性的、有目的的,是在特定“情境”下的经济理性选择。宏观制度环境、企业的交易地位、与交易伙伴的不同依赖关系及行动者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是构成经济行动者行动“情境”的三种重要的基本机制,它们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组织结构与运行模式

网络群体性事件具有较为明显的组织特征,具备组织环境、组织角色、行动分工以及组织目标等基本组织结构。在网络社会这一组织环境中,信息发布者、信息传递者、意见领袖和反思者等个体间的互动形成了网格化群体组织,并通过分工合作与相互博弈达到权力的平衡,形成稳定的形态。网络社会这一特殊的组织环境造成了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组织特征与现实集体行动的组织特征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区别,行动者、组织目标、组织连接、组织互动等关键的组织特征变量往往决定了组织的性质,同时也根据不同的组织形式变换自身的形态。网络集体行动的维持与发展遵行一种特殊的机制,即"权力的维持与获得机制",隐藏在网络群体性事件背后的权力游戏与行动者之间的互动过程是维持网络群体性事件生存与发展的关键机制。     

代理人道德风险与机会主义行为的防范

现代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建立形成了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原因可能会产生代理人的道德风险与机会主义行为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损害了委托人(所有者)的利益。应该通过激励与约束机制的构建、正确企业价值观的塑造等方式来防范代理人的道德风险,治理代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     

社会资本视角下缓解城市相对贫困的机制研究

社会资本作为一种可以为个人带来经济价值的社会关系网络资源,是相对贫困治理中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但由于相对贫困者在社会网络等级结构中的较低位置、自我与其他行动者之间强关系性质突出、网络中关系的位置强度不足,其社会资本呈现出范围狭窄、类型单一以及纵向上升空间有限的特点。在探索建立相对贫困治理的长效机制背景下,促进相对贫困者社会资本的积累应该三管齐下：促进教育资源分配的对象性与阶段性公平,以缓解相对贫困者的结构劣势;开展社区共同体建设,将关系理性渗透到社交网络之中;增加相对贫困者扩展社会资本的能动性,并培养富裕群体的亲社会理念与行为,拉近不同社会群体的心理距离。     

信任、契约与网络组织治理机制

伴随着公司治理理论的发展和组织形式的变革,对单个企业治理的研究已经拓展到对网络组织治理的研究,对治理机制的研究也在发生同样的转变。在上述背景下,本文首先分析了网络组织的契约属性,论证了信任是网络组织形成的基础;进而梳理了国内外网络组织治理机制研究进展情况,并提出网络组织治理机制的两阶段论,即网络组织创建时的正式治理机制和创建后的关系治理机制;最后分析了作为网络组织形成基础的信任,这种治理机制的内涵、功能及其与其他关系治理机制的关系,并指出信任治理机制是网络组织基本治理机制。     

团队信任、团队互动与团队创新——基于虚拟团队的研究

在管理哲学变迁以及信息传播技术与网络技术日益进步的背景下,现代组织中的团队正经历着从传统的"面对面"团队向更为机动灵活的虚拟团队转变的趋势。对许多组织来说,能否充分利用虚拟团队的组织形态,已经成为组织成败的关键所在。本研究以虚拟团队中团队信任、团队互动与团队创新为研究对象,在文献分析评述的基础上,建立三者关系的理论框架。研究通过调查问卷进行资料收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虚拟团队信任对虚拟团队中的合作行为、冲突行为与主动创新行为等团队互动均有正向影响;虚拟团队中冲突行为、主动创新行为对虚拟团队创新有正向影响且二者对团队信任与团队创新关系产生中介效果。     

基于网络关系的IT企业治理研究

在网络关系下,IT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不再仅仅取决于企业本身的治理和企业单一网络的建设,更重要的是取决于由企业利益相关者组成的网络关系,需要更多地利用非财务行为测度指标.在以网络关系为基础的企业治理中,IT企业应致力构建公司的价值网络关系、社会网络关系、顾客网络关系和知识网络关系,以利益相关者为立足点,根据不同的网络关系,实施分类治理,协调、维护好各种网络关系,使各类利益相关者协调发展,进而实现IT企业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全球生产网络体系下贸易利益理论研究述评

贸易利益是一国参与国际贸易的根本动力.在全球生产网络体系下,国际分工扣贸易格局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分工和贸易相互伴生的关系引发了贸易与投资利益一体化、利益分配主体的多样化和分配机制的复杂化,传统贸易利益理论解释已显乏力.因此,建立适应全球生产网络背景的贸易利益理论是当前国际贸易理论的重要研究课题.文章对传统分工模式下的贸易利益理论进行了梳理,并重点对全球生产网络体系下的贸易利益分配机制进行了探讨.     

以行动者为中心的制度主义——基于转型政治体系的思考

基于对西方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制度中心观”适用性的反思和对低制度化政治体系的经验体认,本文试图建立一种适合分析低制度化转型政治体系的“以行动者为中心的新制度主义”框架。从行动者拥有的政治资源、行动能力、利益和价值偏好等角度,把政治行动者分为精英和政治弱势群体,主要讨论了政治精英的特征及其内外部关系,及政治弱势群体的特征。从行动者的角度,分析初始制度的三种选择模式、制度的重要性与自主性、制度绩效、制度变迁与转型、观念与制度之间的关系等问题。     

论村级权力的利益网络

在当前农村社会 ,构成权力合法性基础的 ,不再是传统的文化网络或组织网络 ,而是利益网络。这种权力的利益网络不仅可以通过选举来塑造自己的合法性 ,而且在国家与农村社会关系紧张的背景下 ,还可以通过抵制国家借助村级权力对自己的提取来获得这种合法性。因此 ,对权力利益网络的研究 ,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管理者与生产者的合作与博弈

企业是经济人寻求自身利益的场所。人力资本所有者和非人力资本所有者本着获利的目的形成一个企业合约,在满足参与约束的条件下,他们凭借自己对生产过程或生产资料的控制,在合约的践行过程中进行着重复博弈,博弈主要围绕生产者寻求机会主义行为和管理者对机会主义行为的约束进行。当生产者不满意自己的状况时便利用对生产过程的控制寻求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而物质资本所有者凭借自己对物质资本的控制推动制度循着减少机会主义行为、降低监管成本的路径演进。同时,借助技术进步,生产者机会主义行为空间越来越小,弱化了人力资本对劳动过程的控制。     

民间组织动员机制论析

民间组织的动员包括民间组织对个人的动员与政府对民间组织的动员,民间组织的动员机制是这两方面的要素所形成的有序结构,在这一结构中,民间组织及其成员都是具有能动性的＂行动者＂,其余要素是围绕行动主体需求而建构的制度体系。民间组织动员机制的建构,应充分考虑组织与个人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两方面的诉求,借助正式组织结构与非正式关系网络两种沟通渠道,使用现实与网络两种平台,建构法律制度与文化氛围两方面社会背景。     

城市治理中的公私伙伴关系:一个街道公共服务外包的实证研究

本文通过对珠江三角洲B街道公共服务外包实践的调查与分析揭示基层政府在激励机制和多重任务环境下的适应性行为和行动逻辑。围绕公私伙伴关系,基层政府与公民之间建立多方面的合作关系,不仅提高政府管理的效率,控制行政滥权、卸责现象,而且还在基层社会管理中引入一个新的治理逻辑,促进公共参与。研究表明基层政府仍然是制度变迁的主要行动者。     

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上的机会主义及其抑制

政府的个别利益与其他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差别,决定了中央和地方政府在运用公权力时难以从根本上杜绝机会主义行为;而在处理二者财政关系时,渐进式改革所特有的制度边界和制度约束的不清晰,对中央行政集权的制衡不足,以及地方政府的信息优势,是二者机会主义产生的现实原因.因此,抑制中央和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上的机会主义除通过激励相容的制度设计,尽量减少政府利益与相关方面利益的不一致外,关键在于改变现实条件,对中央和地方政府进行有效的"参与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