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传播的哲学与科学哲学的传播

公众的科学知识与理性行动之间的关系悖论,公众的社会认知、群体价值与对科学的信任之间的复杂关系,新技术和科学研究中的风险与不确定性在传播时遇到的认知偏见和认知公正等难题,极大地挑战了以知识为核心的传统科学传播模式和新的参与科学模式。科学传播困境背后的认识论问题与科学知识的社会维度问题,需要科学哲学的理论框架和参与式的科学哲学的研究协助解决,并且优先需要对科学传播中的哲学问题以及科学哲学的传播问题进行元哲学的思考。科学哲学的理论视角不仅可以介入科学传播的核心问题,比如个体认识论与信念辩护、认识论信任与权威、群体认识论与认识论负担等;传播科学哲学同样可以提高公众对科学的理解。科学哲学参与科学传播研究时,应该整合经验研究和理论框架,与其他学科一起诊断科学传播中的问题,从单一的描述性分析拓展到探寻机制解释,介入科学传播的具体实践。     

风险传播的“公共新闻学”取向

在“自反性现代化”进程中,“风险社会”构成了媒体的传播语境,传播提高风险的“社会能见度”。风险传播建构了社会对风险争议的容纳力,并体现一种民主对话精神,在新闻传播层面体现为公共新闻学的取向。     

拉什自反性现代化理论及启示

英国学者斯科特·拉什从美学及文化视角,提出了以审美自反为核心的自反性现代化理论,阐释了风险文化和现代化困境的成因和出路。文章对拉什自反性现代化的特征,自反性现代化的自反性主体、思维模式、建构路径,风险意识和风险文化的生成以及拉什自反性现代化理论的特色和局限等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分析和探讨,并进而讨论了拉什自反性现代化理论对我国现代化过程中的风险规避和防治的借鉴和警示作用。     

风险社会理论:现代性反思批判的“第三条道路”

关于现代性的各种理论都是对现代性问题的理论自觉和反思批判,现代性的问题性既有事实层面的表现,也有学理层面的表征。20世纪中后期以来在西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论争中,风险社会理论以其独特的致思路向力图开拓出现代性反思批判的“第三条道路”。风险社会理论绕开了理性与非理性的直接对立,把风险和风险社会作为反思批判现代性问题的基本范畴,从描述现代化进程的风险后果来揭示作为现代性基础的理性的“自反性”结构特质。它既反对后现代性对现代性的文学化和美学化颠覆,也不同于现代性对启蒙理性潜力的哲学挖掘和补救,而是把反思批判现代性的视角转向了对现代性问题的社会学清理和政治学建构,倡导以“亚政治”和“生活政治”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化发展理念和模式,建构起了规范性的理论体系。风险社会理论对现代性问题的“诊断”和“治疗”既有值得借鉴的合理因素也有其理论局限。     

信任：科学与公众关系研究的新视角

随着科学技术成为社会最大的风险源,公众对科学专家及专业知识的信任问题日益突出,因此我们必须关注公众对科学的信任问题。从信任的视角切入科学与公众的关系问题,有着更宽广的视野和更积极的意义。     

政府财政支出与社会信任:公众感知满意度的中介效应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调查数据,从政府职能感知满意度视角,考察政府财政支出规模与结构对公众社会信任的影响及机理。结果表明:政府财政支出规模与经济建设性支出降低了公众社会信任水平,而公共服务性与社会管理性支出的增加提高了社会信任水平,后两者对社会信任的挤入效应要大于前两者的挤出效应;政府在促进经济增长、提供公共服务、实施社会管理、分配资源收入等方面的满意度感知对政府财政支出与社会信任关系起到中介传导作用,保护生态环境绩效的中介效应因为公众的环保意识不强而未通过检验。可以通过提高公共服务支出和绩效带来的归属感、提高社会管理支出和绩效带来的安全感以及完善制度带来的公平感来提升社会信任。     

草根NGO内部信任关系研究——以X社会服务机构为例

目前对草根NGO信任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草根NGO与政府和公众的信任关系研究,对其内部信任关系的研究较少。本文以北京市X社会服务机构为例,运用社会信任理论,采用参与式行动与个案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探究X机构如何建构起自身的内部信任关系与机制。对X机构本身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建立内部信任关系,维系与工作人员、志愿者的长期稳定关系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公众对食品安全风险的感知与建构——基于三城市公众食品安全风险感知状况调查的分析

现代风险的特点之一就是"主观建构性"。从近年来食品安全事件所暴露出的问题来看,食品安全风险兼具客观实在性和主观建构性的综合特征,大多属于一种复合性风险。基于三城市公众食品安全风险感知状况调查的分析发现,公众对食品安全风险的感知存在着主观建构因素和人为放大效应,对多重食品安全风险的感知既存在着一致性也存在着分化性特征,对食品安全责任归咎存在着加重政府责任而相对弱化个人和企业责任的现象。公众对食品安全风险的感知特点和建构特性将使食品安全风险规制既面临极大挑战也面临创新机遇。政府应在科学全面地把握公众对食品安全风险感知的特点和规律的基础上,积极引导公众养成科学理性的风险意识,同时弱化风险的人为建构和放大效应。     

信任与社会资本关系的多维解读

“社会资本”从诞生之日起就与“信任”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相互信任的主客观要求以及信任关系的建立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社会资本产生的重要条件。而信任又被视为社会资本的一种形式,与网络、规范一起构成了社会资本的主要内涵。社会资本多层次与多构面的特点为两者关系的讨论增加了复杂程度。采用两分法的方式对社会资本的层次与构面进行剖析,从个体层次一结构维度、个体层次一关系维度、群体层次一结构维度、群体层次一关系维度重新对信任与社会资本的关系进行阐释,探讨信任与社会资本如何在一个动态的实践过程中获得“二重性”。     

风险社会治理中的政府信任:一种风险感知的解释框架

风险孕育出潜在的政治危机,并冲击着公民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认同感与归属感。通过分析一组美国全国性调查数据,本研究尝试回答构成公众风险感知的因素如何影响政府信任。研究发现:人们的安全风险感知程度越低,政府信任越高;而公平风险感知程度与环境风险感知程度越高,政府信任越高。大众媒介来源亦对不同类型的风险感知产生了一定影响。高风险感知并非一定会降低人们的政府信任,风险社会亦为建构政府信任提供了有利机会。政府部门可通过积极建立风险规避与风险管控机制,提升人们对于政治系统的认同。引入"风险感知"作为解释框架,有助于重新考察风险社会理论如何应用于政府信任建构,从而为我国新时期风险社会治理提供政策启示。     

反思与超越——贝克风险社会思想探究

本文从贝克代表性著作—《风险社会》出发深入探讨贝克关于“风险社会”这一理论概念的逻辑起点——现代性危机,认为贝克开创性地提出风险社会的理论诉求在于自反性现代化.作者认为风险社会理论对我国社会发展具有现实借鉴作用.     

网络脱单：青年择偶表演与自我认同——基于征婚文本数据及个案的研究分析

随着网络社会发展,越来越多的单身男女将网络空间作为“脱单”征婚的重要渠道。通过对网络征婚文本的大数据分析和个体深入访谈,本文认为单身青年在网络技术赋权下以文字、图像、影音等媒介载体进行自我形象展示、印象管理和择偶需求表达,本质上是一种网络人设符号表演的自我认同建构过程。单身青年“脱单好难”,折射出现代社会自我认知、自我呈现、自反身性确认的自我认同困境。基于网络田野的青年择偶文本调查也表明,个体社会交往与信任建构需要在一种主体间性的交谈伦理规范中才能实现,网络脱单行动只有融入更多情境化的身体在场以调和碎片化的符号在场,才能真正收获契合的伴侣、实现孤独个体的社会回归。     

放大还是缩小：差异化人际信任对雾霾风险感知的影响机制

信任与风险感知的关系研究已成为风险感知研究领域的热点和前沿。已有研究虽然探讨了不同类型信任对风险感知的影响,但是缺乏深入探讨人际信任对风险感知的影响。转型期中国,社会结构深刻改变人际信任,并形塑公众的风险感知和应对行为。基于"2017年中国城市化与新移民调查"随机调查数据,在已有文献基础上,针对雾霾问题提出风险感知维度、人际信任类型,构建差异化人际信任对风险感知影响机制假设模型,运用多层线性模型和结构方程等方法,验证人际信任对风险感知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人际信任分为三类:亲近人信任、周围人信任和陌生人信任。亲近人信任和周围人信任不仅对风险感知产生正向效应,而且通过人际交流对风险感知产生间接效应。陌生人信任会对雾霾风险感知产生负向效应。研究结论不仅揭示了差异化人际信任对风险感知影响的内在机理,更重要的是为构建信任机制和信息机制,引导理性、科学风险感知和应对行为提供指导和借鉴意义。     

自反性现代化:风险及其应对

西方工业社会的发展导致自反性现代化的后果,自反性现代化给社会带来了诸多风险,这使人类社会进入风险社会.自反性现代化的风险主要体现在人类的过度实践、经济和社会的非理性发展、科学技术的无限制应用、现代化和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政治失灵及社会治理失效等.治理自反性现代化、增强社会的安全性,必须对工业社会及其现代性进行深刻反思,诉诸理性实践,使经济、社会合理发展,制约科技理性,进行政治变革,加强制度建设,完善社会治理和建立复合治理结构等.     

论新型社会治理模式建构中的信任关系

由于信任价值的迷失 ,新公共管理运动无法确立未来社会的治理模式 ,因此 ,需要通过彰显信任关系去建构未来社会治理模式。作为中介环节而存在的信任 ,既是政府服务精神向公众合作行为转化的过渡环节 ,又是政府与公众相互关联的一种状态 ,它与制度所倡导和体现的服务精神及在公众行为层面上确立的合作体系的关系既是历时态的 ,又是共时态的。同时 ,以公共行政道德化为内容的政府信任关系的建构与未来社会治理模式的构建具有同一性。     

论重大疫情中疾病的道德意义、风险与调控

现代生物医学弱化了疾病与患者个体道德之间的关联性,但并没有弱化疾病与社会政治道德的关联性。人们倾向于将环境污染、食品安全、药品滥用等与管理者的错误决策和不道德联系在一起,社会性的疾病可能引发公民对相关政治立场、公共决策、人物的群体性攻击。在传染源不明、治疗手段不成熟的情况下,公众对疫病的风险认知极易处在被放大的状态,容易将其归因于社会的政治道德或某些政治人物的非道德品性和不称职,进而产生巨大的社会风险。须通过一定的社会道德调控手段化解疫情中的各种道德问题,防止因风险放大而激化人民内部矛盾,在政府和公众之间建立起良好信任关系,构建起抗疫的"共同体"力量。     

自反性与气候政治:一种批判理论的诠释

现代性的成就与破坏性共同反映在气候政治当中,表现为自反性气候政治,并昭示着现代性本身的深刻危机;人的自反性在气候政治认知中建构了三种典型的社会观念情境:乐观主义、现实主义、悲观主义;自反性气候政治及其未来愿景,既批判现实又指涉未知未来,体现了批判理论的解放立场。     

风险社会政治秩序观初探

由社会理论家贝克发展起来的风险社会理论,是对工业革命以来工具理性独大的现代性进行反思的结果,现代风险具有决策决定性、难以认知性和全球性等特质.随着风险社会的到来,传统政治秩序陷入以下困境:片面强调工具理性和进步的政治秩序观给人类社会带来诸多负面影响、专家治理的信任危机以及随时可能引发的"政治爆炸".重构风险社会政治秩序观应转变发展模式,构建风险管理型政府和自下而上的亚政治以及重建公众对专家治理的信任等.     

构建复合型的消防风险治理模式

本文以风险社会理论为核心框架,分析了我国的消防安全环境面临着人口规模大与密度高、居民的文化与科学素质低、信息传播速度快、社会信任程度偏低、治理结构不合理、城市住宅结构失衡及消防安全意识薄弱和消防知识欠缺等危害消防安全因素的挑战.从消防风险预警、控制到消除的整个过程来看,一个健康、安全的社会需要动员模式、治理模式和协商模式的协调配合.动员模式的有效性决定了其对于应对风险现实的意义,治理模式的多元参与可以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建立风险预测网络,而协商模式则是一种强调公共参与和讨论、做出合理决策的模式,它虽然不适合风险现实的及时处理,但是时于完善和建构安全社会更有意义.     

从"广州事件"看信息时代的集群行为

从广州事件来看,信息时代使集群行为有了新的基础和特点,即风险的泛化与不确定性;亲密关系与信任关系的变革;信息冲击下的有限理性;信息的双面性与信息传递的反控制性.因此,对它的防范与调控应该做到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明确大众媒体的权利与责任;有效应对网络信息;加强公民风险与危机意识教育;提高信息个性化时代公众的信息认知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