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与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

中国现代性的发生,摧毁了传统知识分子对于家族的社会认同、对于国家的政治认同和对于儒教的文化认同,使新知识分子发生了身份认同危机。中国现代性的历史就是知识分子寻找精神家园的历史。随着革命及新中国的建立,这种危机得到特殊形式的解决。改革开放后,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了新的身份认同。     

美术现代性的源起及对东亚传统美术的再认识——走向跨文化美术学

西方美术现代性的源起虽然深受东亚传统美术的影响,但二者之间绝不存在可以简单画等号的关联.美术现代性是在东西美术文化交互作用下共同生成的一种全新美术样式.由此,东亚传统美术尽管具有特定层面的现代意味,但它也先天地带有转向现代的瓶颈.这就要求当下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向必须在中西交互作用的特定界面进行新一轮的现代性构建,同时也向美术学提出了引入踌文化视角的要求.     

留学生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早期中国化

以孙中山、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为代表的留学生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早期中国化进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贡献集中反映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促成中国人形成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中华民族意识;二是揭示了民族的本质和民族问题产生的根源,阐述了在民族矛盾不断上升的近代中国里,强调阶级利益的时候要注意民族利益;三是论述了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两个原则--民族平等和民族自决.他们的探索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提供了历史的借鉴和启示.     

马克思的现代性视域与当代中国新现代性建构

在全球发展和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语境中重新考察马克思的现代性视域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真切理解马克思的现代性视域,必须祛除历史的三重遮蔽。马克思生活于现代世界的开端,对以资本全球化为主体的现代性分析具有双重向度:一方面,马克思从历史观的高度对启蒙运动以来的一切现代性根基、特征和形态特别是自由主体化思想和理性批判精神作出积极肯定;另一方面,又在变革世界的实践的否定辩证法基础上提出批判现代性的解构向度,从而为后现代思想家所推崇。随着新旧全球化时代大转换,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性的关系随着历史关联的变化而变化。在马克思之后,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时期,列宁、斯大林、新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邓小平等等都在现代性问题上作出过许多思考。在全球后现代性背景中的当代中国,其发展的本质理念应当是既不同于马克思和韦伯时期的经典现代性,也不同于后现代,甚至不是吉登斯的“反思现代性”或第二次现代性,而是一种以后现代引导的现代性,即新现代性。这正是科学发展观的内在本性。     

现代性视域中的中国问题--詹姆逊与中国现代性道路的选择

本文梳理了西方的现代性理论(特别是复兴的现代性理论)谱系,在此基础上总结了詹姆逊的现代性理论的主要特征,进而分析它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之间关联,并指出了我们应有的选择:强化问题意识,立足我国特定的现实,积极借鉴国外的现代性经验,将外来理论与本土的现代化实践创造性地结合起来。同时,我们也要利用后发现代化国家的优势,吸收国外现代化建设的教训,避免重蹈其覆辙。     

留学生与近代中国民族国家的构建

留学生群体在近代以来中国民族国家的构建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挖掘使用"中华民族"这一族称,为近代中国民族国家找到了重要的认同符号;他们创办报刊,翻译西书,宣传民族主义,为民族国家的建立提供了精神动力;他们以西方新型的政治文化观为思想武器,不懈地致力于近代中国的宪政运动;他们同时也是构建民族国家的主要参与者和领导者。他们通过自身的努力使中华民族真正凝聚成为一个生死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辩证法的命运与中国现代性的建构

从中国现代性建构的视角来透视和检讨辩证法在中国的发展命运,无论对于深化辩证法研究,还是推动中国现代性课题的探讨,都是十分重要的理论生长点。辩证法在近代思想史上是作为现代性论证的人文解放叙事而产生的。辩证法传入中国以后,它与中国现代性建构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密切的内在关联,辩证法解释模式在当代中国哲学中的演化,表现着人们对于中国现代性建构认识的变化与深入。但面向未来,批判性地反思辩证法与中国现代性建构中所蕴含的总体性逻辑,是辩证法研究必然面对的一个重要课题。     

“现代性”的“中国知识”

本文阐述了“现代性”具有观念和话语的多样性 ,韦伯式的“中国问题”实质上就是中国的“现代性”问题。百余年来中国现代性的主要讨论形式是中西体用之争 ,其以非此即彼的方式误解了现代性 ,其争论焦点正是中国“现代性”的困惑所在。文章探讨了中国现代性的生成条件与遵循方向 :“现代性”在其生成上有赖于各特定社会的既有条件和可利用资源 ,只有向内寻求的自觉转化 ,才能开出真正有意义的中国现代性     

中国现代性的特征(上)

本文尝试探讨中国现代性的特征,认为中国现代性应当有属于自身的独特标志即特征,这构成中国现代学的焦点性问题之一。陈独秀对“近代文明之特征”的思考及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有关“现代性”的“动力品质”的分析值得借鉴。中国现代性具有五个显著特征:(1)地球模式的引进表明中国人的宇宙模式发生巨变:从“天地之中”转到地球之一国;(2)民族协同观的生成显示了中华民族与地球上其他民族之间的关系发生改变:从上等民族到世界多民族之一员; (3)制度转型论的实施显示中国从古典文化帝国转变为现代民族国家,并建立起相应的社会制度;(4)道器互动说体现了生活价值层级的改变:从以道制器到道与器之间的相互依赖和作用;(5)人权说的形成标志着中国人的个体人生体验发生改变:从帝国臣民到国家公民,以及随之而来的多重选择的困窘。     

中国现代性的特征(下)

本文尝试探讨中国现代性的特征,认为中国现代性应当有属于自身的独特标志即特征,这构成中国现代学的焦点性问题之一。陈独秀对“近代文明之特征”的思考及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有关“现代性”的“动力品质”的分析值得借鉴。中国现代性具有五个显著特征:(1)地球模式的引进表明中国人的宇宙模式发生巨变:从“天地之中”转到地球之一国;(2)民族协同观的生成显示了中华民族与地球上其他民族之间的关系发生改变:从上等民族到世界多民族之一员;(3)制度转型论的实施显示中国从古典文化帝国转变为现代民族国家,并建立起相应的社会制度;(4)道器互动说体现了生活价值层级的改变:从以道制器到道与器之间的相互依赖和作用;(5)人权说的形成标志着中国人的个体人生体验发生改变:从帝国臣民到国家公民,以及随之而来的多重选择的困窘。     

异化劳动与现代性的“病理学”

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一部反思和批判现代性的哲学经典。马克思在《手稿》中首先把“劳动”确立为现代性的现实原则;其次,通过异化劳动的矛盾分析,对现代性的分裂做出根本性的诊断;在此基础上,针对异化劳动的矛盾特征构想出对现代性分裂的根本治疗即“共产主义”;最后,在“人-劳动-历史辩证法”的宏观视域中把握现代性的历史命运。总而言之,马克思在黑格尔精神-历史辩证法的基础上,以劳动-历史辩证法为根本法则,创立了一门结构完整的现代性诊疗病理学。     

重回现代性的发生期与建设“别现代性”的中国文论

中国文论的现代性发生无疑与百年前的晚清、"五四"关联密切。但历经百年,中国文论的现代性进程并没有完成。为此之故,有必要再次返回现代性的发生期,批判性地审视当代中国文论的现代性状况与晚清、"五四"时期的内在关联。回到当下,由于中国的社会文化已然具有"别现代性",因此,在返回晚清、"五四"思考中国文论的现代性问题时,有必要立足社会文化的实际,把建设"别现代性"的中国文论作为一种解决方案。"别现代性"的中国文论一方面是现代性的,另一方面又是中国的,因此超越了"五四"文论的现代性局限。别现代性的中国文论需要批判性地介入当下的文学文化与社会现实,同时又需要具备"创造性转换"的理念与方法以及公共性等必要的社会文化条件。     

寻找文化身份与“当代中国哲学”

"当代中国哲学"作为有意义的话题,不是纯粹的学理性创作,而是要在历史的叙述中确定其问题域。"当代中国哲学"一方面离不开中国近代以来寻找文化身份的历史命运,另一方面又只能在中、西哲学不同的演化逻辑中找到自己的哲学叙述方式和哲学语言。"当代中国哲学"只能在历史中确定其叙述的始端和视阈,在历史的接受中为自己的存在意义寻找理由。当代中国需要属于自己的、与自己的文化身份相适应的哲学形态,更需要属于自己的哲学家。     

“以中国为方法”——对中国现代性的重思

目前时兴的现代性话题实际上是在西方语境中被提出与阐释的。伴随着中外诸多学者对现代性的隐忧进行的多方面质疑,谁的现代性这一提问再次触及到了文化中心主义问题,中国现代性的构建离不开中国语境,多元现代性的提出调和了现代性的普遍价值和民族传统的关系,重建精神主体性,重思中国近代思想的流变,才是中国现代性独特的剧情主线,以中国为方法,以世界为对象是考虑中国现代性的一种思路。     

在“批判启蒙”与“审美批判”之间——构建“全面的现代性”

“现代性”作为来自欧洲的观念,在历史上不断得到反思,主要存在两类反思的理路一类可称之为“泛审美现代性”,以波德莱尔为起点,中经齐美尔,直到福柯那里结束,他们面对现代性皆持一种“审美批判”的态度;另一类可称之为“批判启蒙现代性”,也就是在批判启蒙基础上来实现启蒙的“现代性”思想,它以韦伯为起点,直接穿越了从阿多诺到哈贝马斯的法兰克福学派两代哲学家。实际上,人们可以在这两种“反思现代性”之间“执两用中”,从而构建一种崭新的“全面的现代性”。这种现代性的“全面性”,就体现在“以审美中和主体性”、“以审美中介纵向理性”、“以审美平衡文化分化”、“以审美规划社会尺度”,从而走向一种“主体间性的交往原则”、“横向理性—感性的图景”、“文化间性的对话主义”和“新感性—理性社会”的通途。     

“中国道路”与新型现代性构建

西方资本主义塑造的现代性强势话语,在现实社会展现的危机中遭受普遍质疑,引发了关于现代性多元路径的期许。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开辟的"中国道路",既是对西方一元论现代性范式的现实突破,更是探索新型现代性方案的有益尝试。在中国现代性构建的历程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担当始终不可忘却。     

“乡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换的美学困境——从“五四”到“文化寻根”的“现代性”体验

在“现代性”的进程中,审美现代性一方面反抗现代性的暴力,同时也对现代性的伤痛经验进行弥合和修复.而在普遍的“西方”现代性话语中,中国提供了现代性实践和反思现代性的不同经验,从“五四”对“现代性”的全面引进到80年代的“现代化”成为全民意识形态,中国自身的现代转换和中国知识者对现代的反省,贯穿了20世纪的中国历史.而80年代中期浮出历史地表的“文化寻根”那种既内在于“现代性”又“反现代性”的文学书写,再次显示了“乡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换的美学困境.     

中国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的错位和复位

文章对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以及两者的关系等作了阐述,并论析了中国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的错位和复位。     

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和“中国道路”的创新性

现代性建构的中国特征是,“现代化”过程的历时性矛盾与共时性矛盾并存,社会发展的基础性问题和前沿性问题并现,现代性建构是由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道路的创新性就在于: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科学定位,达到历史性与共时性的当代统一;在科学发展观的制定与落实中,达到科学性与价值性的当代统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精神文化,达到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当代统一.     

西方“他者”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一代中国知识分子自身的身份探询

"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一方面从知识生产-话语竞争的自由空间汲取了诸如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学术独立和批判精神等现代知识分子言说和身体建构的资源,但另一个方面则直接继承了传统"士"的教化者身份资源,借道德思想文化的正当性召唤来寻求对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根本解决".这样,他们把学术独立、思想自由和批判精神等理解为一种道德精神,而不是把它们理解为现代知识生产一话语竞争的自由空间的社会制度安排,他们对"根本解决"中国现代化问题的"启蒙"设定,也就主要不是勇敢使用理性的知识论启蒙,而是教化式的道德启蒙,将"致良知"凌驾于理性知识之上.危及中国现代"启蒙"的并非"救亡",而是其内在的"教化"理路.20世纪中国文化言说者的身份与西方文化言说者的身份之问的差异,实际上是"牧师话语"与"立法者话语"之间的差异,他们之间的话语竞争主要是"牧师话语"与"立法者话语"之间的竞争.这就造成了中国文化的自身言说长久地笼罩于西方"话语霸权"的辖制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