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译史钩沉

《孙子兵法》是我国军事文化之经典,代表了中国传统战略思想。钩沉该书翻译史是其翻译研究的基础,学界现有研究缺乏对最新外语译本的关照,应用型、研究型文本与外语译本未区分以及外译情况与重要译本的介绍过于简略,因此,全面梳理该书在非英语世界和在英语世界的翻译史具有必要性。《孙子兵法》翻译史有六大特点:其翻译是蔚为壮观的跨文化传播奇迹;外语译本问世之前,该书既已广为流传;其翻译与战争、国际关系等密不可分;译本类型与译者文化身份具有多样性;翻译史中多有转译现象,几种影响力大的译本多为后世译者所采用;中国人译本出现较早,但海外接受度有待提高。     

从跨文化翻译中的归化与异化角度评《红楼梦》的两个英译本

异化是以源语文化为认同的翻译策略,而归化是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的翻译策略。批评家们对跨文化翻译活动中的归化和异化原则一直存在争议。本文从跨文化翻译中归化和异化的视角,对《红楼梦》的两个英译本进行比较和分析。文章认为,两个译本在言语信息的传达上均可谓经典之作,但是在对文化因素的处理上,则有很大区别:杨宪益夫妇的译本主要采用异化原则,目的在于向外国读者介绍中国传统文化,而Hawkes的译本主要采用归化原则,目的是让译本更容易让外国读者所接受。     

语义和交际观下《红楼梦》医药文化因素的英译策略

《红楼梦》中长达5万余字的中医药翻译对于祖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和文学艺术作品的欣赏具有重要的作用。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观为中医药文化的翻释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与研究方法,二者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的。在翻译中,二者也是交替使用,有时会合二为一。对比两译本发现霍译本与杨译本都采用了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相结合的策略,但侧重点各有不同,文章从纽马克的语义和交际翻译观出发,通过对比杨译本和霍译本的得失为中医药在文学中的翻译找到一套可行的办法。     

意识形态与文化翻译策略——《浮生六记》两个英译本比较研究

随着翻译实践的进一步深入，传统翻译理论已经无法解释译本中尤其是文化翻译部分出现的越来越多的“不忠”现象。作为中国文化典籍之一的《浮生六记》，其不同时期两个英译本的译文和原文存在诸多差异。勒菲弗尔的“操控论”为此差异现象提供了意识形态的新视角。文章对比分析了《浮生六记》两个译本中文化翻译策略的选择，探讨了意识形态与文化翻译策略生成的相互关系，以期引导翻译工作者在文化翻译中能恰当地选择翻译策略，避免文化中心主义的影响，最终达到平等文化交流的目的。      

从《论语》两个英译本比较看翻译的文化转向

文化翻译理论在文化层面对翻译所作的反思可以解释《论语》不同时期英译本的巨大差异,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对《论语》理雅各译本和安乐哲译本进行对比研究,通过分析认为理雅各译本是基于文化中心主义基础上的语言翻译代表作品,而安乐哲译本是基于多元化理论的文化翻译典范。安乐哲译本的存在,证明了文化翻译不仅是一种构想,还是一种事实,因此有可能从安乐哲译本中寻求到文化翻译理论在方法论上的突破。     

《孙子兵法·计篇》文化负载词英译对比研究

《孙子兵法》作为我国古代一部经典的军事著作和世界三大兵书之一,其影响范围已不仅局限于军事领域,它对世界范围内政治、经济、外交策略的影响也较为广泛和深刻。《孙子兵法》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主要是依靠其英译本的作用。其中以英国汉学家贾尔斯和中国翻译大家林戊荪的译本流传较为广泛,许多外国读者都是通过这两个译本来了解《孙子兵法》的。《孙子兵法》中有大量包含特殊民族文化的文化负载词。这些文化负载词反映的是中国特有的文化概念和文化内涵。由于在英语中找不到与其相对应的词,这些特殊的文化负载词造成了翻译过程中的极大障碍。文章通过对中外两译家译本的比较研究来讨论《孙子兵法》误译的原因和文化负载词翻译的策略,以期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做出贡献。     

浅析中华传统文化典籍中概念术语翻译问题——以"龙"和《论语》的翻译为例

典籍翻译是一项相当具有挑战性的工作,也是把富有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化精髓介绍给世界的良好途径."龙"的误译即带来长时间的文化误解,而目前有较多译本的典籍<论语>中概念术语也不尽人意,因而提出概念术语翻译的规范原则和技巧,以便更好地介绍和传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     

《论语》外译文本中“泰山”形象诠释——兼议泰山文化译介与传播

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在对外传播的过程中儒家典籍的各语种翻译文本是其中的重要一环。近年来,以中国传统文化为研究对象的汉学在海外日趋盛行。本文以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根植于齐鲁大地的儒家文化以及儒家典籍的英、俄译本中“泰山”文化形象的译介为研究切入点。选取儒家典籍《论语》的英、俄译本中的“泰山”形象进行对比分析和研究。通过这一特定的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状况总体探究泰山文化在海外的译介,对当前“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区域“文化互通”深入探讨,兼顾“泰山”文化负载词以及泰山文化当今在世界上扩大传播的途径,并将其纳入儒家文化在海外的传播视阈。     

试析沙博理的文化翻译观——以《我的父亲邓小平》英译本为例

沙博理以其50余年的翻译生涯和约千万字的汉英翻译成就在中国当代翻译史上占有特殊地位。他于耄耋之年翻译了记录十年"文革"历史并承载着中国当代思想史的长篇传记《我的父亲邓小平》。本文拟分析该译本的文化翻译策略和方法,借以探讨沙博理的文化身份和文化翻译观,指出该译本体现了沙博理翻译理念和文化感知的成熟。     

《阿丽思漫游奇境记》赵元任译本背后的翻译规范

英国作家刘易斯·卡罗尔的《阿丽思漫游奇境记》在欧美家喻户晓。在中国,它也堪称儿童翻译文学作品中的经典之作。这与第一个将它译介到中国的人——赵元任是分不开的。文章回顾了《阿丽思漫游奇境记》赵译本的翻译过程,探讨了译本背后的翻译规范和社会文化因素,以表明译本的最终面貌取决于文化、翻译目的和读者、意识形态等诸多因素。     

特定历史文化语境对严复与林纾翻译的影响

分析了近代中国特定历史文化语境对严复和林纾两位伟大的翻译家翻译目的、原著选择、语言运用以及他们的翻译方法的影响。阐明了严复和林纾翻译的社会效应,即他们的译文对当时人们思想意识形态的更新,对社会的政治、经济的改革方向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反作用力。认为对译本的评论不可和这一译本产生的特定历史文化条件所决定的客观因素以及译者本人的主观意愿相分离。     

从林语堂译《板桥家书》看译者主体性之扬抑

《板桥家书》是林语堂的翻译作品之一。译者借此构建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翻译过程中,林语堂译者身份之扬抑,使其既传播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理念,又在传播过程中,努力做到了与西方读者的视域融合。译者主体性之扬抑,是一个译本得以在译语社会被受众广泛接受之基础所在,林语堂译《板桥家书》,正是此一明证。     

重译与文化协商——以晚清汉译英诗《人生颂》为例

通过对晚清时期《人生颂》的威妥玛译本和董恂译本进行比较研究,跳脱传统的翻译批评,从重译现象出发,探索重译背后所反映出的清末文人译者在引入西方文化时,面对西方文化思想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冲突,在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以及诗学系统的影响之下实现文化协商的方法。清末译者翻译外国诗歌时采用归化策略,沿用中国传统诗歌范式和元素,一方面说明他们希望通过输入西方文学向民众介绍西方先进思想;另一方面他们又固守中华传统文学,以本土文学范式与审美习惯为本,改写西方文学。     

伦理视角下的《狂人日记》译本研究

在中国文学的历史长河中,鲁迅先生的创作颇具特色,独树一帜。作为新文化运动主将、著名翻译家和文学家的鲁迅,其作品融会了中西伦理文化的共性与冲突。中西伦理对鲁迅创作思维的影响不容忽视,鲁迅一方面试图用西方新伦理突破中国封建旧伦理的禁锢,另一方面又深受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影响。这种矛盾和交锋在鲁迅作品中时有隐现。作为译者,基于中西不同的伦理观,对鲁迅作品进行翻译时便可能造成信息的缺失,从而导致读者的误读。对比《狂人日记》的两个英文译本,探讨译本中隐含的鲁迅的不同伦理观。从中西伦理契合型和冲突型两个角度分析译者不同的翻译策略,以期促进译本的传播和文化的交流。     

中国文化输出的顺应策略——《红楼梦》两英译本中麻将等游戏情节的语言翻译对比研究

面临文化全球化和中外文化翻译作品严重逆差境况,作为我国对外文化战略中的可持续发展策略——文化输出迫在眉睫.然而对于“输出”的方法和途径,争议颇多.选取被誉为“中国文化大百科全书”的《红楼梦》中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麻将等游戏,根据顺应论,从语境关系及语言结构的顺应的角度,对比研究杨宪益夫妇和霍克斯两译本中麻将文化的翻译策略,以期为中国译者确立正确的翻译价值取向、选择恰当的文化输出策略提供一定的启示和借鉴.     

生态翻译视域下古典小说与当代小说文化负载词的英译对比研究——基于《儒林外史》译本和《活着》译本的分析

生态翻译学以整体翻译生态环境为平台，为译者提供了在选择与适应过程中选取最优译法的可能。作为文化印记载体的文化负载词是翻译生态环境中连通原文本和读者的关键，文化负载词的这个“惑”若在译本中得不到合理恰当的“解”,原文本便无法以完整真实的面貌在译本中得以展现，进而读者从译本中获得的文化体验也必定是存在损耗的。从生态翻译学的视角看，以杨宪益夫妇英译本《儒林外史》和白睿文英译本《活着》为例，语言维度、文化维度、交际维度的文化负载词能够有效帮助译者实现“适应性选择”和“选择性适应”的动态平衡。中国优秀文学的“走出去”乃至中国文化的“走出去”,需要以翻译生态环境中各个相关要素的考量为依据，以适应性选择为基础确定可行的翻译策略，采取适宜的翻译方法。     

从权力话语理论对比分析《红楼梦》两译本中文化负载词的英译

《红楼梦》浓缩了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其中的文化负载词极其丰富,被看作中国文化的百科全书。通过从权力话语理论对比分析杨宪益与霍克斯两译本对其中文化负载词的不同处理,作者认为,中国翻译界应该培养出更多象杨宪益这样采用异化策略的翻译工作者,以更好地向外界传播中国文化,使其在国际上享有应有的话语权。     

多元系统论观照下的《老人与海》译本对比研究

通过时比《老人与海》译介到中国以来有代表性的两个译本：内地最早的海观译本和最新的黄源深译本进行对比,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探讨不同的译者在不同的历史文化语境下,采取了何种相应的翻译策略,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又是如何协调不同系统之间的关系的。     

边疆诗词英译中的文化

以高适、岑参、王昌龄等诗人为代表的"边塞诗派"在盛唐的诗苑里诗作颇多,独树一帜。历来学者探讨其精妙之处,对其翻译的文化价值却乏人问津。通过对比原诗与其翻译文本,分析译本的文化价值和美学价值,以期引起更多有关诗词翻译的探讨,促进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与发展。     

译者主体性视角下的《月亮与六便士》两中译本比较

译者是翻译的主体,也是翻译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参与者。在中西传统的翻译理论中,译者的主体性经常遭到忽视。20世纪70年代,翻译研究文化转向出现,译者主体性才越来越受到重视。文章拟从语义理解、翻译策略和译本翻译风格三方面比较毛姆《月亮与六便士》的两个具有代表性的中译本,探讨译者主体性在两译本中的具体体现,以期为译者主体性的相关研究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