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洪武、永乐年间治藏政策述略

明洪武和永乐年间分别通过建立都司、卫所这种军政合一地方行政机构和册封法王等宗教首领来行使对西藏地方的行政管理职能,维持中央王朝的统辖。     

明初下西洋的停止及其原因

永乐末年三大殿突然发生火灾,朱棣被迫暂停下西洋。原因至少包括永乐时期南征北讨、迁都建陵等活动消耗空前,远航总体上得不偿失,明朝的综合国力严重下降,无法长期支撑连续远航之举。仁宗全面停止下西洋,一方面是顺应开拓向守成的时代转折,实施务实稳定的"仁宣之治",另一方面也是重用辅政集团、与父皇朱棣产生矛盾的结果。宣宗先停止后恢复远航,实际上是在父、祖之间寻求折中。英宗年幼即位,辅政集团都是反对下西洋的老臣,"土木之变"后即位的景帝和"夺门之变"后复辟的英宗更多专注于内部事务,已不可能恢复下西洋。成化初期远航综合条件的不足,以及官僚集团出于国家和自身利益需要的强烈反对,尤其是国内的社会经济对这种官方垄断的远航活动并无需求等原因,使下西洋最终停止成为必然。     

略论顾佐与宣德朝都察院改革

顾佐是明代鼎盛时期仁宗、宣宗两朝的名臣，他多年执掌司法监察机关——都察院，为人刚正廉洁。面对永乐末年以来官场腐败的局面，他坚持不懈地对都察院属下的御史系统进行整肃，进而澄清其时官僚系统，使吏治为之一新。他的改革活动使宣德朝的都察院充分发挥职能，有效地抑制了官场贪污腐败现象，顾佐本人则为封建社会晚期盛世“仁宣之治”局面的出现做出了重大贡献。     

论朱元璋的重典治吏与反腐倡廉

吏治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封建政权的兴衰,朱元璋从巩固封建统治出发,厘订制度,重绳贪吏,整顿吏治,试图通过建立、完善封建法律制度以达到以法治吏的目的,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制法规,从而促成了勤政廉洁、奉公守法的社会风尚,促进了明朝社会的稳定发展。     

治定守成与明永宣时期的宫廷戏剧

永乐、宣德朝“宇内富庶,赋入盈羡”,是明代政治最安定、经济大发展的时期,不同于洪武朝开国雄主大刀阔斧的强势,此时的统治者是一种治定守成的帝王心态,使得在文化上呈现出不同于前的独特的新风貌,出现了以台阁体为代表的庙堂文学和以宫廷戏为代表的宫廷文化,是明代宫廷戏剧发展的第一个大繁荣时期.这一时期宫廷戏剧的特点是歌功颂德、润色鸿业、规模宏大、富丽堂皇.究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统治者治定守成的心态；二是“鸣盛”的文学传统使然.     

论"中国之制"与"中国之治"的互动逻辑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集中彰显了"中国之制"与"中国之治"之间的互动逻辑,从三个方面形成了深厚的互动根基:强有力的政党是"中国之制"与"中国之治"的领导根基,人民立场是"中国之制"与"中国之治"的群众根基,改革开放是"中国之制"与"中国之治"的实践根基。"中国之制"与"中国之治"的互动推进作用,有利于中国社会经济的长期向好发展与国家治理始终保持正确的方向,有利于充分发挥"中国之制"和"中国之治"的显著优势,有利于全国各族人民凝心聚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新时代创新"中国之制"与"中国之治"的互动路径,需要以"中国之治"为基础完善和发展"中国之制",以"中国之制"健全"中国之治"急需的制度,化"中国之制"的显著优势为"中国之治"的效能,建构"中国之制"与"中国之治"的良性互动机制,实现"中国之制"与"中国之治"的整体进阶。     

论朱高炽的历史地位

明仁宗朱高炽是明朝的第四位皇帝，由于他在位不足一年，大部分政治生涯是在永乐时期渡过的，因此他的政治作为和历史地位往往为后人所忽略；但事实上，他是明朝前期继朱元漳和朱棣之后的重要统治者，他的主要贡献一是在永乐时期协助朱棣治理大明帝国，二是在洪熙时期适应社会形势的需要，全面改变了永乐时期的开创性国策，结束了明朝国力的超负荷状态，首创利国利民的“仁宣之治”，使明朝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安宁的新时期。     

况钟"治政"思想探析

况钟是明朝前期著名的清官,以治苏政绩而著称.他的治政思想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从整顿吏治切入,打开局面;其二,联合绅耆等地方力量,推行改革措施;其三,注意德治,刑德并用.     

论陪审制度的合宜性--"人情之治"的角度

2004年8月28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定于2005年5月1日起正式施行.从对"法治"内涵的解读,指出"法治"的缺陷,认为法治是"人情之治"与"理性之治"的结合,认为应充分发掘陪审制度的情感基础,依托中国传统之法律文化,从而得出陪审制度合宜性的结论.     

略论明初“三杨”权势与“仁宣之治”

明初政治，从洪武、永乐到洪熙、宣德，经历了废宰相以集权到组内阁以辅政，严猛治世到宽疏治世等一系列重大政策变化和调整。变化了的政治形势提出了与之相应的人才需求，并且内阁制的形成为这种人才进入政治中枢提供了舞台，“三杨”以其特有的学识、治术适应了这种需求，渐成权势，安居阁位多年，对具有稳定平静治象的“仁宣之治”局面的形成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中，“三杨”与仁宣两帝的情感渊薮及其自身于宦海沉浮中形成的既干练有术又驯服不逆的政治人格，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三杨”与中枢政体之变种———内阁制及宽疏统治政策之间的双向选择，折射出明初政治统治的大致走向     

元末明初藏区地方豪势变局与明王朝治藏

元末明初 ,自藏传佛教“后弘期”以来所形成的藏区封建割据实力派与各教派相结合的地方势力 ,不仅没有因元王朝依重萨迦而消沉 ,相反 ,随着元朝政权的日暮西山 ,对藏区控制减弱而日渐活跃。同时 ,正是由于萨迦的衰微与帕竹的不平衡发展 ,谁也没有统一全藏的实力。明王朝继承藏区主权后 ,面对如此众多互不相属的地方割据势力 ,其治藏政策无疑深受此影响。     

叫卖大兴贡瓜

早在明朝永乐年间,在兴庞各庄西瓜即被选为皇宫太庙荐新贡品.所以人们把大兴庞各庄西瓜称为贡瓜.     

论永乐时期的明蒙贡市关系

永乐时期,明成祖顺应蒙汉交流的历史大趋,改变洪武朝与蒙古等少数民族之间贸易限制政策,推行明蒙之间的通贡互市政策。一方面,重新建立和发展与蒙古诸部的朝贡关系;另一方面,择明蒙交界近边之地开设马市,允许蒙古部落与明朝互市贸易、交换,并对其加强管理。这些措施,尽管因受明蒙政治关系的影响而存在一些局限,但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之前明蒙间冲突对抗的复杂关系,为开启明代蒙汉民族"通好"关系产生了积极作用。     

论杨增新之治疆理念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地方主义急剧发展,逐步形成了割据各省的军阀政治格局。杨增新是当时唯一一个进士出身的军阀,他的治疆理念使得"孤悬西域""内外交困"的新疆始终处在中国的版图之下。该文通过爬梳杨增新主政新疆17年在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领域多抓共管的"组合拳"举措来探究其治疆理念。     

高校"依法治考"的实践探索

文章阐述了"依法治考"的涵义及其现实意义,并就高校如何将"依法治考"的理念渗透、融合于考试管理工作的具体举措作了有意义的探索.     

治"政"文明--政治文明的换位思考

治"政"即治理政治.治"政"文明是指人类社会治理国家或治理政党的过程、成果与状态的文明.政治文明是国家或政党治"政"文明与政治文明的统一体,具有历史性.促进治"政"文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提高政治文明的参与度,提升党的治"政"能力,实现治"政"载体和机制文明,完善以宪政为核心的治"政"保障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