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李白与杜甫》的几点疑义

<正> 对杜甫一生来说,长安十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在这一阶段中得到了定型,而他的诗歌创作中的现实主义精神,也是在这一阶段中确定了基本的倾向。我们研究杜甫的政治思想,安史之乱稍后写的名篇如《北征》、《三吏》,《三别》等虽然也属于富有代表性的作品,但用以说明他的政治思想或阶级意识,则远不如这一阶段的《兵车行》、《丽人行》、《登慈恩寺塔》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篇,更具有典型意义和说服作用。郭老在《杜甫的阶级意识》一章(123—141页)中,为何避开这些作品不谈?确实令人难以索解。     

读庚信的《拟咏怀诗》

<正> 庾信在中国文学史上有很大的影响。可是,由于他经历复杂——所谓“历四朝”而“奉十帝”,所以评论起来比较困难,历史上就存在毁与誉两种不同的看法。解放后,对庾信的评价已渐趋一致,即既肯定他的文学成就,又赞扬他后期文学作品中的“故国之思”,或直称他为“爱国主义诗人”。这样评价是否尽当?很值得我们作进一步的探讨。由于《拟咏怀诗》与《哀江南赋》一样,同是庾信的压卷之作,很能代表他后期的思想本质及艺术特色,所以我们即以《拟咏怀诗》作为探索庾信的主要依据。不容讳言,庾信的《拟咏怀诗》,是具有浓烈的乡关之思的,并且颇能打动人。杜甫说:“庾     

杜甫的自责精神应受到尊重——有感于“独耻事干谒”的训释

“独耻事干谒”,这是杜甫脍炙人口的名篇《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以下简称《赴奉先咏怀》)中的一句,与评价杜甫的思想和人格关系甚大,应当辩析清楚。“事干谒”就是以诗文奔走权门,营谋功名利禄;“独”即惟独,这都没有什么疑义。关键在于“耻”在这句诗里的的具体内涵,即诗人因何而“耻”——是对干谒这种行为的“耻”,还是为自己从事过干谒而“耻”?《六书总要》释“耻”字:“从心     

评《杜甫评传》

评《杜甫评传》王同书莫砺锋的《杜甫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是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中之一种。研究杜甫的论著汗牛充栋，传记类的著作也有多种，本书在吸收前人成果后自创新说。首先是角度的择定。该书重点在评，评的重点又在于从杜诗中透视诗人的“思想”。这固然是...     

浅谈杜甫的《戏为六绝句》

杜甫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自晚唐以来一向被称为“诗史”,永远闪烁着瑰丽夺目的光彩,流传万代。其中有一部分论诗绝句(如《戏为六绝句》、《解闷十二首》等),尽管为数不多,但在我国古代文学理论遗产的宝库中则具有十分珍贵的价值。今天,我们深入研究这些凝结着诗人艺术经验结晶的论诗绝句,可以更好地理解杜甫诗歌创作的思想基础,明确他的文学思想与创作实践之间的内在联系,这对我们深入研究古代文学理论遗     

《九辩》为屈原作品定疑

<正> 《九辩》,见于《楚辞章句》卷八。这是一首文采绚烂、声情摇曳的杰作,其独创的“悲秋”的题旨成为后世文人寄托感情的园地。如汉武帝《秋风辞》、曹操《步出夏门行》、曹植《秋思》、曹丕《燕歌行》、潘岳《秋兴》,……流波余霭,直至近代。诚如杜甫《咏怀古迹》所云:“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我国封建文人所共有的“悲秋抒怀”的文思,莫不是《九辩》的滥觞。因此,《九辩》在中国文学史,乃至文化思想史上是有一定地位的。     

论《咏怀诗》的思想倾向及其在阮籍哲学体系中的地位

反映阮籍思想的重要著作有《乐论》、《通易论》、《达庄论》、《大人先生传》及《咏怀诗》。前二文为阮籍早期的作品,设计了一个君臣有分、夫妇有别,长幼有序的理想社会,表现了阮籍儒家式的思想倾向。后二文为阮籍正始之后的作品,以追求主观精神自由为旨趣,具有浓郁的庄学精神,反映了阮籍后期的思想倾向。五言《咏怀诗》今存八十余篇。关于它的写作时间,明人冯惟纳说:“非必一时之作。盖平生感时触事,悲喜怫郁之情感寄焉。”(《诗纪》)当今一些学者接受了这个看法。但从诗集“感时触事”写作之由及所寄托的“悲喜怫郁之情感”的内容来看,与阮籍早     

《九辩》作者是谁?

一杜甫与宋玉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江山故宅空文藻,云雨荒台岂梦思?最是楚宫俱泯灭,舟人指点到今疑!这是盛唐伟大诗人杜甫寓居四川夔州时所作《咏怀古迹》五首之一,即咏怀归州(秭归)宋玉宅古迹的一首七律。杜诗别首所谓“宋玉归州宅,云通白帝城”是也。归州旧治,东五里有宋玉宅,相传为宋玉从学屈原时所居。宋玉宅古迹有多处,归州而外,安陆宜城也有,至传澧州也有,还有宋玉墓,想是误会的(详见光绪《湖南通志》《辨误》三)。据《水经注》,宜城是楚旧都鄢郢。宋玉鄢人,在宜城     

“不贰忠臣论”是误解阮籍《咏怀》诗的总根源

宏放渊深、隐晦曲折是阮籍《咏怀》诗的主要特点,也是后世理解其诗旨趣的重大障碍。晋来时期的颜延之,既是博览群书的宿儒,又距阮籍生活的曹魏后期较近,他注释《咏怀》诗也只限于其中的一些词语和典故,不敢妄言寄托幽旨。所以钟殊《诗品上》说,《咏怀》之作,“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厥旨渊放,归趣难求。颜延注解,恰言其志”。齐梁文坛巨子沈约注阮诗,亦未阐幽显微,发明厥旨。直至唐初,李善仍云：“《咏怀》诗“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因此,他注阮诗也只能“粗明大意,略其幽旨”。（见《文…     

杜甫《除草》与白居易《送客南迁》之“[艹燅]草”

杜甫的《除草》诗描述了一种令人望而生畏、必欲除之而后快的毒草;白居易《送客南迁》中的“[艹燅]草”是他在南方生活的一个“困苦”之事。一般注家对杜甫所除之草和白居易的“[艹燅]草”或语焉不详,或理解错误。杜甫所除之草与白居易《送客南迁》之“[艹燅]草”都是荨麻,是一种毒草。     

杜甫《喜雨》诗不是反对农民起义的吗?

《社会科学研究》1979年第3期发表了王滋源《杜甫<喜雨>诗是反对农民起义的吗?》的文章,认为,郭老在《李白与杜甫》一书中对《喜雨》诗的解释“是站不住脚的”,杜甫所言之“洗”,“是‘雨洗娟娟静’之洗,是‘一洗苍生忧’之洗,而不是清洗什么‘盗贼’”。愚见以为,王滋源的看法却恰是“站不住脚的”,而郭老认为“滂沱洗吴越”就是杜甫希望痛洗农民起义军的意见才是正确的。何以见得呢?王滋源首先是从农民起义的范围,对郭老的解释进行反驳的。他对“吴越”的理解太拘泥了。所谓“吴”或“越”,在诗     

试论阮籍《咏怀诗》与当代朦胧诗

刘宋时代的颜延之说,阮籍的《咏怀诗》“难以情测”,钟嵘说他“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颇多感慨之词,厥旨渊放,归趣难求”。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唐代的李善也说:“嗣宗身仕乱朝,恐罹谤遇,因兹发咏,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以下,难以情测。可见,对阮籍的《咏怀诗》,不要说我们读不懂,就是距他很近的人也莫明其妙。千百年来,对《咏怀诗》的理解,不少人都是在猜谜。     

“人民诗人苏涣”之说质疑——评郭沫若著《李白与杜甫》中的“杜甫与苏涣”一节

杰出的诗人兼历史学家郭沫若同志在他的《李白与杜甫》一书最后一章《杜甫与苏涣》中,认为苏涣是“造反诗人”、“人民诗人”。他在此书最后一句话说:“如果要从封建时代的诗人中选出‘人民诗人’,我倒很愿意投苏涣一票。”郭老的这一结论,我不敢苟同。1971年公开发表了郭老的《李白与杜甫》一书,可以看出,郭老是在研究杜甫的过程中发现了杜甫对苏涣“倾倒备至”,从而起意研究苏涣并发现了苏涣。我们就顺着郭老的路子,从杜甫与苏涣的关系入手探讨一下苏涣的为人及其政治活动与文学活动。苏涣只留下四首诗。关于他的史料,零星的有几条,都非常短,并且间接的居多,而杜甫有关苏涣的诗就有三首。     

典象的迷宫与易代之际的文学表达——论阮籍《咏怀诗》的互文本性

阮籍的《咏怀诗》是心灵内指性和象征性的文学作品,在创作过程中,《咏怀诗》大量使用包括“语典”和“事典”在内的“典象”,这些“典象”来源于先代的文学文本、历史文本和哲学文本,构成了《咏怀诗》的第二艺术世界,与其存在“互文本”的指称关系,对形成“阮旨遥深”的艺术境界发挥了重要作用.     

“阮旨遥深”——试评阮籍《咏怀》诗的思想内容

<正> 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阮籍的《咏怀》诗是有一定地位的.《诗品》认为它是“斯五言之警策者也.所以谓篇章之珠泽,文采之邓林”.并把它列为上品,评价很高.著名文学评论家刘熙载在《艺概》中也对之极为推崇,指出:“阮嗣宗《咏怀》,……后来如射洪《感遇》,太白《古风》,‘犹瞻望弗及矣.”认为连张九龄的《感遇》、李白的《古风》等五言古诗都不能与阮籍的《咏怀》诗相提并论.但是,多少年来,对阮诗进行深刻而系统地研究的人,却屈指可数;这是因为阮诗“文多隐蔽”.“兴寄无端,不易理解,     

论《原野》

《原野》自1936年发表以来,评论者多执否定态度。杨晦的《曹禺论》在40年代是一篇有影响的长文,文中判定“《原野》是曹禺最失败的一部作品”。20余年之后,远在海外的刘绍铭博士写了一部同名论著,对曹禺的全部作品做出了一概否定的评价:“失败”、“浅薄”、“写得坏得可以”。后来他考虑到“几点客观因素”,觉得这种“论点失诸持平”,但仍然认为《雷雨》、《日出》和《原野》“三剧的观点,都是随波逐流的”。甚至作者曹禺在1978年5月和赵浩生的一次谈话中,也说“《原野》不算成功”。当然,也有执肯定态度的,这从唐弢的文题即可看出:《我爱<原野>》。1987年吴建波发表的《重评仇虎的复仇悲剧》一文,从心理学和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对《原野》作了新的考察。他的结论是:“仇虎是一个复仇的农民形象。他的复仇性格,凝聚着中国文     

浅谈屈原与《九歌》

<正> 对屈原及其作品的研究越来越深入,但不少问题仍有争论。我仅就《九歌》研究中的问题谈点看法。《九歌》是什么性质的作品?这是讨论《九歌》的出发点。屈原在《离骚》中写道;“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失乎家巷。”“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偷乐。”他还在《天问》中写道;“启棘宾商,《九辩》《九歌》。”由此可知,《九歌》应该是古代乐歌的名称。所谓乐歌,也就是     

出入于《咏怀》——王夫之拟阮诗探究

王夫之拟阮籍《咏怀》,效其形貌而抒发君子贞固之心。八十二首拟诗大都模拟阮诗体格，除仿照原诗句法、章法外，还效法其深远蕴藉、寓婉于直的抒情风格和以兴喻理的说理方式，多比兴寄托。他虽有意效仿原诗起兴的景物事理，创造与原诗相通的情景，却多能自写怀抱，抒其贞固恒定之心，表现自己以义安命、守志不移的立身处世之道，与原诗异趣。虽然怀抱有别，然其“高朗之怀，脱颖之气”又与阮诗暗合，可谓出入于《咏怀》之间。     

阮籍《咏怀诗》与咏怀诗的产生和发展

阮籍生活在魏晋易代之际,统治阶级内部斗争复杂尖锐,他纵酒谈玄,不问世事以避祸,对司马氏政权表面敷衍,实为消极反抗。他所作五言《咏怀诗》,猛烈抨击虚伪礼法,书写苦闷心情,及人生无常,全身远祸的消极情绪。本文分析其诗作的思想内容及艺术风格,并探究《咏怀诗》与咏史诗的产生及发展之关系。     

评《王符思想研究》

范晔《后汉书》将王充、王符、仲长统三位合传,首先考察他们共同的批判性和创造性。1987年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王符思想研究》(简称《王》),是论王节信的第一本专著。作者王步贵在《前言》指出:魏征、韩愈、杜甫等异口同声,颂赞王符及其《潜夫论》,清代刘熙载《艺概》褒扬他醇厚如董仲舒。王符是安定临泾(今甘肃镇原)人,常被称为王安定,他的字“节信”甚契合原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