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是公法”范式的理论构建

"宪法是公法"的经典表述为宪法是控制国家权力、保障人权的根本法,自然法思想和社会契约论是"宪法是公法"范式的价值基础;"公法与私法"二元划分是该范式的制度架构;"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元对峙是该范式的认知模式。"宪法是公法"已成为两大法系根深蒂固的宪法理论基石。     

破解“两个黑格尔”问题的新契机：论“法哲学讲义”中的君权

君权理论,长期以来都是解读黑格尔法哲学的绊脚石,也是黑格尔在政治哲学谱系中遭致诋毁的原因之一。为了挽救黑格尔的政治形象,哈贝马斯、里特尔等学者曾试图挖掘强调主体间协商民主的“青年黑格尔”与强调市民自由的“市民社会的黑格尔”,并由此引发了“两个黑格尔”的争论,但这实际上都是在承认专断君权存在的前提下另辟蹊径的一种回避策略。而七本“法哲学讲义”的陆续出版,则为重估此理论提供了新的材料和契机。通过对法哲学正式出版物与课堂讲义的比较,以及对伊尔廷的对立说和洛苏尔多的统一说的考察,本文表明黑格尔的君权理论事实上阐述的是一种“立宪虚君”,这也为解决关于“两个黑格尔”的争论提供了新契机。     

市民社会伦理与国家伦理的辩证统一--兼与张博颖同志商榷

在马克思看来,市民社会具有经济基础的同等含义,不存在一般意义上的、始终奉行个人主义的市民社会。市民社会伦理与国家伦理的对立是人为的界划。市民社会伦理与国家伦理的关系,是应然的道德要求与实然的道德现实的关系,而不是两种不同的道德规范体系之间的矛盾。     

市民社会的哲学话语:黑格尔与哈贝马斯——基于“需要”问题的分析

黑格尔从经济维度界定市民社会,将其理解为“需要的体系”,开辟了市民社会理论研究的现代模式;而哈贝马斯则从文化意义上规约市民社会,视其为“话语交往织构的社会文化体系”,一举实现了市民社会研究的现代转型.二者都从“需要”问题切入对市民社会的探讨,然而,由于所立足的哲学范式与时代背景不同,他们虽然都强调市民社会与国家相分离,但是对市民社会的基本内涵、市民社会的限度、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以及如何对待市民社会等问题上的理解上又存在着显著的区别.     

市民社会伦理与国家伦理何以分离--兼与张博颖同志商榷

马克思赋予市民社会以经济基础的含义,不存在一般意义上的、始终奉行个人主义的市民社会.市民社会伦理与国家伦理的对立是人为的界划.市民社会伦理与国家伦理的关系,一是个人的眼前利益与其长远利益的关系,二是应然的道德要求与实然的道德现实的关系,而不是两种不同的道德规范体系之间的矛盾.     

市民社会理论的谱系——从霍布斯到马克思

自霍布斯以来,市民社会理论的发展经历了几个重要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市民社会与自然状态的对立,第二阶段围绕着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对立展开。洛克试图用市民社会来替代政治国家,此举遭到了卢梭等人的强烈攻击;黑格尔试图确立国家相对于市民社会的优先性,但却忽视了市民社会的政治属性;马克思最终深刻地揭示市民社会同政治国家之间的复杂关系,并因此开拓了法律与管理的新领域。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继承和批判

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他继承了黑格尔的历史主义方法论;将黑格尔的“伦理关系”转换为“社会物质关系”,摒弃了他的神秘主义,并且将黑格尔对“社会关系”的认识深化为“经济关系”,从社会关系的本质（经济关系）上说明了社会关系;在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上,马克思从现实的历史运动出发,认为市民社会是政治国家的基础并且决定政治国家,彻底批判了黑格尔的“国家决定论”,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市民社会”理论。     

论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及其现代意义

马克思在不同的语境中对市民社会概念有不同阐述,“私人利益关系的总和”、“物质生活关系的总和”是市民社会的实质,“交往形式”是市民社会的表现,“社会组织”是市民社会的载体,“资产阶级社会”是市民社会的典型形态。在马克思看来,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二者经历了从同一到分化,再到融合走向新的统一的历史发展规律,人类社会超越国家与市民社会之日,也是无产阶级和人类彻底解放之时。社会主义政治国家的长期存在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兴起使社会主义市民社会的兴起成为可能,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也为当前的和谐社会建设给予价值启示。     

黑格尔和马克思对“市民社会”认识之比较

在西方近代政治思想的发展过程中，人们对“市民社会”这一概念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最初在自然法哲学家那里，市民社会是作为与自然状态对立而与政治国家等同的概念；在黑格尔那里，市民社会发展成同政治国家对立但从本质上依附于政治国家的概念；而马克思则把市民社会看成是独立于政治国家并决定政治国家的概念。     

当代农民学中“国家-社会”分析框架的发展脉络及反思

基于“国家中心观”和“冲突论”形成的“国家-社会”分析框架,为从“结构-制度”路径出发讨论国家与农民的关系问题,提供了总括性理论前提。围绕此框架,当代农民学领域形成了多种理论范式,在解释当前农民学中诸多社会问题方面富有成效,不过其过度强调国家与社会对立而忽视其合作的学术倾向,不利于更深层次地理解转型时期的农民中国及相关社会问题。因此,当代农民学研究需要引入新分析路径以对既有“国家-社会”分析框架进行反思,并探索新时代社会转型时期农民学新的可能性。     

转型社会情境中的民间法话语

民间法作为一种学术话语,存在法律外观和道德本质的悖论、法效力来源上的国家性与地方性的悖论、事实上的个别主义和价值上的普遍主义的悖论、历史经验实存性和理想价值追求性的悖论,话语悖论的产生源于话语情境的对立,现代化范式立足于市民社会的话语情境,而本土化范式则着眼于乡土社会的话语情境,但是中国正处于从乡土社会向市民社会的社会转型中,只有基于转型社会的话语情境,我们才能树立对民间法不为偏颇的态度。同时,对范式对立而产生的话语悖论的解释,也引起我们对研究方法的反思,即在研究中必须反对一切范式霸权和二元思维。     

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超越——马克思唯物史观形成的一种考察

在市民社会的观念史上,黑格尔把市民社会理解为以劳动和市场为核心的“需要的体系”及其满足方式,具有“划时代的作用”。在批判性考察中,马克思摒弃了黑格尔“泛神论的逻辑神秘主义”,继承、深化了其历史主义方法和内容,并揭示了一切政治解放的历史限度,富有原创性地提出了超越市民社会的人类解放新课题,初步形成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轮廓。人类解放是马克思走出市民社会泥淖的一种新的政治选择。     

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视野下的经济法

经济法领域中要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政府如何干预经济、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这一问题如果放在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关系的背景下来理解,更有助于把握其本质.通过对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关系的梳理,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要保障市民社会的健康发展,必须借助于国家的适当干预.国家在干预经济、干预市场时必须依法进行,在公权与私权之间达成适度的平衡,实现市民社会的和谐发展.     

市民社会与国家:浅析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

近年来,关于市民社会及其同国家关系的讨论日趋炽盛,本文以马克思的经典文本为基础,剖析了马克思市民社会的内涵,并进而阐述了马克思关于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思想。     

中国公民社会的现状分析及其理论建构

随着中国现代化的推进,学术界对公民社会的内涵、特征、演变等进行了深入探讨.大量经验性数据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公民社会已初具规模并不断发展,主要表现是非营利组织兴起,公民社会力量影响国家政策及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治理.中国公民社会萌生的原因可归结为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全球化参与、政治文化发展.鉴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和面临的国际环境,通过市场演化和政府建构型塑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的良性合作互动关系是未来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理想模式.     

批判与超越：马克思早期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思想的发展理路

《莱茵报》时期的经验认识使曾受黑格尔主义影响的马克思对理性国家观产生了动摇,他揭示了“实然”的普鲁士国家与“应然”的理性国家间的矛盾。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把被黑格尔颠倒了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又颠倒了过来,初步阐述了“社会决定国家”的结论。在《德意志形态》中,他深刻阐明了“市民社会构成国家的现实基础”的观点,从“实际的利益内容”与“虚幻的共同体”分离的新维度探究了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将“特殊利益——普遍利益”的二元模式具体化为“单个利益——共同利益（实质是阶级利益）——全体利益”三位一体的分析框架,预设着把国家纳入到社会机体中整体把握的思想走势。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明确提出“社会机体”和“资产阶级社会”这对研究社会与国家关系的新视角,将从“市民社会”出发研究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具体化、科学化。     

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关系模式的实现路径探析——兼论我国公民社会组织发展的困境及对策

建构合理的契合中国现实状况和政治文化环境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内容,＂良性互动＂关系模式的提出让中国公民社会论者看到了希望。但如何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成为了理论和实践当中的难题。借鉴西方以＂公民权＂的概念来打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把公民社会组织作为沟通中介,以公共治理为路径,将成为寻求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的现实选择。依据这一思路,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的建构问题即可化约为通过培养和完善各类公民社会组织,充分发挥其社会管理职能,在具体的治理实践中寻求两者的良性互动。     

论重建市民社会与保障个人权利的关系

二十年多来，随着市民社会理念的复兴，市民社会思潮表现出全球化趋向。探讨市民社会的本质也就成了普遍关注的课题。我们试图通过对市民社会概念、特征、理论脉络的分析，通过对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回顾来讨论重建市民社会和保障个人权利的内在一致性。     

“无为而治”与中国古代民间纠纷解决范式

＂无为而治＂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治国理念。中国古代民间纠纷解决的基本范式以民间调解为主要手段,以民间习惯为主要依据,以追求＂无讼＂为价值理想。＂无为而治＂理念对传统民间纠纷解决范式具有重大影响。在＂无为而治＂理念的引导下,国家司法权在民间实行＂无为＂,主要运用调解方式,充分重视民间习惯,化解民间纠纷,最终达到＂无为而治＂的治理效果。社会和谐的价值考量、熟人社会的情理需要、调查取证难的客观要求等,是＂无为而治＂理念渗透民间纠纷解决范式的原因所在。     

国家与社会的博弈:传统权威走向现代权威的政治学分析

国家与社会的博弈推动国家政治权威由传统专制型向现代民主型渐进转变;而日趋现代性的法理型权威又进一步推动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加速了传统权威走向现代法理权威的步伐。近代以来,国家政权与市民社会二者的关系一直处于不断调整之中。随着“新保守主义”的抬头,国家与社会的博弈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