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池田大作与中日邦交正常化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历史进程中 ,周恩来的民间外交思想与实践 ,作为官方外交的基础和补充 ,发挥了独特的历史作用。同时 ,这一重大历史问题的解决 ,也是日本民间对华友好人士长时期共同努力的结果 ,其中 ,日本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所做的贡献尤为引人注目。首先 ,在中日两国关系走到历史“瓶颈”的关键时刻 ,池田大作发表“日中邦交正常化倡言”,为日本朝野指明了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正确方向和基本途径。其次 ,以“日中邦交正常化倡言”的思想为指导 ,池田大作创建的公明党充当了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的先行者 ,从原则与细则方面 ,与中国方面达成共识 ,为中日邦交正常化清扫了障碍。周恩来和池田大作为中日邦交正常化做出了重大贡献     

周恩来总理与战后中日关系正常化——纪念周总理逝世八周年

战后中日关系的核心问题,是两国如何结束战争状态,实现邦交正常化,并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持久的、和平的友好关系。这一历史任务的实现,经历了近三十年迂回曲折而坎坷的历程。 在这三十年的漫长岁月中,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本着同一切愿意与我们和平共处的国家在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与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原则,多年来坚持不渝地致力于改善中日关系,争取早日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中国人民一直积极发展同日本人民的友好关系,并涌现出一批为两国关系正常化作出了卓越贡献的外交人员和国     

“战争与和平”——中日关系历史研究(四篇)

编者按:2007年是“七七事变”以及“南京大屠杀”70周年纪念,也是中日邦交正常化35周年。维护世界和平、反对侵略战争是具有普世意义的目标。当前,中日两国学者着手对中日两千多年来的交往历史,对近代以来发生的不幸的历史以及战后半个多世纪中日关系发展的历史进行共同研究。希望以这次共同历史研究为契机,通过学者的共同努力消除误解,深化相互理解,缩小历史认识上的差异,为发展两国关系创造有利的环境,将东亚的历史经验贡献于世界。正如温家宝总理4月11日“融冰”之旅时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日两国存在着日益增长的共同利益,面临着需要…     

从敌对到战略互惠的中日关系

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中日两国经历了从敌对到恢复邦交再到建立战略互惠的不同阶段.关系是一步步深入,是近代以来中日关系最好的时期.六十年来,国际形势、中日力量对比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中日两国关系也在发生着变化.民间交流始终是中日关系发展的推动力.中日两国的杰出政治家在历史的重大转折时期,都很好地把握住了历史机遇,把中日关系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进入2l世纪以后,中日逐渐形成一种竞争、合作、发展的态势.中日两国共同努力,发展这种良好的态势.不仅对中日两国,而且对东亚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也是一大贡献.     

心越东渡的杰出贡献及其故里家世考

在中日交往的关系史上,历代都有值得称颂的杰出人物,如徐福、裴世清、鉴真、朱舜水、黄遵宪……等等,他们都曾为发展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和文化交流,作出过重大贡献。 今天,随着中日关系的正常化和日益频繁的友好交往,有些因种种原因而被掩没不彰的历史人物,也陆续得到发掘,引起国内外众多学者的关注和重视。我国清代康熙年间(1662—1722)东渡,对日本文化有过重大影响的东皋心越(以下简称心越),便是其中之一。     

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复活 发展中日友好关系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中日两国人民有着两千多年友好交往的历史.但是在1894年之后的半个世纪中,日本军国主义者两次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同时也给日本人民造成了很大的祸害.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把广大日本人民同极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区分开来,努力发展同日本人民的友好关系,争取早日实现邦交正常化.广大日本人民及社会各界有识之士也为此而进行了不懈的努力.经过中日双方长期的努力,1972年9月中日两国政府签署《联合声明》,终于实现了两国关系正常化,中日关系进入全面发展的新时期.20多年来,中日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各个领域的友好合作关系有了很大发展.这是1972年以来两国关系的主流,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在两国关系中还存在着某些不利于中日友好的倾向.其中涉及如何正确对待过去那段不幸历史的有以下三个问题.     

试析中日邦交正常化过程中美国政策转轨之因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日等国都对中国采取敌视和遏制方针,在经济关系上是这样,在政治关系方面更是如此。其中阻止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就是美日政策在国际政治方面的典型表现。然而,最终却以失败告终。在1971年召开的第26届联合国大会上,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美日阻遏中国政策失败。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了中美"和解"的可能性。而中美关系的改善对中日关系正常化所起的基础性作用,是我们解开中日关系正常化历程中诸多环节中的一把必备的"钥匙"。同时也是日后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重要基础。一、尼克松对中美和解之路…     

中日国民的知觉与错知觉——从中日两国国民心理看中日关系

中日关系发展经历许多波折的原因很多,但两国国民之间感情亲近感缺失是阻碍中日关系发展的根本性因素.而中日国民之间亲近感的缺失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中日双方的不了解和历史偏见.因此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应重点关注和增进两国国民间的相互了解和感情.     

大平正芳与战后中日关系

<正>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日关系经历了民间往来—→半官半民—→恢复邦交—→缔结友好条约的曲折历程。在这一过程中,中日两国众多的友好先驱者们披荆斩棘、开路架桥,为两国的友好关系作出了贡献。日本已故前首相大平正芳就是其中的一位。在中日友好关系发展的关键时刻,都留下了他为此而积极努力的业绩。“LT贸易”的幕后功臣1962—1964年,在战后中日友好关系史上是值得纪念的转折时期。1962年9月,日本自民党顾问松村谦三率团访华,就进一步发展中日贸易,改善中日关系等问题同周恩来总理举行了会谈;同年10月,日本自民党众议员、前通产大臣高碕达之助受松村委托,率实业代表团再次访华,同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主席廖承志就扩大中日贸易问题进行具体商谈,并于11月9日同廖承志以私人名义签署了《中日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在已有的民间友好贸易基础上,又开辟了有政府暗中支持的“廖、高(碕)备忘录贸易”(简称“LT贸易”,     

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年来的对日政策

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年来,对日政策上经历了执政前和执政后两大时期。在执政前,中共对日政策的主要特征,就是动员一切力量,坚决反对、抵抗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并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日政策主要体现在政党政策方面。新中国成立后,中共成为执政党,对日政策既体现在政党外交方面,又体现在政府外交方面。中共和政府通过以民间促政府,实现了中日邦交。实行改革开放后,又积极引进日本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以及经济支持,加快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也促进了中日关系的稳定发展。冷战结束后,面对纷纭变换的国际形势和中日关系,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又适应时代变化,积极探索新形势下的中日关系的定位和发展,使中日关系不断深化,形成了两国的战略互惠关系。     

中国与日本:邦交正常化与关系正常化

中日两国的邦交正常化并不等同于关系的正常化。关系的正常与否不但决定着邦交的质量,而且影响着邦交的走向。中日复交35年来,两国关系始终处于动荡不稳的状态。造成这种状态的深层次原因是,日本自明治以来确定并实施其大国战略的历史过程中,其对华关系的本质立场始终都不能说是友好的。二战前是武力侵华,二战结束后,则把中国看作是冷战对手,冷战结束后,又把中国看作是安全威胁。在21世纪的今天,中国和日本这两个发展目标、国家利益、政治制度以及价值观取向均不相同的大国、邻国,要构建长期稳定的关系,基础应该是战略平衡。所谓战略平衡,说到底,就是超越一切障碍,在国家的根本利益这一点上统一起来,达成共识,互利共赢。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战前日本的传播与发展

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友好关系在迅速发展,文化学术交流日益繁荣,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前景更鼓舞人心。为了促进两国的学术交流,探讨共同关心的学术问题,本刊将尽力反映我国对日本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倡解放思想,大胆探索。我们热烈欢迎中日两国的学者专家和广大读者对本刊经常给以批评指导。     

日本侵华史观的误区与中日关系的走向

战后以来,日本政府和社会对多年的侵华历史并未作出深刻的反省。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对日 本军国主义的清算不彻底。日本的“皇国史观”和军国主义教育根深蒂固“大国主义”意识作崇;日本国内右 翼势力猖獗等。承认过去的侵华历史,结束两国间的战争状态,是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前提．日本侵华史观上的误 区,严重影响中日关系的健度发展．     

试析池田勇人内阁时期日本对华政策

在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之前,日本对华政策的最大特点是“政冷经热”,这在池田内阁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池田内阁在政治上积极配合美国反华的同时,在经济上加强了与中国大陆的联系,其对华政策具有明显的两面性特征。     

关于中日关系史研究的视野与心态——步平研究员访谈录

中日关系史是一门非常重要的学科。中日关系史方面的研究成果,不仅仅具有学术价值,往往还有很明显的现实意义,甚至可以说,一方面,中日关系史研究,不可避免地受到现实国际政治的影响,另一方面,中日关系史研究的突破,也会对中日关系的很多方面产生影响。步平研究员多年来从事现代中日关系史研究,他的研究成果在中日两国都有较大影响,特别是他多年来积极从事中日两国民众之间在历史认知方面的沟通工作,取得不少进展,他还是“中日共同研究历史问题”中方首席委员,参与了共同研究的全过程。步平先生认为,应当用更加开阔的视野和更加理性的态度来研究中日关系史,这一观点已获得越来越多的赞同。     

赖肖尔与日韩邦交正常化——一种跨文化的解读

1965年签署的《日韩基本条约》使历经7轮会谈、僵持14年之久的日韩邦交正常化谈判画上了句号,日韩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日韩谈判的成功离不开美国的斡旋和干涉,而在谈判的最后四年当中,时任美国驻日大使、与费正清齐名的哈佛大学教授埃德温·赖肖尔(Ed-winReischauer)在其中的秘密调停也是不可忽视的。这位日本出生的美国驻日大使利用自己得天独厚的跨文化     

简析战后的中日经济贸易关系

战后的中日经济贸易关系,是战后中日关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经历了曲折的途径,才发展到今日的程度.研究和探索这一问题,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当前的中日关系,而且通过总结经验教训,还可以为进一步搞好今后的中日经济贸易关系提供借鉴.战后中日经济贸易交往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之后.当时尽管双方外交关系没有恢复,但两国的贸易关系已通过民间贸易的方式开始发展.从1949年10月到1952年6月,中日     

全球化背景下的当代中越文化交流

自邦交正常化以来中越文化交流已迅猛发展。文化交流活动已经加强了中越友好关系,推动了政治交往和经济合作。在文化全球化背景下,中越两国文化关系也面对一些新的挑战。双方文化交往与合作的发展一定将会给两国人民带来切实利益．有助于促进两国人民互相了解,巩固中越友好关系。     

东北亚地区安全态势与中美关系

中日关系和朝鲜半岛局势是当前东北亚地区的两大热点议题。中日关系方面,虽然今年以来中日释放出加强经济合作的信号,两国政治交往的频率和层次也出现回升,但是钓鱼岛争端和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这两个导致中日关系恶化的症结短期内难以化解,特别是在安全领域,两国缺乏互信,摩擦不断。朝鲜半岛局势仍继续陷入“紧张-缓和-紧张”的反复模式,在经历了短暂的缓和后再次趋于紧张。从东北亚地区安全格局看,中美关系构成了这一地区安全与稳定的主轴。因此,梳理中美两国在东北亚安全领域的合作与分歧,进而以此为基础思考中国的应对之策,对维护中国周边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周恩来在中日复交前期准备过程中的作用

20世纪70年代初,中日复交是新中国外交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实现不仅标志着中日两国长期敌对状态的结束,而且也意味着中日两国和平友好新时代的来临。中日复交前的大量准备工作是两国实现关系正常化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环。中日复交谈判之所以能够在短短4天内达成协议,是与充分的前期准备分不开的。周思来领导并亲自参与的重建对日外交团队、传递外交信号、接待日本在野党代表以及与日本执政党的直接接触等一系列前期准备工作为中日复交谈判的顺利进行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