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落共同体、基层市场共同体与基层生产共同体——中国乡村社会结构及其变迁

关于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结构 ,日本学者提出了村落共同体假设 ,美国学者施坚雅提出了基层市场共同体假设 ,后来 ,在这两个假设的基础上引发了大量的争论和研究。本文将在总结上述研究的基础上 ,探讨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结构及其变迁 ;并对乡村工业化导致的新的乡村社会结构单元———基层生产共同体进行比较详细的考察 ,在经验调查的基础上对基层生产共同体的形成、特征以及对中国乡村社会基本结构的影响进行比较深入的分析。     

乡村振兴背景下村落共同体何以重塑?——农村集体经济治理与减贫耦合的双重视角

农村集体经济在长期维系村落共同体和减贫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一系列社会制度变革导致农村出现集体经济边缘化、村落共同体瓦解和治理行政化的现实困境。农民集体意识溃散、对村庄公共事务淡漠化、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呈现松散状态等问题制约着我国乡村治理的有效实现。精准扶贫战略提出后,受益于治理资源的集中注入,集体经济迎来新一轮发展机遇期,村庄“造血”功能随之复苏,在集体经济治理与减贫耦合推进的过程中村落共同体也得以开始重塑。因此,强化村集体“统”的功能、构建以利益共同体为基础的村落共同体是激活村庄和农户内生发展的动力,也是解决相对贫困和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     

乡村文化振兴与乡村共同体的再造

乡村共同体作为当代中国城乡关系和乡村发展的历史基础和鲜明底色,是乡村记忆的情感基础,更是乡村振兴的内生力量和强大助力。以组织形态为表征的制度约束和以伦理规范为内核的文化约束始终贯穿于乡村共同体的历史演变之中。城乡要素的频繁流动、个体化倾向、礼俗衰败和村民自治组织的异化给乡村共同体带来挑战。当前,要利用乡村文化振兴来再造乡村共同体,以党建文化引领乡村集体,以家庭文化重塑乡村伦理,以公共文化激活公众参与,以文化产业助力乡村发展,最终实现乡村的全面振兴。     

“贵族化”到“平民化”:中国社会学的选择——兼论中国社会学的批判性与公共性

社会学从创立之初就以批判性关照着社会秩序问题的产生。将社会学引入中国的初衷更是担负着一代知识阶层希望富民强国、振兴民族的强烈期许。面对市场化的汹涌浪潮和社会急剧变迁的当代中国现实,社会学需要重新检视并倡导其固有的批判性和公共性品质。在中国目前的社会语境下,社会学家需要由专业知识分子转向公共知识分子,社会学需要完成从贵族化到平民化的转变,以彰显其传统在实践中的力量,实现学科故有的价值诉求并为自身确立发展前景。     

儿童社会学研究范式——兼论中国经验与反思

上世纪80年代末,随着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颁布,许多国家的社会学研究者开始关注儿童社会学研究.在一段不算长的时期内,儿童社会学已经形成了三种研究范式:社会化研究范式、社会建构论研究范式及权利论研究范式.就儿童社会学的中国经验来看,虽然学科呼声较早,但后天发育不足.通过反思儿童社会学的中国经验,表明无论是国际层面的儿童社会学还是国内层面的儿童社会学都没有摆脱分支学科丛中的边缘地位;同时,对儿童社会学中国经验的反思,也引发了有关中国社会学自主性问题的思考.无论如何,儿童社会学到了以行动社会学和解放社会学的姿态、实现自我解放和儿童解放的时候了.     

社区共同体视域下社区治理研究——以云浮金龙社区为例

社区是以一定地域为基础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社会生活共同体是目前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基本目标.社区治理的参与主体、社区资源整合以及社区公共精神是社区治理的三个基本维度.云浮市金龙社区在"共建共治共享"社区共同体治理中,组织多方参与主体、整合多方资源平台、培养社区公共精神的做法对城市社区治理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旅游型村落共同体演变的表征与动力——社会凝聚力视角下的多案例分析

乡村社会凝聚力是维系旅游型村落共同体的核心纽带,由基于经济利益的乡村物质凝聚力、基于主体地位的乡村制度凝聚力、基于地方认同的乡村精神凝聚力所构成。在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村落共同体的凝聚核心不断变化,呈现出从旅游开发前的血缘联结到旅游开发初期的核心弱化、再到旅游开发后期的命运共生的阶段性演变表征,命运共同体成为旅游型村落演变的最终理想归宿。国家权力的强势规训与服务型治理、外来资本的经济逐利与社会取向、社区居民的相对剥夺与增权等主体性驱动力量相互关联、相互渗透、交叉影响,共同驱动乡村社会凝聚力的强弱动态变化,进而成为村落共同体阶段性演变的底层动力。因此,需要通过建立利益分配机制、保障居民主体地位、培育地方综合认同来重塑乡村社会凝聚力,构建旅游型村落命运共同体。     

乡村命运共同体的集体记忆与认同——基于“口述乡村”系列故事的考察

乡村命运共同体是在乡村场域下经历共同的命运而连结在一起的具有共同价值体系和行为准则的群体集合。具有相似社会情境的乡村命运共同体成员构建了以命运交织为核心的集体记忆网络,而被建构的集体记忆又会反过来作用于命运共同体的整体发展。通过深入田间地头对一线扶贫干部、乡村致富带头人和企业帮扶人员三大群体进行口述故事采写发现,要将以个人口述为核心的个体叙事转化为以乡村记忆为核心的集体叙事,一般会经历“命运共连—共同感知—集体建构”三级层层递进的行动路径。在内心情感激活、外在榜样塑造以及内在认同规训三层机制推动下,乡村集体记忆能够对共同体成员的个体行为产生形塑和强化作用,进而延续个体对乡村的时代记忆。这种具有社会整合与创造功能的乡村集体记忆需要在乡愁中重塑新内涵,在口述中通过社会传递和代际传递机制进行传承,在文化中实现精神价值向实践价值的转换,并在育人中实现记忆传播,最终为乡村振兴赋能。     

乡村共同体重建与农村文化生态的实现

共同体是具有关联性的人类群体平等共处、利益共享、和谐共生的生活形态。随着当前农村改革进程的推进,现代政治制度、市场经济以及新型城镇化的持续渗透,不断瓦解着传统的、建立在血缘和地缘基础上的、高度集体化的农村生产与生活共同体,但也为重构新型乡村共同体提供了现实基础、动力支撑以及制度保障。在此基础上,通过推动乡村治理科学化、壮大农村合作经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加强农村文化生态建设等途径重建乡村政治、经济、伦理和文化共同体,以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     

作为社会学∕人类学概念的“家园”

文章讨论了国内社会学与人类学界新近引入的家园概念,对其学科定义、整体性视角、地方性外延、与物质生存资源的紧密关系,以及家园边界与认同等学术内涵进行了一一剖析。指出了家园概念的三方面理论意义——中国人世界观体系的本土化表达、生活世界的整体性和主体性表达、对家园变迁所致社会问题的解释。文章最后对家园概念与近似的社区概念进行了辨析。     

共同体美学视域下的中国电影跨媒体叙事

近年来,中国电影研究领域涌现出了“共同体美学”理论这一重要成果,其作为一种强调协作、互动和共享的理念,为跨媒体叙事提供了深厚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跨媒体叙事”理论与“共同体美学”理论交相呼应,一致强调整体性、互动性和共同性,但也呼唤独立性、个体性和差异性。将中国电影的跨媒体叙事置于“共同体美学”的视野下,从“叙事共同体”“想象共同体”和“参与共同体”三个方面进行概括分析,阐述了中国电影跨媒体叙事的策略取向和发展路径。这些策略取向包括以故事世界构建为叙事表征、将故事消费视为产业基础、以泛娱乐的参与文化为传播策略等。这不仅反映了跨媒体叙事的可实践价值,也凸显了“中国经验”在共同体美学中的指导意义。通过对共同体美学和跨媒体叙事的研究,揭示了中国电影跨媒体叙事的发展趋势,并呼吁中国电影回归本土实践和需求,以应对新时代用户对故事消费的高追求,实现共赢和共享的目标。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村庄治理共同体重构

伴随着村庄社会结构的变迁,中国农村的村庄治理共同体先后经历了家族治理共同体、单位治理共同体、自治性行政共同体等不同形态,乡村振兴将推动村庄治理共同体的重构。乡村振兴是一个政府主导多元主体协同、项目链接多方资源共用的社会建设工程,势必推动村庄经济社会的开放化、多元化,不仅要求村庄治理共同体的重构,而且决定了新型村庄治理共同体是一种包容性治理共同体。新型村庄治理共同体的包容性突出表现在：（1）以地方党政为主导,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共治性;（2）以村级组织和村民（社员）为基础,多方力量内外联结的开放性;（3）以利益为导向,全体村民和所有相关者分享收益的共享性。推动村庄治理从封闭、单一的传统“在籍治理”转向开放、包容的新型“在地治理”势在必行。     

哲学与社会学双重视域中的发展问题——“哲学与社会学跨学科高端对话会”会议综述

2012年1月7日,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和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联合主办的"哲学与社会学跨学科高端对话会"在长春召开。来自全国重点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哲学和社会学领域的著名学者、编辑共40余位参加了本次高端对话会。本次会议的主题为"发展观:理论与方法"。与会学者围绕     

政治社会学的学科界定——兼论政治社会学与政治学和社会学的关系

政治社会学作为一门新兴的独立学科 ,是政治学和社会学相互渗透、相互交叉的产物 ,是对政治学和社会学的深化与发展。它拓展了政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领域 ,丰富了政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政治社会学与政治学和社会学既有深厚的渊源关系 ,又在研究对象、学科内容、研究方法等方面有着实质性的区别     

"村落边缘"——中国乡村研究忽视的维度

中国的人类学、民俗学村落研究脱胎于西方的部落人类学研究,而西方人类学语境中的部落和中国的村落有着很大的不同。就两者的结构来看,村落有着部落所不具有的以村落边界为限的内外部多级结构,而其外部结构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村落边缘。由于学界长期以来对村落边缘的某种忽视,使中国学者在建构本土理论的过程中难以摆脱部落人类学的影子,从而存在对村落认识不够彻底的现象。文章通过对费孝通、施坚雅、杜赞奇等人相关理论的吸收,提出了村落边缘的概念,并初步分析了这个概念的理论潜力。     

马克思“共同体”概念的政治哲学诠释

马克思的共同体概念是一种政治哲学叙事,影响着现代政治理论和实践的走向,但是,马克思的共同体概念并未在政治哲学的维度上得到充分研究,人们总是过多地关注共同体概念的社会学的论断。共同体的概念在马克思哲学和历史理论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自由人联合体"是马克思所追求的理想社会。但是,"真正共同体"在马克思的思想当中是"此岸的"还是"彼岸的",却没有明确的论述,因此如何理解马克思的"真正共同体"概念,就成为正确地诠释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核心。马克思共同体概念意涵着货币共同体、资本共同体、虚幻共同体、异化共同体。无论是资本主义共同体还是社会主义共同体,两种共同体都受着必然性的支配,都是人类社会的此岸性的存在。所不同的是社会主义真实共同体是对资本主义虚幻共同体的扬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真正共同体"的价值观,是走向"自由人联合体"的必经阶段的价值选择。     

找回村庄——《乡村江湖:两湖平原“混混”研究》读后

陈柏峰的新著《乡村江湖》,以“混混”问题为切入点,引入区域比较的视角,使我们在中国农村的非均衡性中看到了村庄的极端重要性.从陈的研究中汲取经验,如何重塑村落社区的“公共性”,培育农民的社会自治能力,真正地“找回村庄”,是当前加强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重要任务.     

共同体理性的重建与新经济社会学范式

相对于个体理性,本研究给出社区共同体理性的核心特征,即指向共同体的可持续发展和社区成员普惠性福利提升,及储备相应的社会资源、自然资源或经济资源,也可以将这一原则概括为增进而非削弱共同的善(the common good)。共同体理性考量在个体理性经济导向中共同体层面被忽视的或隐藏的成本,并考量决策对共同体内部部分个体福利、精神状态的影响。而内嵌于村社共同体理性的小额信贷业务,将信用风险防控纳入到基于社区共同体理性构建过程的信任网络、正向公共舆论监督和经济活动连带关系中。这样的共同体理性的形成,有赖于先期农户的组织化工作,这样的农户再组织化工作以社区的综合发展为指向,并试图将社区范围可持续收益、农户致富与生态可持续性相结合。     

杨庆堃的社会学研究及对中国社会学发展的贡献

华裔美国社会学家杨庆堃一生致力于中国社会研究,从1930年代对华北地方集市的系统调查,到1960年代对中国宗教结构与功能的阐释,从1940年代对乡村社区和家庭的研究,到1970年代对晚晴社会运动规律的探索,在历史的脉络中解读社会秩序的构成、解体与变迁.其学术洞察与思想创见,不仅给后续性的研究带来了理论滋养和灵感,也彰显了中国社会研究对世界社会学理论的独特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