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自动化行政决定的说明义务

近年来,自动化行政决定方兴未艾。算法与行政权力的耦合实现了对传统人工决策的赋能,但也带来显著的黑箱效应,产生了对程序理性的冲击与侵蚀。对此,应当清楚认识自动化行政决定在算法治理与行政法治下的双重定位,串联起行政法与数据法中的既有制度规范,在行政过程论的视角下明确行政机关对自动化行政决定的说明义务。同时,须考虑说明义务在不同阶段的需求、成本,以及涉及的利益冲突,在具体构建中设计由面向公众的事前系统性说明和针对相对人与利益相关方在事中的具体个案说明组成的双层说明义务架构,实现自动化决定的理由之治,全面保障公民算法权利。     

论行政程序说明理由制度

行政行为说明理由制度是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制度之一。从该制度在国内外的法治化进程的不同可以看出，我国有必要完善该制度。在目前应扩大该制度的适用范围，进行体系上的具体构建，并对其失范提供一定的救济途径。     

论相对人抗辩权在行政听证过程中的保障

相对人抗辩权的存在与运行是实现法治行政、和谐行政的重要因素,因而必然要求妥当的保障.文章从行政听证过程的新视角展示了相对人抗辩权保障的理想图景:行政告知是相对人抗辩权的事前保障;公正的行政主体听取抗辩是相对人抗辩权的事中保障;行政说明理由是相对人抗辩权的事后保障.     

论行政决定公定力之起点

公定力是对行政决定的有效推定,而非合法推定.厘清行政决定公定力起点不仅有利于丰富公定力界限的讨论、完善公定力理论体系,而且有利于规范行政权的运行、保障相对人权利的行使.行政决定公定力的起点应当在行政决定成立之时,而不是生效之时.同时,行政决定公定力产生的起点与其他效力产生的起点存在差异.     

国外行政行为说明理由制度对比研究

行政行为说明理由制度是行政程序法中的一项重要制度,我国学者已有很多人开始研究这项制度,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与设想,但很少有学者参考与借鉴外国先进的、完善的行政行为说明理由制度,具体分析我国的国情来进行讨论,笔者正是看到了这些方面的不足,在深入分析外国已有的立法及学术观点的基础上,分析我们国家在建立行政行为说明理由制度时应该怎样充分借鉴外国先进经验,根据我国的实际来具体规划行政行为说明理由制度.     

行政行为说明理由制度若干问题研究

文章就需要说明理由行政行为的范围,行政行为说明理由具有的控制行政权力、提高行政效率和有利民众监督的价值,行政说明理由的时间、方式、内容和质量要求等有关规则作了阐述,并在行政说明理由的范围和价值方面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     

行政决定不能违法

编辑同志:两年前,我与村委会签订了承包砖窑的合同,合同规定承包期为5年,每年向村上交承包费500元,另交制砖机等工具折旧费和土地使用费1万元。到年底,我除了按合同交完承包费之后,还获利2万多元。村上干部觉得我受益不少,而其他人收入又很低,就决定终止与我签订的承包合同,把砖窑转给王某等3人承包。我不同意,可王某等3人认为村上已经把砖窑承包给了他们,     

听证笔录在行政决定中的意义

听证制度是现代行政程序法的核心制度 ,而听证笔录及其在行政决定中的意义又是听证制度的关键所在。本文通过比较研究得出了听证笔录是行政决定唯一依据的结论 ,并对我国目前有关听证笔录的规定进行了检讨。我国的听证制度应在听证笔录是行政决定唯一依据的基础上进一步走向完善     

司法裁判可接受性的概念策略

目前,不同研究对司法裁判可接受性概念的表述差异明显,且均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在司法裁判可接受性的视域下,任何类型的案件都可能成为其评价对象,裁判者之外的任何人都可能成为裁判受众。司法裁判可接受性的评价需要对裁判属性、受众态度等因素予以全面考量。司法裁判可接受性评价无法保证受众对裁判的接受,只能提升受众接受裁判的概率。因此,更为适切的概念表述应为:司法裁判可接受性是在综合考量裁判属性、受众心理等因素的基础上,对受众接受裁判可能性的预判。完善后的概念将司法裁判可接受性定位为司法裁判合法性的有益补充,不仅纾解了司法裁判的可接受性与合法性之间的紧张关系,而且提升了司法裁判可接受性概念与现有理论研究及司法实践的协调性。     

行政立法科学性的范畴与维度

“法治中国”不是停留在口号层面的治理模式,而是我国进行社会管理等体制创新所应遵循的最优总体原则与理想目标。作为“法治中国”的重要构成,建设法治政府必须依托依法行政这个中心环节。行政机关依法创制的各类法律规范是其依法行政不可或缺的法律资源,并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立法机关立法功能不足的缺陷。然而,行政立法应如何达成科学性则是法治建构过程中值得深思的问题。根据当前行政立法实践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结合行政立法的政治基础、法律要素与道德要求的考量,科学性可以作合法性、规范性、合意性、民主性和公正性五个维度的解读与诠释。     

论行政决策信息化的有效性

文章对三种行政决策理论进行信息化解读,提出行政决策就是在占有尽可能多的与决策相关信息的基础上,对信息进行加工和再生产的过程,并借鉴通信系统中信息传递的有效性方式,对行政决策系统中信息传递的有效性问题,提出了改进措施。     

刍议我国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制度的改进

依法治国是执政过程中必须坚持的重要原则。在行政决策中,通过完善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制度,可以有效坚持依法治国方略,实现行政决策的法制化、科学化、民主化。当前,我国行政决策的主体、内容和程序存在独断性、单一性等问题,其主要原因在于行政决策主体受传统执政方式的影响以及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制度的不完善。要通过限定行政决策的主体、审查行政决策的权限、规范行政决策的内容、完善行政决策的程序等措施,积极推进行政管理模式的创新,有效建构我国行政决策的合法性审查制度,努力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真正实现依法行政,依法治国。     

我国行政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思考

行政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核心内容,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构成我国行政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动力机制,推动我国行政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进程是一个系统工程,要在决策理念、决策制度、决策方法等方面进一步完善。     

构建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的法律对策

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的构建存在重大行政决策判定标准不统一、决策者规避法律风险、终身追诉与诉讼时效不衔接、追究程序启动标准模糊和追诉对象不明等问题。为更好地构建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应当做好顶层设计,考虑出台《行政决策责任追究条例》;平衡鼓励探索和规制决策权;化解诉讼时效冲突,实行终身追诉;明晰责任追究启动标准,设置事前评估机制;引入行政连带责任,明确追责对象。     

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接受性

要增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必须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接受性。根据影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的主体因素、内容因素及环境因素,高校应从构建强有力的领导机制、高效的施教传授机制、科学的信息内化机制、科学合理的监督考评机制入手,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接受性。     

重大行政决策的集体讨论决定制度研究

重大行政决策集体讨论决定制度是指对于重大行政问题,必须充分讨论,集体决定,坚决反对个人说了算或少数人专断。重大行政决策是否科学化、民主化,直接影响到政府行政管理活动的效能。重大行政决策集体讨论决定是民主集中制的直接体现,能够避免在重大行政问题决策上的失误。通过分析和研究重大行政决策集体讨论决定制度的发展现状及其运行的规则和程序,发现中国重大行政决策缺乏统一的集体讨论决定程序,行政机关缺乏民主决策意识,社会公众缺乏民主参政意识及行政决策监督滞后等一系列局限性,指出惟有建立统一高效的重大行政决策集体讨论决定程序、提高行政机关的民主决策意识、提高社会公众的民主参政意识和加强对行政决策的监督才能更好的完善中国重大行政决策的集体讨论决定制度。     

行政许可案件判决方式研究

对于行政机关违法的许可行为 ,法院撤销该行为并不能自然恢复原告应当享有的许可权益。现行法律规定的判决方式存在局限性 ,单纯的撤销判决无法满足原告的诉讼请求 ,而履行判决不适用于多数许可案件。为此 ,法院应当对许可案件进行全面审查 ,可以要求行政机关按照法院意图重新作出许可行为 ,其作用在于防止行政机关规避法律的行为 ,弥补现行判决方式之不足     

网络民意与政府行政决策的法学解构

在互联网时代,网络民意逐渐引起政府决策者的关注和回应。伴随互联网的迅猛发展,网络民意与政府行政决策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如何利用好网络,使其为政府与公民有效沟通构建桥梁成为一项具有前瞻性的课题。网络民意与政府行政决策之间的问题必须在法律的框架内得以合理解释,两者之间的关系不是随机的,而是要纳入制度化、法律化。从而,在网络的虚拟空间里,公民和政府的行为及其两者之间的互动,都受到法律的制约。     

论行政公正存疑的可能

行政法律关系孕育、蕴涵、裹藏着行政不公正,行政法律关系的不对等性使行政公正存有诸多可疑,行政公正的可疑性成为一种现实的可能。     

关于创新行政层级监督新机制的思考

行政层级监督虽然是行政系统内固有的、原初的监督形式，但并不能证明其自身就能运作良好。目前，我国行政层级监督明显无法应对政令不通和“政府弱、部门强”的问题，主要原因在于行政层级监督中干预过度与监督虚置并存，方法缺乏创新，过分重视事前审批和事后监督，行政层级监督有内部化和神秘化倾向。强化行政层次监督必须在明确以下两个问题的基础上：行政层级监督的基本目标——纠错、发现原因并督促完善机制的建立；行政层级监督有效运作的基本前提——被监督机关能相对独立行使职权和上下级之间的职权职责明晰。要区分不同层级监督的范围和重点，完善重大案件案卷定期评察制度，增加监督的透明度，加强层次监督的规范化并强化监督者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