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同治理视阈下地方政府信任危机问题研究

伴随着社会的发展,政府治理环境愈加复杂多变,地方政府信任危机由此出现。协同治理机制缺乏、政府治理能力不足、公民社会发育不成熟、多主体间互动互助不足等因素,会影响社会治理绩效,导致公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度降低,甚至引发信任危机。运用协同治理理论,从政府、公民、社会组织等多个主体出发,建立协同治理机制,规范各主体的权力运行机制,可以提升多元主体的治理能力,促进治理的协同增效,最终实现社会的有序发展。     

地方政府创新与地方治理：一个分析框架

改革开放以来,地方各级公共权力机关及其领导人发起实施的大量政府创新实践,成为当代中国政治改革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央—地方地关系与国家—社会关系的权力结构中,官僚制受双重制约,在横向与纵向的结构关系方面体现出控制、封闭与依附等特征。三者构成分析地方治理行为的一种分析框架。地方政府行为受到具备上述特征的制度激励,而在创新过程中有短期效益,但长远效益堪忧。     

“统合治理”： 地方政府经营行为的一种理论解释

“统合治理”是指地方政府在城市化过程中利用公司化平台进行经营性运作的治理模式。“统合治理”模式下,政治机制、行政机制与公司化经营机制的联结成为地方政府权力运行模式的主要特征,项目平台公司成为承载权力运行的典型组织化治理工具,并进而实现了外部资源汲取能力的提升及内部资源整合能力的强化这两方面的权力扩张。我国地方政府普遍采用“统合治理”模式推动开发区建设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并取得了显著绩效。但这种治理模式也面临着权力冲突与合法性问题,其未来走向取决于地方政府在集权权力结构下对中央绩效压力回应策略的选择。     

治理视域下的区域地方政府间合作探析

面对全球化的挑战和多元利益诉求的兴起,中国各级政府顺应世界治理的发展趋势,推行各项改革以实现政府—社会的关系调整与权力配置,从而提升政府能力和社会治理水平。但随着地方政府自主发展意识与权力的强化,区域地方政府间合作却陷入困境。从治理导向即分权化框架和治理的核心理念出发,剖析区域地方政府间低效合作现象的深层机理即分权化体制下的权责失衡与“经济人”的行动逻辑,继而有针对性地提出以完善分权化宏观制度为支撑、以培育公民资格与多元治理主体为基础、以建立治理组织网络模式为依托的有效途径,构建区域地方政府引导下与市场、社会组织、公民高度融合的区域多中心治理体制,以保证区域地方政府间合作的高效运行。     

地方政府间竞争与地方立法的关系之理论透析

当前,地方政府间的竞争已深嵌入"改革的国家体制"和经济发展模式内部,在发挥这一体制或模式的绩效优势的同时,也存在着深刻的合法化、规范化难题。地方政府间的竞争本质上是以地方政府为主体的经济竞争,它带来了一系列制度化的效果。地方政府间的竞争关系成为地方立法的结构性约束条件,以其为动力的地方立法,一方面,发展出了工具理性、实验主义、制度绩效等突出特点;另一方面,也存在地方立法的民主合法化基础的缺失、法治系数偏低、规范冲突等风险。其需要从规范竞争秩序、完善政治问责机制、加强立法的公众参与等三个方面进行制度防范和矫正。     

转型时期地方治理的困境与对策

＂从地方政府管理转向地方治理＂改革浪潮的兴起,意味着地方政府理念的重塑、角色的转变和权责的重构。转型时期我国地方政府治理理念的缺失、治理目标的偏差、治理体制的弊端和治理力量的不足等因素阻碍了我国地方治理实现进程。地方政府应当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树立科学治理的主体观、价值观、权力观和体系观来实现地方治理模式的转型,实现区域善治与和谐发展。     

地方公共品供给理论研究进展及启示

现代治理理论突破了传统的公私界限,认为治理的主体是多元的,包括政府但又不局限于政府,治理主体彼此之间存在着互相依赖的关系。地方治理将现代治理思想贯穿于地方政治与行政改革、地方公共事务管理模式再造的发展过程。在地方公共品供给过程中,政府可借助市场组织和社会组织的优势与能力,倡导私人供给和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等多元供给形式。同时,完善公共服务监督机制,强化政府的公共责任,以确保地方公共品供给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相协调。     

大数据背景下地方政府治理工具创新与选择

政府治理工具是指参与治理的各主体为了解决公共问题,实现一定治理目标,而采用的可辨别的行动机制或策略。地方政府治理工具的创新与选择对提升地方政府治理能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有着关键作用。大数据为地方政府治理带来挑战,传统治理工具逐渐失去了治理效应,但同时大数据也为地方政府治理工具创新提供了空间和路径,整体性工具、网络化工具、契约化工具等成为大数据时代治理工具创新发展方向与选择。根据不同治理工具特征,针对不同治理目标、制度环境、行动者等制约因素,可以对地方政府治理工具进行评估与最优化选择。     

委托代理视野下的地方政府行为变异原因及其矫正

从现代官僚制建立以来,政府不同层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就不断发生,政府行为变异现象也随之产生。现有研究认为地方政府行为变异是因为财政分权、制度缺陷以及机制误导等所致,而以委托—代理为分析工具,可以看出政府的价值引导偏差、行为预期误导以及关系模式紊乱才是政府行为变异更为根本的根源。政府职能转变、行政法律规则改进、政府绩效评估标准调整与协同监督机制完善等被认为是政府行为变异矫正的有效路径。因此,需要从央地关系、法律规范、评估机制、监督机制层面入手,完善地方政府治理结构,实现政府有效治理。     

委托人、顾客还是公民——加拿大地方政府公共行政的三种模式

加拿大地方政府的公共行政存在三种模式,即官僚制模式、市场化模式和公民权力模式。目前,加拿大地方政府的组织形态正在从传统官僚制模式向后官僚制演变,且在市场化模式和公民权力模式这两种基于完全不同的假设和价值的模式之间徘徊。地方政府改革应该更多地接纳公民权力模式。在民主制之下,地方政府的首要职责是与公民社会一起做出政治决策,并通过民主过程充分地执行这些决策。     

论乡村振兴的地方政府职责

地方政府作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主导力量,承担着乡村振兴的主体责任."统筹规划责任",要求地方政府创新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政策协调责任",要求地方政府促进乡村振兴与精准扶贫政策的有效衔接;"组织规范责任",要求地方政府助力构建乡村振兴多元主体协同共治体系.但地方政府的作用是有限的,必须创新"政府+"治理模式,促进政府能力发展与履行主体责任的有机融合.     

人工智能时代地方政府网络舆情治理的困境与进路

人工智能技术以其具有人机对话模式、自我学习的算法机制和不断改进的算力等特点,在赋能地方政府网络舆情治理时也面临着诸多现实困境,主要是主体障碍：技术观念“失准”,导致治理意识淡薄;信息桎梏：共享数据“失效”,造成治理格局削弱;行为破碎：决策程序“失序”,致使治理效果不佳;约束缺失：问责制度“失席”,诱发治理行为乏力。需要从理念、机制、制度和技术等方面着手,坚持整体智治：革新单向度网络舆情治理理念,转变网络舆情治理模式;协调整合：完善网络化网络舆情治理机制,增强网络舆情治理能力;规范管理：建立科学化网络舆情治理制度,强化网络舆情治理监管;技术赋能：发展技术化网络舆情治理手段,提高网络舆情治理效率;使人工智能技术这一新的“变量”成为实现地方政府网络舆情善治的最大“增量”。     

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对公共资源配置影响的时空分析--以交通基础设施发展为例

把与交通基础设施发展相关的权力进行分类,提出权力时空尺度的概念,并把权力的时空尺度具体化为权力主体与客体的时间尺度和空间尺度。从时空的角度形成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对公共资源配置影响的解释框架,通过逻辑推理和实证研究的方法对理论进行验证,可知在交通基础设施发展中,权力主体与客体的时空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公共资源的配置效率,通过权力的尺度重组分别实现事权、财权、行政首长任免权和监督权主、客体时空尺度的匹配,有助于提高公共资源的配置效率。我国目前应进一步完善基层人大制度,在更大程度上实现地方政府与当地公众的激励相容;进一步加强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合法性监督。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地方政府间关系探析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发展离不开地方各级政府的引领和保障。文章以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内地方政府间关系开展的现实条件为基础,分析由行政区经济、官僚制思想以及文化合作缺失而引起的众多地方政府间关系问题,并进而提出促进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地方政府间关系协调发展的相应基本对策,以促进山东半岛区域整体的和谐发展。     

论省级政府配置地方行政权的权力

我国地方各级政府领导与被领导关系的特点决定除通过法律配置地方行政权力外,还需要建立地方行政权配置的动态机制.省级政府的地位及管辖范围决定其是地方行政权配置的恰当主体,承担地方行政权纵向与横向配置的职能.省级政府配置地方行政权的权力来源于宪法和组织法授权,权力具有原则性和概括性.省级政府只能配置法律授予地方政府的行政权,服从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对地方行政权的配置行为,不得配置被法律明确授予的权力,并尊重市、县政府对行政权的配置.     

大数据助力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

随着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步伐的加快,地方政府重点治理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深层次问题逐渐显现出来,对地方政府治理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大数据技术能够有效地集成和整合国内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信息资源,为提升地方政府治理能力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手段。地方政府应依靠大数据技术提升决策能力、执行能力、管理能力与服务能力,从而实现科学决策、有效执行、精准管理与个性化服务;实现从经验判断、主观治理向依靠大数据进行客观分析、理性治理的转变。     

建构地方政府治理群体失范行为的新理念

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大多是人民内部矛盾,其出现有多种原因,更多反映了地方政府应对风险能力及地方政府权力运用是否得当的问题。研究群体性事件中群体失范行为,增强各级政府对群体失范行为的敏感性,发挥地方政府的心理疏导和行为纠正功能,可以为妥善解决现阶段人民内部矛盾提供一种新的治理思路。因此,地方政府应当将“以人为中心”的柔性治理和“以制度为中心”的刚性治理相结合,建构起一套刚柔并济、行之有效的治理群体失范行为的机制。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地方政府治理转型与创新——以上海市金山区廊下镇为例

1978年到2013年,我国城镇化高速度发展的同时也衍生了需求膨胀、分配不公、地方治理失效等诸多社会问题,而新型城镇化中地方政府治理更面临着治理理念落后、治理主体单一、治理能力和治理工具有限等诸多发展滞后的问题.分析上海市金山区廊下镇这一政府治理转型的典型案例,可以总结城镇化发展中的成功和约束因素,并获得新型城镇化中地方治理转型的诸多启示:治理理念要由从“物本”转向“人本”;要厘清不同层级政府的财权事权,保障地方财政收支平衡;治理工具和社会整合方式需要创新,治理主体更需多元化.     

我国地方政府职能改革的历史演进与制度逻辑——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视角

在我国发展与改革的历程中,地方政府的职能经历了深刻的变化,有力的推动了我国的改革和现代化。在这个过程中,我国地方政府形成了发展主义取向、勇于体制创新、政绩导向及地方政府相互间竞争的特征。在我国现有的制度结构中,中央与地方关系塑造着地方政府的职能。通过提高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治化和制度化水平,有助于推进地方政府责任制建设,提升中央对于地方的治理水平,有效发挥地方政府的职能。     

同级地方政府间关系的博弈分析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使地方政府逐渐成为独立的利益主体、地方利益的表达者。作为理性的“经济人”,最大限度地获取、维持地方利益就成为政府行为的目标。同级地方政府之间展开了复杂的利益博弈,博弈的过程和结果对同级地方政府间的关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文章以市场保护和污染治理为分析对象,对同级地方政府间的利益博弈展开分析。虽然在博弈过程中,同级地方政府难免陷入“囚徒困境,但是随着博弈次数的增加、对市场认识的加深,在地方长短期利益的权衡以及上级政府激励惩罚机制的约束下,同级地方政府完全可以突破“囚徒困境”,它们之间的关系也将趋于理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