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产生、发展与衰亡

政教合一制度是宗教和政治结合最密切的一种政权体制，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的政教合一制度，以其组织系统之完备，统治时间之长久而著称。关于西藏政教合一制度，藏学界众说纷经，莫衷一是，其中一种观点认为：宗教反映一定阶级的政治，在西藏，佛教从它刚传入起，就是同当时的政治相结合而发展起来的，宗教利用政权维护神权，政权利用神权强化统治，政教两权相互利用，就是政教合一制度。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只有当政教二者的首领都是一个人时，才是政教合一”。笔者认为，所谓西藏政教合一制度就是政教二权合而为一，这种制度有一个重要特征…     

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

1、佛教传入前西藏的本教和当时的社会情况 世上一切事物的变化,都是经过初期部分的、数量的变化最后发生质变的。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也是在原先的政教分离的形态上逐步发展变化而来的。这一制度不是在短时间内突然产生的现象,而是在宗教发展以后,经过政教分离的阶段,一部分宗教人士的阶级属性逐渐发生了变化而带来的必然结果。因此,我们应该首先来观察一下各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中政教两者间的关系和变化的情况。     

云南藏传佛教

西藏佛教又称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公元十一世纪初,西藏佛教传入云南西北部地区。藏传佛教把印度佛教、汉地佛教和藏族固有的原始宗教本教(俗称“黑教”)融合,形成了突出的特点;云南藏传佛教除此之外,还与纳西族(摩梭人)和普米族原始宗教相结合,从而具有不同于西藏佛教的民族特色。在迪庆地区,藏族佛教实行与西藏相同的“活佛转世制”;在永宁地区,纳西族的藏传佛教实行独特的“活佛借用制”,即在寺庙举行盛大法典时,临时去西藏或康区聘请著名活佛来当地寺庙作长期或短期的讲经说教,或是在寺庙中设一种名为“喇擦”(意为“活佛替身”)的宗教职务。     

清代民国时期西藏寺院经济嬗变及对城市的影响

清代民国时期西藏佛教寺院经济是西藏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西藏佛教寺院经济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是与历代中央政权扶持,西藏地方政权及贵族的支持有着密切的关系。清代民国时期西藏佛教寺院经济的发展,是和西藏政教合一的政权体制相适应的,同时也是建立在西藏独特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的。清代民国时期,佛教在西藏城市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无论是在经济、城市空间布局上,还是在城市居民的思想精神上,都有着明显的宗教特征,留下了藏传佛教寺院和寺院经济的深刻烙印。     

藏传佛教教义研究的力作

对于藏传佛教的研究,不仅具有宗教学的意义,而且具有历史的、文化的、哲学的意义。甚至可以说,不了解藏传佛教,就很难达到对于藏族历史、文化的真正理解。而就藏传佛教研究自身而言,其核心内容当是对其教义思想的研究。可是当前国内藏传佛教研究多侧重于传承历史方面,很少涉足教义思想的领域,这自然不能不说是很大的缺憾。我国著名藏传佛教专家王森先生在他所著《西藏佛教发展史略》出版时曾说:“佛教思想、教义是佛教的核心,我这本书(指《西藏佛教发展史略》)侧重于史的方面,原有设想再写本《西藏佛教思想发展史略》,但身体不佳,心有余而力不足,     

藏传佛教与印度佛教

作为意识形态,宗教的产生既与特定的社会和历史环境相联系,又有文化上的继承和渊源.藏传佛教也不例外.西藏的地理位置与印度和尼泊尔接壤,其佛教的输入源泉(特别是后弘期)主要来自印度,因此,藏传佛教与生俱来就带有印度佛教的胎记;另一方面,西藏之所以能够接受印度佛教,也与其自然环境、社会结构以及藏族当时的心理等因素密切相关.     

略论西藏佛教在云南的传播及演变特征

西藏佛教又称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是中国佛教的一支。西藏佛教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融合印度佛教、汉地佛教和本教内容,而形成有自己特点的喇嘛教。西藏佛教在云南主要分布在藏、川、滇三省区交界的迪庆藏族自治州和丽江地区的丽江、宁蒗等县,为藏族、纳西族(摩梭人)和普米族所信仰。西藏佛教传入之始,就与这些民族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相联系,与他们的原始宗教相融合,从而形成一系列独特点。     

谈解放后内蒙古喇嘛教制度的改革

喇嘛教之与蒙古族发生关系,始于13世纪初。当时成吉思汗因政治上的需要,曾与西藏萨迦寺大喇嘛贡成宁博有书信往来,但这种关系因为当时的种种原因没有进一步发展。喇嘛教在蒙古开始传播,则在元朝。元宪宗蒙哥于1253年派军队进入西藏,结束西藏四百来年的混乱状态,统一了西藏地区,将其纳入大元帝国的版图。元朝统一中国后,忽必烈为便于统治西藏,封萨迦派八思巴为“国师”,使之掌握西藏地方的最高政教权力,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从此开端。继之,忽必烈又命八思巴掌管全国佛教事务,加封“大宝法王”,死后赐     

中国藏族宗教信仰与人权

藏族是我国人口众多的少数民族之一，主要聚居在西藏、四川、青海、甘肃、云南等省区。据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藏族人口已达459万，占全国总人口的0．41％。藏族在早期信仰本地宗教。公元7世纪，佛教传入，与本土宗教长期斗争和渗透，于公元10世纪形成具有青藏高原特色的藏传佛教。青藏高原封闭的地理环境和严酷的自然条件给藏传佛教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土壤，致使宗教和藏族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宗教信仰成为藏族群众社会生活相当重要的一个方面。然、而，自70年代以来，某些西方大国极力推行所谓“人权外交”，把…     

藏传佛教寺院经济的现代特征——基于青海省扎毛村的调查

剖析包括宗教在内的人类发展史需要借助马克思主义劳动社会观这个透视历史现象的“X光机”。宗教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不可避免地要与社会的经济生活发生重要的联系。从根本上说，各种宗教的内容都深受现实劳动条件的制约。对扎毛村藏传佛教的辨证批判，必须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政教合一制式寺院经济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是以最大可能集中占有剩余价值为内在逻辑的。然而，历史总是循着否定之否定螺旋上升规律舒展开来。扎毛村三座寺院作为经济组织在政教分离后的社会主义黄南热贡大地上完成否定之否定，重获新生，走上了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发展新路。     

近代藏汉文化交流的使者——能海法师

西藏佛教于元、明、清三朝,虽已传入内地,但多为帝王御用,民间传习者甚少。“特于汉僧丛林,尤为扦格不入。”究其原因有二,其一,汉族佛教诸宗,已有悠久的历史,以为学佛人只要学通诸宗教理即可得到满足,认为“印度佛学,亡绝已久,今欲求佛学之真,必于中国。”“学者诚有志佛学,当以中国译籍为本。”而汉地佛教虽以大乘显宗性相两宗为主要,但是佛经典籍浩如烟海,故一人无暇外求。其二,在汉族地区很少有人翻译宏传藏文佛教典籍,所以,不知藏传佛教蕴藏之丰富,更不知印度大乘佛教晚期的种种高深密法都保存在藏文佛经里,并在雪域高原得到了发展。有些藏族僧人来内地传法,也因不通汉语,只传授了一些密宗事相,对于较深的教理,限于译述能力,未能传达。因此,汉族僧徒只接触了一些藏传佛教密宗的皮毛,而无法窥探到其中深广的内涵。加之西藏地处世界之巅,令人神秘莫测,藏传佛教又以密宗为其主要特点,吸收了一些西藏原有宗教——本教的鬼神及仪式,遂令一般人认为西藏佛教,就     

论西藏昌都传统的社会分层

本文根据社会调查资料和文献资料，对西藏昌都地区的传统社会分层进行了描述和分析。提出西藏民主改革时，昌都地区有各级各类大小头人224家，其中最大的20家。大活佛集政教大权于一身，在其采邑内，既是宗教首领，又掌握行政、司法大权，推行政教合一的统治。他们占有大小不等的世袭领地和农奴层层分封给下属寺庙或头人，形成森严的等级关系；而农奴阶级对领主土地的“租佃”是与领主对农奴的人身占有相联系的。农奴由于经济地位的不同，形成了若干阶层和等级，这就使昌都地区成为一个封建等级鲜明的社会。     

论藏传佛教在明代政治中的作用和影响

元朝实现了对西藏的统一后,推行了政教合一的政权体制,在元朝对西藏统治政策的基础上,制定出符合西藏特点的“多封众建,尚用僧徒”的政策,取得了较明显的效果。明朝从西藏地区的特点出发制定了管理西藏的政策,其中藏传佛教在明代政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不仅保证了西藏的稳定与祖国的统一,而且加强了明朝中央与边疆的经济、文化交流。     

布敦·仁钦珠在藏学佛典目录和分类上的贡献

藏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民族,藏族文化艺术的发展,与宗教、特别是与西藏佛教的发展是有密切的联系。西藏佛教是中国佛教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佛教在西藏的地方形式。西藏佛教对藏族地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各方面都产生过深刻影响。     

关于当前西藏宗教问题的几点思考

西藏宗教问题，是西藏现代化进程中必须予以高度重视和妥善解决的重大问题。这不仅因为西藏宗教具有我国宗教共有的“五性”即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长期性和复杂性的特点，还由于西藏宗教的特殊性对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西藏宗教的特殊性，集中表现在互为联系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在西藏历史上宗教势力极为强大。民主改革前的西藏社会是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宗教寺院控制和垄断着西藏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庞大的寺院集团，数量众多的僧尼，几乎全民信教的民众，使西藏社会的各个领域和方面带着…     

青海藏区藏传佛教格鲁派的“日绰巴”运动及其历史意义

19世纪初,在青海藏区个别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中,分化出一种身穿黄色袈裟的僧人,他们自称是"日绰巴",其身行与传统的格鲁派僧人有所不同。笔者以此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历史进行探索后认为,"日绰巴"思想是格鲁派僧人对政教合一制度的一种自省,或是对藏传佛教政教分离的一种自觉。"日绰巴"运动不但有其深远的历史意义,对于我国藏传佛教寺院管理亦有一定的现实价值。     

浅析西藏寺院经济产生与发展的动因

宗教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是一个纷繁复杂的历史过程.本文沿着西藏社会历史发展的轨迹,从不同视角,多个层面探究了西藏寺院经济产生发展的动因及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在政教合一制尚未确立时,西藏寺院经济的发展主要是通过宗教组织对政治的干预来实现的.政教合一制度确立后,三大领主之间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利益分配格局,这一时期寺院经济扩张主要是通过加重对广大农奴的超经济剥削来实现的,其结果严重地阻碍了西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色科寺与中央及地方政府的关系研究

色科寺是青海著名藏传佛教寺院,历史上特别是有清一代在青藏及蒙古地区享有崇高的宗教地位。清廷至民国政府都给予色科寺以崇高的待遇,使其逐步成为青藏地区政教合一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透过色科寺与清朝、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的梳理与分析,不但可探讨中央治理青藏地区少数民族社会和宗教事务管理的政策及其演变,也可分析清代以来中国的"园家(朝廷)"与"地方社会"的关系模式及其变迁。     

《西藏政教始末》——1934年九世班禅在南京中央大学之演说词

《西藏政教始末》为九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尼玛（1883-1937,以下简称班禅大师）应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之请,于1934年3月19日前往出席总理纪念周之际在南京中央大学的演讲词。全文由其秘书长刘家驹（藏名格桑群觉,1900-1977）译出,辞极详尽。《西藏政教始末》演讲词于1934年3月23日和3月26日在《大公报》分两期刊载全文。全文内容共有13个部分。讲述班禅大师对国内政教政策的理解,以及阐释藏传佛教发展的历史进程及宗教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传承。该文对于研究西藏政教及当时民国政府与西藏得关系,亦有一定价值。     

试论喇嘛教形成的社会基础

喇嘛教是在公元七世纪中叶佛教传入西藏以后,经过与本教的长期斗争和互相渗透融合而形成的。它根据佛教的经典和教义,吸收了本教的一些宗教神灵和宗教仪式,并在寺庙僧侣制度等方面反映出许多西藏的特点,使佛教带上了地方色彩而西藏化了,因此被俗称为“喇嘛教”。喇嘛教不过是西藏化了的佛教。佛教能战胜和融合西藏地方的原始宗教本教,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喇嘛教,并在社会中占据重要地位,在社会生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