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国家理论与秦汉聚落形态研究——兼议宫崎市定的“中国都市国家论”

秦汉文献中的"聚"或"聚落"等概念不能等同于现代考古学意义上的"聚落"。汉代城邑是在三代特别是战国时代城邑基础上修缮和发展起来的,其中约二分之一集中于黄河中下游地区。中国古代聚落形态自商周以来就是城邑与"聚落"的共生并存,在秦汉强化乡里体制过程中,散在性的聚落以自然状态纳入国家行政系统。秦汉帝国对城乡社会的控制并不是通过有形的城郭实现的,在"大一统"专制体制下,国家不仅借助乡里组织和法律的严防牢笼社会成员,而且通过道德"城郭"控制人们的心理。宫崎市定用古代邑国与汉代乡聚亭地望上的重合论证汉代的乡聚亭都筑有城郭,进而得出中国上古经历过"都市国家"发展阶段的结论不能成立。     

从聚落到村落:明清华北新兴村落的生长过程

明清时期,华北平原的新兴村落呈现出一种由零星聚落到独立成村的发展过程。村落形成的初期,基本上是由一家一户构成,这些零星聚落多与移民活动有关;在村落发展的后期,则与村落人口向外移居而形成的"卫星聚落"有关。人口的自然增殖与流动,使得零星聚落规模不断扩大,当达到一定规模时,在地缘、血缘等因素影响下,最终独立成村。独立的标志是土地庙的建立。     

远古聚落的分化与城乡二元结构的出现

自仰韶时代中晚期起,中国远古聚落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无论是聚落的规模还是聚落的数量都有明显的扩展。与之同时,聚落之间以及聚落内部家族间的分化也急剧扩大,中心性聚落崛起,聚落内部的平等式格局也被打破,到距今4500年左右,也就是龙山时代到来之后,远古聚落逐渐被新兴的城邑和其周边郊野的村落所取代,新兴城乡二元结构登上历史舞台。     

浙江聚落:起源、发展与遗存

聚落是人们进行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的场所,是人类的居住地.因此,聚落的起源、发展与遗存状况,也是浙江历史的一个重要方面.浙江聚落的起源可以上溯到距今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和马家浜文化的罗家角类型,良渚文化时期和青铜文化时期,浙江的聚落也富有特色,到了夏、商、周、春秋战国时期,由于越国的崛起和转卷虫海侵的退却,浙江的聚落更是丰富多彩,至今仍有一些聚落遗迹可寻.     

季姬方尊与西周贵族畜牧制度考论

季姬方尊中的"田",其性质当为"牧田"或"牛田".其中所见之邑落并非普通的农耕小邑,而是一处以畜牧为主业的聚落.铭文证实了商周贵族"以奴放牧"的历史.此尊所见的聚落有其特殊的一面,它是由当时高级贵族控制下的畜牧成员所组成,若据以讨论一般的西周聚落或者宗族经济是不甚恰当的.     

宁夏地区明长城军事防御聚落的修筑特点与演变

明代出于军事防御需要,在西北地区修筑了数千公里的长城,其中在宁夏地区设立了宁夏、固原两座军事重镇及大量军事聚落对长城进行守御及管理。在严格的军事制度管理之下,这些军事聚落有着鲜明的层级结构。各层级聚落有着独特的修筑特点,聚落的选址受到水体、地势、长城、风水理论及军事活动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其城池规模、形制及内部功能布局也因层级及军事战略地位等不同而各有不同,越高等级的聚落位置越适中,规模越大,形制越完备,功能越完善,布局越合理。在明代之后,大多数军事聚落被延用下来,但因各种因素,有些聚落发展成为大中型城市,有些发展为乡镇、村落,有些被旅游业开发,有些则已废弃。对这些聚落的修筑特点及发展演变的研究,对于西北地区的城市规划及古城遗址保护有着重要的意义。     

闽台传统聚落景观区划及其应用研究

文章首先从聚落生态位研究的新视角,尝试提出聚落空间生态位的新概念,基于这一视角对聚落景观的分布及特征进行了新探索。其次借助聚落形态学和景观意象的研究方法,将闽台传统聚落景观分为5个景观区和18个景观亚区,并分析了各景观区的文化及景观特征。最后依据闽台传统聚落景观的区划结果,提出打造福建区域传统文化圈;开发闽北的综合文化观光休闲游、闽西的客家文化探秘体验游、闽南的台湾同胞入闽寻根探祖游、台湾的大陆同胞访台品渊源访亲游和高山族文化访古体验游等闽台区域传统文化旅游精品;推进传统聚落在保护中的合理开发等对策建议。     

乡村聚落景观的旅游价值研究及开发模式探讨

文章从乡村聚落景观体系入手,分析了景观体系中聚落空间、经济空间、社会空间和文化空间的旅游价值,提出了乡村聚落景观的旅游开发模式。通过案例分析,从旅游实践角度进一步探讨了乡村聚落景观的旅游开发。     

道教聚落生态思想初探

道教在致力于天国世界构建的同时,也致力于现实人间仙境--洞天福地的营造和理想人居环境--生态聚落的选择和建设.前者以神仙思想为基础,将洞天福地大置于名山大山之中.这里树木葱茏、环境幽雅,既是神仙居住之所,也是道士修道成仙之地.后者以"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为基础,提倡和选择临水背山、阳光充足、交通方便、供排水通畅的理想人居环境.两者共同形成了独特的道教聚落文化.当然,这种文化中所包含的一些不健康、迷信、落后、愚昧内容应加以摈弃.     

西双版纳傣族传统聚落的文化形态

西双版纳傣族传统聚落具有明显的文化资源保护和文化产业开发价值.本文按其功能,将传统聚落的物质形态构成要素分为宗教要素、生活要素和自然要素三类,并从空间构成上将其划分为环境空间、精神空间和生活空间,进而从物质层、心物层和心理层三个层次对文化形态赋予西双版纳傣族传统聚落的影响进行剖析,归纳出传统聚落的四个文化因子,即水之村寨、越人之村寨、神灵之村寨和佛之村寨.提出从文化内涵的角度,按傣族聚落的文化核心、社会时代特征和相应的民族价值观将西双版纳傣族传统聚落的发展划分为五个阶段,有机地统一了傣族传统聚落发展中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的作用,深化了西双版纳傣族传统聚落文化资源保护和文化产业开发中所需的、对传统聚落文化演进的认识.     

蒙古族聚落形态考辨

蒙古族历史上有古列延、哎勒、努图克、浩特、特亨等多个与聚落有关的名称,古列延是蒙古族初兴时期以军事为目的的大型聚落组织,于13世纪消失,但是在民间仍然有小型的古列延存在.哎勒是蒙古族最小的社会组织,浩特是两个蒙古包以上的社会组织,组成哎勒的成员从事何种行业都可以,既可以是放牧的,也可以是打草的,但是浩特只能是放牧过程中形成的聚落.特亨是由四五个蒙古包组成的较大的聚落.每一聚落在选址、分布、组合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特点和规律.努图克不是聚落形态,而是地域单位.     

2009“聚落与环境考古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随着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的日趋完善和自然科技手段在考古学上的广泛应用,以考察古代社会及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为目的的聚落考古与环境考古已经成为当下中国考古学研究的两个重要领域.2009年10月16日至20日,由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和山东大学博物馆共同发起的"聚落与环境考古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济南和日照两地召开.来自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以色列、日本和我国大陆及台湾等8个国家和地区的50余位学者出席会议.会议主要围绕古代聚落形态研究、古代环境变迁和古代生业经济三个议题展开.     

商代聚落体系及其成因探析

商代的聚落体系是以金字塔式的聚落等级体系、横向纵向联系紧密的聚落群分布形式构成的.不同等级的聚落之间存在主从、隶属关系.商代聚落体系中的聚落共由三级管理中心和四级聚落所组成,它们组成的多级管理机构共同维系着商代社会的完整,并组成统一型的复杂社会.聚落群的形成显然是由于各中心聚落的建立并伴随大量人口的迁徙形成的,反映了商王朝对外势力扩张的趋势及对自然资源的控制和攫取.金字塔式等级体系垂直管理、横向集群分布的商代聚落体系的形成,是由中国的地理环境、商代社会贡赋经济形态等社会因素决定的,二者构成双向互动的关系.     

红山文化聚落的层次化演变与文明起源

红山文化聚落有关资料的发现与研究表明,红山文化聚落群中已出现了中心聚落和远离聚落的祭祀中心,出现了统一聚落群之上的权力。渔猎经济的发展,居民活动的范围的扩大与群体间的接触更加频繁。经济基础的发展使社会特殊阶层的出现成为可能,凌驾于公社之上的更高一级社会组织形式就率先在这里出现。     

新疆维吾尔族传统聚落地域性人文价值研究

新疆维吾尔族传统聚落作为当地民族民间乡土文化的载体,受到所处地区人文环境的隐性作用,发挥着特有的传承功能和文化记忆功能.以新疆维吾尔族聚居的乡村聚落为研究对象,从建筑、装饰、民族信仰、宗教伦理等层面,对其地域性的人文价值进行探讨,从而反映其社会文化、精神归宿、情感依托等文化内涵,为整合本土文化资源、挖掘艺术潜力,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     

聚落、地域性联合与古代早期的社会控制——《周礼》乡里制考原

西周时期,闾、里、邑、族是基本的居民编组单位的控制管理单元,其中闾用以编排"国人",里用以编排"野人",而郊中的甸人则大抵以"邑"为编排单位。闾、里、邑在本质上都是居住单元:闾是较大聚落(国、都)内部有规划地分划而成的居住区,里则用以指称四周有垣墙围绕、附带有田地的聚落,邑系围垣聚落的通称。族的本义是聚合起来的人群,一族或包括若干闾、里;若干邑也可能联合起来,形成五邑、十邑之类的地域联合体。国、野二元体制与以聚落或居住区为基础编排城乡居民,乃是《周礼》乡里制的核心,也是西周时期乡里控制制度的根本;而以聚落或居住区分划为基础的里、邑、闾,以及包括若干聚落的地域性联合,乃是西周时期社会控制的真实形态。中国古代早期社会组织的基本形态,是以聚落或居住单位为基础的。地缘关系乃是古代早期中国社会组织与社会控制的基础,而血缘关系则更主要地表现为一种政治原则和文化表达。     

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聚居区的形成及应对原则

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自发性转移和我国加快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政策引导下的人口流迁,城市房屋租赁买卖市场房源的分布格局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就业方向以及这一群体在城市的社会归属需求,是形成城市流动少数民族聚落的客观前提、外在条件和内在机制,而亲缘、地缘和族缘为构建社会归属提供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只要我国的城乡差别、地区差距和民族差异存在,城市流动少数民族聚落也将长期存在。     

民族地区传统聚落人居文化溯源研究——以新疆吐鲁番地区为例

新疆吐鲁番传统聚落人居环境具有特殊性、典型性,是当地人们进行各种社会活动和生活的场所.其“空间”模式已跨越了单纯的建筑功能划分,呈现出当地民族人居文化的演进,是区域性经济、文化、社会、心理等各类因子的综合体现.本文以考古资料、历史文献及田野调研为依据,从多角度分析思考区域性人居建筑环境体系,溯源吐鲁番传统聚落人居空间模式的成因及文化内涵.     

大运河聚落文化遗产生成与分布规律研究

在梳理大运河文化保护项目时我们发现,大运河沿途所形成的聚落文化遗产有一定的生成与分布规律,并由此成为大运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调研统计,大运河(江浙段)现存各类聚落文化遗产148项,它们不仅是大运河文化的集中承载空间,更是宝贵的文化财富.大运河(江浙段)聚落文化遗产生成与分布呈现出若干规律,包括:运河水利工程指向性规律、运河航运节点指向性规律、运河交汇点指向性规律、运河机构指向性规律、运河商贸活动指向性规律.我们认为,大运河聚落文化遗产的生成与分布,不是某种单一规律,而是多重规律共同作用的结果;多重规律之间,有先有后,既相互关联、互相影响,又相互促进、互为因果.     

家族文化研究的新成果:《齐鲁家族聚落与文化变迁》评介

山东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王蕊博士之新著<齐鲁家族聚落与文化变迁>由齐鲁书社于2008年8月出版.历史上,有影响的齐鲁家族众多,<齐鲁家族聚落与文化变迁>所研究的主要十大家族以是否有家族聚落遗存作为选择标准,即作者对齐鲁家族的考察不止于精神层面,且注重物质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