痞子文学与舆论导向

打开电视机,一位主持人手拿着话筒和一位明星在对话。那明星正在称赞某一位作家,末了又说:“人家说他的作品是痞子文学,我看,写痞子文学的不一定是痞子。”主持人连忙附和:“对呀,写痞子文学的作家不一定是痞子,作家和作品是两回事嘛。” 这是个老掉牙的话题了。写小偷的作家不必亲自去行窃,写妓女的作家不必亲自去卖淫或做嫖客;倘要一个写死刑犯的作家亲自去挨一下枪子,那可就更荒诞了。作家可以调动他的独到的观察、丰富的想象和体验,去刻划人物的复杂内心世界,这是文学创作的常见手法。     

笑中有泪 泪中有情——香港农民作家吴应厦访谈录

香港唯一写农村题材的作家 第八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在南京召开时,他出现在我面前,中等偏高的个子,闽粤人的脸型,黑黝黝的皮肤,说着港腔普通话。他握着我的手,感觉告诉我都是老茧。寒喧后,他走开了。 “这位先生是香港作家吗?”我问香港作家李远荣。 “是的。他是一位出色的香港作家,而且他是香港唯一写农村题材的作家。” “香港有农村?” “大屿山是距离香港本岛不远的海岛。它就是香港‘万国都会’的郊区。岛上土地肥沃,民风淳朴,居民大都是从广东东莞、潮州等地来的移民,生活习惯、道德观念都与大陆相同。吴应厦就以大屿山为背景,写了一本18万字的小说。” 说着,李远荣递给我一本印刷、装帧都非常精美的书,“这就是吴应厦的小说《女人啊,女人》。”     

“尽力飞腾逐大波”——访《李自成》的作者姚雪垠同志

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第二卷出版的时候,我们访问了作者姚雪垠同志。姚雪垠同志是一位六十七的老作家,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在封建文化和资本主义文化中泡了半辈子,所走的道路是资产阶级的文艺道路。”他强调说:“没有共产党和毛主席,就没有我的今天,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李自成》,是党和毛主席给了我这个旧社会来的小说作家以新的艺术生命。”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作者就有写《李自成》这部小说的念头,然而“空有兴趣而不能认真着手准备工作,不仅没有生活保证,而且首要原因是没有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武器去征服这一重大的历史题材,不明白应该写什么和怎样写。”因此,他深有感慨地说:“倘若我用原来的思想感情和遵循原来的创作道路去写农民革命战争小说,必然是南辕北辙”,“纵然勉强能够写出一部历史     

艺术感知的深化——谈陆文夫对《门铃》的修改

作家对客观事物认识与艺术感知的不断深化,反映在创作过程中,形成为对作品的修改这一阶段。因而,从作家对作品的修改中,可以了解到作家从初稿到定稿之间的认识与艺术感知是如何在不断深化的。陆文夫的《门铃》的几个未定稿本,为我们提供了研究一位作家的“修改”这一创作过程的条件。《门铃》,基本成形的有三稿,写了一半就放下另写的有四稿,开头部分写了有十二稿。陆文夫是怎样不断修改自己的作品的?也就是说,他在创作     

人生第一课

这是一家普通的幼儿园——刚刚入园的儿童被老师带进幼儿园的图书馆,很随便地坐在地毯上,接受他们的人生第一课。一位幼儿园图书馆的老师微笑着走过来。她的背后是整架整架的图书。“孩子们,我来给你们讲个故事好不好?”“好!”孩子们答。于是老师从书架上抽下一本书,讲了一个很浅显的童话。“孩子们,”老师讲完故事后说,“这个故事就写在这本书中,这本书是一个作家写的。你们长大了,也一样能写这样的书。”老师停顿了一下,接着问:“哪一位小朋友也能来给大家讲一个故事?”一位小朋友立即站起来。“我有一个爸爸,还有一个妈妈,还有我……”…     

让作文贴近血肉人生

汪曾祺曾赞美沈从文的创作是贴近血肉人生的。好一个“贴近血肉人生”!我们不少学生作文之所以写不好,就是因为他们不自觉地背离了血肉人生。南京师范大学附中特级语文教师王栋生曾说:“几十年来作文教学的最大失误,是没有把写作者当人,没有把写作当作是人的生命活动。”让学生把作文与自己真实的人生联系起来,学生才会真正自觉地去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王跃文曾说:“我觉得写作是我生命存在的一种方式。”作家刘墉曾说过下列一段话:我从不认为自己的文章写得好,它们只是说我的心、我的情。我常一边写,一边落泪。于是,我告诉自己:管它好不好…     

赵树理创作的现实主义特征

赵树理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有独特创作个性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的创作的现实主义特征,我以为有三个方面: 一、坚持写自己所看到的,不为观念而牺牲现实赵树理说他有一条创作原则:“有多少写多少”。这句话的意思是指他写的东西都必须是自己亲眼看到的,亲身经历的,亲自感受到的。因为坚持从生活出发,写出的作品不能“完整”地符合某种理论、观念,他为此受到过某些评论的指责。本来一种理论如果是正确的,它一定是从实际生活中抽象出来的。这种理论与实生活总是统一的。然而,抽象化的东西并不等于实生活。例如社会主义时期的级阶矛盾,归纳成为理论,可能只有几十个字,而在实际生活中的表现,却十分纷纭复杂、丰富多彩,绝不是只有一种模式。作家如果要使自己的创作生命永不枯萎,那就绝不可脱离生活,而躺在书本上。坚持“有多少写多少”的原则,恰恰是赵树理在     

关于近一百多年中国文学历史的编写工作——为祝贺《19—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史》出版而作

一 前不久,有的日本学者在谈到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工作时,比较了日中两国学者对于编写文学史的不同态度:木山英雄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喜欢写文学史,因为需要教科书。除了教科书以外,在日本写文学史很少”;丸山升也指出相比之下,日本学者更注意作家作品的评论研究。记得1982年在海口举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二次年会”期间,一位香港学者也跟我谈起过类似的看法,认为文学史只要一部就够了,更需要的是对作家作品     

为何写作:有趣的回答

五大洲400多位作家对“为什么要写”的回答形形色色，仅举数例如下： 中国巴金说：“我以文学改造我的生命、我的环境和我的精神世界。”     

崔曙海的创作特色和艺术风格

崔曙海(1901—1932)是朝鲜“新倾向派”文学的一位主要代表作家。他的作品对旧制度揭露深刻,鞭挞有力,富有战斗性和号召力;文笔犀利,形象逼真,具有鲜明的特色和独特的风格。早在1925年,崔曙海就曾在《朝鲜文坛》上发表文章开宗明义地宣称:“我写文章,真正地是在写,将来也要努力写……但我只写无愧于良心之作,对我个人的感情不想作无谓之谈。”他对创作的这种态度在1926年发表的杂文《血痕》里阐述得更加清楚。在这篇文章里,他一方面坦率地承认经常感到痛苦,要求自己“把久久郁积在胸中的痛苦辛酸倾泻出     

一个作家的境界与追求——在“张炜文学周”研讨会上的发言

各位同志、各位同学,非常高兴今天能来参加“张炜文学周”开幕式.张炜今年才36岁,才写了12年,就写了400多万字的作品.他这样写下去,写到我这个年龄,我不知他要写多少,可惜那时我也许看不到了.但我们今天看见他了,当我们离一个人远的时候,我们往往把他想象得非常丰富、非常独特,富有个性化,一旦靠近了,又觉得他很普通.张炜就是这样一位普通的青年.我想时间会说明一切.张炜是一个典型的作家,一个真正的作家,作家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十年前我曾写过一篇文章,那时我就认为他能有大的成就.就象到了春天杏花就要开,到了秋天山楂就要     

重叠·平行·交叉——关于奥尼尔与贝克特剧作的点滴思考

重叠的起点一九一三年,美国戏剧家尤金·奥尼尔创作了独幕剧《东航加迪夫》。这出小戏虽不是这位“美国戏剧之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代表作,但标志着他创作道路的起点。作家自己认为这个独幕剧“非常重要”,因为“在它里面,可以看到或是感觉到我全部后来写的更为重要的作品中的精神、生活态度等等的萌芽”。四十年后,另一位也荣膺诺贝尔文学奖的爱尔兰剧作家萨缪尔·贝克特在巴黎推出他的     

难忘恩师沈西蒙

在中年之前，我连作家梦都不曾做过半个。在突然改行写作之後，一位同窗好友找上门来，指著我的鼻子说：“你疯了！”知道我的友人都说我是作家。但我每次听到“作家”二字，的确有著一种诚惶诚恐的感觉。这不是自谦，因为在我中年之前，我连作家梦都不曾做过。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是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毕业生。就说我的中学生活，也是在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度过的。作曲和作家仅一字之差，但就职业行当而言，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与我相交素笃——或日知根知底的挚友，都知道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中年之前在事业上曾经为自己绘制过不少蓝图…     

写好人生“作文”

退休十几年,我依然充实快乐,生活丰富多彩.其重要原因是利用自己的丰富经验,指导中小学生写好作文,传授自己的教学经验,写好了自己的人生“作文”. 儿子见我辅导成人高招作文总拿着手稿,便鼓励我将积攒下来的资料加工整理.历经6年,2007年《中小学作文新说》由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一所重点学校的校长说:“写得很实在,将作文与做人密切结合,是素质教育的精神财富.”广州一位女士说:“我跑过不少书店找不到适合家长辅导孩子写作的资料,如今总算如愿以偿.”     

写真和失真——谈《李双双小传》《耕耘记》的得失及教训

李准同志是建国以来在党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一位有影响、有成就的作家.从五十年代末开始,他就“想写一些农村新人物,想在农村新人的精神面貌上,新的性格形成上,进行一些探索.”①他说:“我所以希望写,要写,是那些新品质新思想给我的教育和鼓舞.时代赋予了他们新的灵魂,时代使他们在新环境中跃然纸上.”②一九六○年发表的《李双双小传》和《耕耘记》,就是     

论田德里亚科夫的道德心理小说

在当代俄罗斯小说界,B.田德亚科夫是一位引人注目的人物.这倒并非因为他1941年就应征入伍,和邦达列夫、贝科夫一样,同属“前线一代”作家的行列;也并非因为他写了大量农村题材的小说,被文学评论家誉为“农村散文”流派主将之一。他之所以引人注目,恰恰因为他“勇敢地坚决地干预了生活”。他是一位敏感的作家,善于在各个不同时期尖锐     

不要总寄希望明天

有位书法家对一位用废报纸练字的人说:“如果你用最好的纸来写,你可能会写得更好。”那人很奇怪地问原因,书法家笑而不答,只写了一个“逼”字,那人顿悟,这是让他惜纸逼迫自己写好字。年少时我练毛笔字,听老师在课堂上多次说起,觉得平淡无奇,不可理解。蓦然回首,才知其蕴味深刻。记得还有这样一则谚语:“如果你想翻墙,请先把帽子扔过去。”因为你的帽子在那边,你     

报告文学的昨天、今天和明天——报告文学发展轮廓的描述

昨天当报告文学刚刚呱呱落地,来到人世间时,许多人把它看成是个“毫无价值的”小不点儿,且不说资产阶级对它不屑一顾,连我们队伍中的人对它的作用也都发生怀疑。高尔基曾劝一位作者去写特写(报告文学),这位作者犹如面对第一辆出现的火车的人立即给高尔基回信道;“我因为创造力的昂扬而全身发抖,您却劝我试写特写,这是开玩笑吧?”在这位作家看来,报告文学是个劣等的文学样式,写它不需要创造力。在苏联,有位作者曾因写过一篇很有名的长篇小说而一鸣惊人,这本书被翻译成许多国家的文字,后来有人请他写一篇重要的关于当前迫切问题的报告文学,他说:“感谢上帝,现在我已走到一条大路上来了,我可以不再写报告文学了。”这二例,可以说是整个社会对刚出土的报告文学的误解和冷淡态度的缩影。但是,报告文学却并不因此而夭折,它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它     

经常与“官司”打交道的作家——访“文坛大侠”张扬

寒冬的一个上午,天下着蒙蒙细雨,我“打的”去湖南省作家协会,去会一位朋友,不想却遇到了慕名已久的“文坛大侠”——湖南著名作家张扬。他们正在侃谈。张扬笑着说道:“你们来吧,我可不是中文系的本科生,我是大围山出来的,我是土匪。如果你们敢来,我这里有铁棍,可以打断你们的肩胛骨,我这里的宝剑是可以杀人的,五万伏的电棒随时恭候着你们,床下还有硫酸、硝酸,只要你们敢来。虽然,我可能活不成,但你们也别想活着离开我张扬的家。”我以为作家在跟朋友说书,却不料他是在对一个打恐吓电话的流氓回话!原来是张扬写了一部长篇纪实文学《谎言重复千遍以后     

“精神胜利法”与传统文化之关系

一在《阿Q正传》里,鲁迅一下笔就说自己要给阿Q作传“已经不至一两年了”。后来又在《<阿Q正传>的成因》中说:“阿Q的影像,在我心目中似乎确已有好几年,“但我一向毫无写他出来的意思”。《阿Q正传》发表后,鲁迅又几次对小说的写作意图及人们的评价发表过看法。考察一下作者对自己作品的意见,对于正确理解和把握作品是十分有益的。特别是对鲁迅这样的思想家型的作家,更应该注意他对自己作品的评价。一般悦来,当作家把作品创造出来后,作品就有了自己独特的生命,它就成了离开作家这个母体的独特的存在物。就不完全受作家理性的支配了。作家的评价也就代替不了读者的美感体验和理性判断。作家创作的主观意图就可能与读者的体验和理解发生不一致现象,这种现象在文学史上是不乏其例的。作家与读者间的不一致,其原因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