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南朝士人忠君观念

学术界多认为南朝士人几无忠君观念,文章通过史料钩沉,认为由于传统儒家忠孝伦理的惯性作用、(?)人个人自我人生价值的追求、社会舆论导向作用及统治者的倡导等原因,一部分士人心中仍保留了较为强烈的忠君观念。     

五代时期冯道的视君犹佣观

五代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朝代更替频繁,士人价值观出现变化的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士人多朝为官、历仕多君的现象比比皆是,蔚然成风,这显然与传统儒家所倡导的忠君观相冲突.五代士人的忠君观受到当时政权兴替、社会舆论、士风沦落以及个人观念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同时士人的忠君观在这个时期的不同阶段其表现形式又各有不同,士人忠君观的表现形式不断出现变化,其中又以五代时期的冯道最为典型.因此以冯道为例,通过对冯道其人、视君犹佣观的表现,并结合时代背景、个人因素等多种因素对其表现形式进行理性分析,进而探讨冯道的视君犹佣观,并延及其对五代及后世的影响.     

宋金元时期民族观念的演化

中国传统民族观念在宋金元时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宋代士人继承隋唐以来的民族观念，通过文化论述以区别华夷；金、元易代以及宋、元鼎革时期，传统纲常里的忠君思想高涨，渐渐凌驾于士人心目中的华夷大防之上；而到由元入明之际，决定士人政治抉择的主要因素已是君臣大义而非华夷之辨，华夷之间的界限，呈现出逐渐模糊的趋势。     

试论两汉士大夫的忠君观念与忧患意识

忠君观念是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极力要灌输给士大夫的一种观念,最高统治者希望士大夫们把忠君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忧患意识则是古代封建社会士大夫的一种人生自觉。忧患意识和忠君观念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当忠君观念根植于士大夫们的头脑之后,他们忧国、忧君、忧民的思想与行为,便是在忠君观念的支配下进行的。     

明清鼎革之际的常州士人

王朝鼎革之际,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士人往往都面临守义和变节的生死选择,明清的"夷夏"更替尤其是"薙发令"的强制推行,于"亡国"之外更加上"亡天下"的忧惧。尽管如此,仍是"国破君亡,鲜见忠义""衣冠介胄,叛降如云"。这种生死选择,除去"忠君"观念的影响,实际上体现了个人对"忠孝节义""礼义廉耻"儒家文化的认同程度。文章以明末常州籍士人为例,揭示那个风云变幻时代士人的人生荣辱,并以此表达对管绍宁等常州英烈的崇高敬意。     

士人与大众文化心理的交融 --元杂剧三国戏的文化透视

从经典文化与大众文化碰撞融合的角度重新阐述了元杂剧三国戏的文化意蕴.元剧作家在向三国故事取材的同时,大众文化层面的某些东西也随之进入到三国戏中.剧作家的士人身分,以雅融俗的思维方式,其以史写心的创作本旨,又使三国戏印有雅文化的色彩,个中寄寓着元代士人群体的复杂文化心理.这从仕隐矛盾心态的投注,忠君观念的强化,三国人物身分品格的雅化等方面可见一斑.这说明元杂剧三国戏是士人与大众文化心理交融的产物.这种文化层面的碰撞融合,影响着三国戏的文化内涵、人物特征与美学风格,也影响着罗贯中的创作.     

试论科举废除与辛亥革命的关系

科举制的废除与辛亥革命的发生有着必然的内在关系。科举入仕的中断使得旧式士人转而从商、从军,这不仅为辛亥革命的发生奠定了经济基础,还为清王朝的覆亡培育了直接的掘墓人。科举制的废除,使得儒家的忠君思想开始动摇,大批士人的留学和新式学堂教育为他们接受西方革命学说提供了机会,而这又成为辛亥革命爆发的思想基础。     

宋人籍贯观念述论

宋代士人的籍贯观念反映了他们的地域认同观念.宋代士人的籍贯观念分为官方户籍登记形成的户籍观念、家族长期定居形成的祖居地观念以及郡望观念三个层次.户籍观念尚未完全形成,以祖居地意识为主,郡望观念仍有残留,是宋代士人籍贯观念的典型特征.     

唐传奇的言情模式与唐代士人的婚恋观念

唐传奇言情模式主要有两种：一为士人与身份微贱的女子的恋爱，一为士人与神女的艳遇。它反映唐代士人面对两性关系渴望浪漫爱情时，普遍存有一种冶游心态，而婚姻观念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门阎意识的影响。这种复杂婚恋心态的形成根源主要有两个：一是美感意识、世俗欲望在唐代的全面复苏；二是魏晋六朝社会制度和等级观念的持续影响。     

也论中国古代忠君观念的产生

本文对忠君观念是从孝中分离或延伸出来的观点提出异议,认为孝既不能协调君臣关系,也没有包含臣对君的忠.忠君观念产生于春秋时期,其思想渊源就是西周的臣德"敬",其母体则是春秋的公共道德"忠".春秋时期调整、规范君臣关系的道德是"君明臣忠".君明臣忠观念的产生是由于君臣政治关系的明确和社会道德的进步,特别是社会政治的巨大变化."忠"君之德的产生与宗法制度和孝德无关.     

唐宋词籍在明末清初传播述略

清词"中兴"局面的形成是多方面合力作用的结果,唐宋词在明末清初的广泛传播是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在明末清初,唐宋词主要是通过纸本的方式传播的,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词籍传播",当时词籍的传播途径主要是唐宋词籍的汇刻和唐宋词选的重印,其中唐宋词选重印者主要有《花间集》、《草堂诗余》、《绝妙好词》和《乐府补题》等,这些词籍在不同时期的传播间接地反映了明末清初词学观念的变迁。     

论宋明儒家的“习心”思想

一直以来,儒家人性论以"性善论"为其主流,因而关于"恶"的论述并非他们的理论重心。但是在宋明儒家的理论中,"恶"的问题却以另外一个概念——"习心"的方式进行着讨论。他们认为,人有"习心",便是人们在道德实践中之所以出现道德之恶的根本原因。为了较为全面地了解这一观点在宋明儒家理论中的表现,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一、"习心"是如何产生的,即"习心"的生成论问题;二、它是什么,且为什么是恶的,即"习心"的价值论问题;三、它怎么体现在人的行为中,并且又如何在道德实践被清除掉,即"习心"的实现论和否定论问题。     

论"品式":西晋《户调式》、北魏《丘井式》、隋《输籍样(式)》

两汉的"式"制取"样"的意思,一种制度的标准模式,与"品"制结合,谓之"品式",构成"汉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魏晋"品式"普遍化,一般事务均有"品式"的规定.<户调式>是西晋赋税"品式"中"样"方面的规定,用作划分户等时比照和折算的基样.北魏<丘井式>是户籍编造的样式.<输籍样>仿自<户调式>,也用来"定户上下".<通典>不懂"品式"制,把<户调式>中修饰"样"的形式方面的规定,即"占田"、"课田"从"式"中抽出,当作土地制度归入<田制>;把<丘井之式>中的"均田"幌子当真,视其为由国家分配土地的"均田制";把<输籍样>解释为"轻税"之法,目的在于挖"浮客".<通志>、<文献通考>继承了这些错误,并一直影响至今.     

汉唐时期的经学与史学

经学与史学是中国古代因缘颇深的两大显学。在从两汉、历经魏晋南北朝而至隋唐的整个中世纪前期。经史关系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两汉时期，史籍在目录分类上尚未形成独立的部类，史家的崇经意识非常明显，以公羊学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对这一时期的史学思潮产生了重要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呈现出的重视人物品评和历史评论。以及南北朝史学风格迥异等现象，则与这一时期玄学经学的兴起、以及南北朝经学分立现象的出现是相一致的；隋唐时期，经史关系集中表现为统治者对于经史之学的高度重视，由此出现了许多经史兼通的大学者和进行经史同步大总结的时代学术现象。     

浅析明清以来山西典商的特点

明清时期 ,山西典商长足发展 ,其数目之多、规模之大、分布之广 ,其他商帮难以比拟。文章主要论述了山西典商在蓬勃发展中所呈现的开设当铺多 ,从业人数众 ;北多南少 ,分布广泛 ;资本构成多样 ,实力雄厚 ;经营灵活 ,业务多元 ;内外治理 ,严格有效等五个鲜明特点     

两汉前期世风之比较

西汉前期和东汉前期的世风表现出很多相似之处,也存在一些差异。对二者进行比较,有助于加深对汉朝社会的认识。从分析两汉的社会背景入手,分四个方面对比了两汉前期的社会风尚,即出身观念、奢侈、守礼、区域性特征,由此得出两汉世风差异的原因在于统治社会的思想不尽相同以及作用差异的结论。     

论元末明初中国与高丽、朝鲜的边界之争

中朝边界自渤海、辽、金时期起 ,至元朝初年相对稳定 ,基本稳定在朝鲜咸兴以南的定州、宣德、元兴三关及都连浦一线。元中叶以后 ,元帝国国势衰落。高丽王朝、李氏朝鲜乘机极力向朝鲜半岛东北部扩展领土 ,中朝边界迅速北移     

辽代石刻碑文用韵及辽金文韵比较

金代文赋用韵与辽代石刻碑文相比大体相同,但也有差异：阴声韵中,歌戈、鱼模、尤侯三部与辽代石刻碑文表现一致;家车、皆来、支微、豪萧四部则略有不同。阳声韵中,江阳、庚清、东钟三部的表现与辽代石刻碑文相同;覃盐、寒先、侵真三部则有不同。在入声韵中,屋烛、德质两部的表现与辽代石刻碑文中的表现一致;觉铎、月帖两部则有一些差异。     

论秦汉时期宁夏地区的民族与文化

宁夏地区战略地位重要,自古就是华夏与戎狄族的交汇区,也是草原和农耕文化的交汇区。秦汉统一王朝建立后,以郡、县制代替了少数民族古国。汉武帝时期,迁贫民于北地、安定郡,又置匈奴属国,促进了民族融合和经济发展。西汉末东汉初,一度分裂,后又归于统一,经济、文化又有所发展。汉安帝时期及其后,羌族侵占安定、北地、上郡,迫使汉王朝两次放弃三郡,经济、文化遭到严重破坏,北匈奴又乘机侵占了宁夏北部。正是在局势动荡中,宁夏地区涌现出了如皇甫规等名将家族。历史事实说明,分裂对边境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发展是不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