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修辞学百年发展纵横谈

宗廷虎先生《中国现代修辞学史》指出:“1905年问世的汤振常的《修词学教科书》与龙伯纯的《文字发凡.修辞学》卷,是我国最早出现的修辞学著作。”①根据宗先生的这一观点,中国现代修辞学发展至今整整一百年了。一百年来,中国现代修辞学经历了萌芽阶段,发展阶段和繁荣阶段。上一世纪末和本世纪初,修辞学界许多有识之士都对中国修辞学向何处去提出了疑问,“滑坡”说、“低谷”说、“亟待振兴”说、“落后”说等应运而生。在中国现代修辞学走过100周年的今天,我们应该怎样看待它?评价它?这里,我们组发湖北师范学院中文系三位曾经在中国现代修辞学的重镇———复旦大学学习和研究过修辞学的语言学博士的笔谈,他们从几个不同的侧面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     

为修辞学史研究开辟了新的里程——评《中国修辞学通史》

数年前,听说郑子瑜先生和宗廷虎先生主编、陈光磊副主编我国第一部规模宏大的修辞学通史,我是十分高兴的。现在,看到《中国修辞学通史》的出版,怎不令人万分喜悦呢!一摆在我案头的《中国修辞学通史》(以下简称“通史”)5卷本,洋洋211万言,是我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内容最为丰富的修辞学史著作。如果说1984年出版的郑子瑜《中国修辞学史稿》(以下简称“史稿”)是为我国修辞学史的研究建立了第一座里程碑的话,那么,这部1998年由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通史》就在我国修辞学史学科上树起了第二座里程碑。回顾十多年来我国修辞学史的研究历程,是…     

20世纪中国修辞学研究的几个问题

20世纪中国修辞学曾经拥有骄傲,但这骄傲其实主要只是属于《修辞格》、《修辞学发凡》和《语法修辞讲话》。尽管今日中国修辞学专业队伍与以往已不可同日而语,但修辞学的阐释力其实却在大幅下降。面对当今生活,修辞学陷入了“失语”的窘境,而修辞学之所以“失语”,关键就在于既未能根据社会中心话语而及时调整自己的学术聚焦,又未能根据语言领域的变化而有效地获得相应的生活体验和理论素养,从而建立新的研究范式,于是,修辞学在相当程度上只能成为“自言目语”。     

修辞学史家宗廷虎对修辞学的贡献

修辞学史我以为是属于修辞学学的一个重要部分。如果修辞学以修辞现象为其研究对象,那么修辞学学则以修辞为其研究对象。修辞学学不但有其时和历时之分,也可以有理论、评论和鉴赏之分。修辞学学既然是对修辞学说的一种理论研究,那么,也只有当修辞学说繁荣到一定阶段的时候才有可能诞生修辞学学。这一方面是因为修辞学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时,出现了对评价、选择各种修辞学说的理论原则的渴望,另一方面也为这种理论说明提供了基础。中国的传统修辞学说是非常之丰富而发达的,这不同于语法学,马建忠《马氏文通》之前的中国语法的确是不如洋人的,写一本《<马氏文通>前的中国语法学》,部     

革新:修辞学完成科学化的必由之路

0.1 陈望道先生所著的,标志着“中国化的科学的现代修辞学”诞生的《修辞学发凡》(以下简称《发凡》),已经经历了将近一个甲子了。回顾60年来修辞学研究走过的道路,我们确确实实为陈望道的高瞻远瞩、博大精深所叹服。他的许多修辞观点,如“修辞的两大分野”、“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义”、“修辞原是达意传情的手段”等,至今仍让众多的研究者反复咀嚼、磨研不已。可以这么说,《修辞学发凡》不愧为“现代     

论《修辞学通诠》对“辞”的探讨

《修辞学通诠》是中国现代修辞学建立初期的一部重要著作,它的出版标志着中国修辞学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书中对修辞学中的许多问题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论述,其中对“辞”从语言和思想两个方面进行的较为精辟的分析,为我们研究修辞学提供了比较广阔和全面的研究思路。本文在现有的关于《通诠》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再次对《通诠》中的“辞”及其对“辞”分析进行研究,以期获取更多的对修辞学的认识。     

从台湾的修辞学研究说到澳门的语体学研究

台湾各大学中文系课程,一向都有“修辞学”一科,可是台湾学者研究修辞学,著成专书的,却是始于六十年代初期。在这之前,流传于台湾的现代修辞学著作,只有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发凡》(台湾学生书局翻印这本书,改名为《修辞学释例》)、杨树达先生的《中国修辞学》和陈介白先生的《修辞学讲话》等三家书而已。据孙传钊氏《我国台湾修辞研究概述》一文所说:“新加坡华裔学者郑子瑜先生写的《中国修辞学的变迁》一书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语学教育研究所出版后,在台湾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以后台湾学者撰写修辞学专著时也都在书中用专门章节来回     

新时期修辞学研究述评

同其他学科一样,修辞学研究也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复兴的。在短短的十年时间里,修辞学研究发展迅速,已成为语言学内部的一门令人注目的学科。特别是进入八十年代以来,中国修辞学会以及各大区修辞学会的相继成立,一系列修辞学术活动的蓬勃展开,有关修辞的众多理论问题的探讨,第一份修辞研究杂志《修辞学习》的创刊发行以及大批修辞学论     

《修辞学发凡》与中国修辞学研究转型

以陈望道《修辞学发凡》的出版为标志,中国修辞学研究结束了长期以来的文论附庸状态,建立起独立的现代修辞学学科,实现了中国修辞学从＂文论附庸＂到＂独立学科＂的转型。《修辞学发凡》因为其语言本位观、科学方法论和完整而新颖的理论体系得到学界广泛认同,担当了完成中国修辞学研究重要转型的历史使命,引领中国修辞学研究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并为中国现代修辞学的繁荣奠定了理论基础。     

史笔纵论修辞学 不薄前人爱后人——评《中国修辞学通史》

中国修辞思想和评论,最早见于甲骨金文。古代修辞学的建立始于宋代陈的《文则》,现代修辞学的第一座里程碑是３０年代出版的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而中国修辞学史的研究则起于本世纪２０年代,为时很晚。８０年代中期以后,才有郑子瑜的《中国修辞学史稿》、易蒲和...     

源远流长的中国修辞研究——喜读《中国修辞学通史》

郑子瑜、宗廷虎主编、陈光磊副主编的《中国修辞学通史》(以下简称《通史》在世纪之交出版了。这是修辞学界的一件大事,也是我国学术界的一件大事。《通史》作者以大量翔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为依据,深入细致地探索中国修辞学的源和流,令人信服:中国修辞研究源远流长。作者钟情于中国修辞学的鲜明特色,“对其形成发展进行多角度地、系统地、动态地考察和研究”,描述其历史进程,探讨其发展规律,旨在弘扬中国修辞学的特色。多角度、系统性、动态性正是这部煌煌巨著的特色。一、多角度《通史》对中国修辞学历史发展的特点进行了多角度的探索研究,…     

一部具有创新意义的修辞学力作

读过刘焕辉先生新著《修辞学纲要》(以下简称《纲要》),获益甚深。书中有很多独到之处,令人耳目一新,反映了我国修辞学界新的学术水平,“是国内修辞学这一学科承前启后,具有创新意义的力作。”一《纲要》全书34万多字,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修辞学总论”包括五章,论述了修辞和     

修辞学：文学批评新思维

“修辞学”的全称是“小说修辞学”或“叙事修辞学”。它一方面继承了从柏拉图的《共和国》到韦恩·布斯的《小说修辞学》中的有关叙事的传统理论;另一方面又大量吸取了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尤其是法国结构主义文论中有关叙事的新成果。修辞学关注的焦点在于一系列依据自然时间顺序的事件是如何被叙述组织成一个完整统一的话语结构,其中包括了视点、人称、时间、节奏、结构、隐含作者和叙述者等众多具体问题的讨论。与传统的文学理论相比较,它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理论前提设置的抽象化,二是其研究对象的本体化。     

研究修辞学史的一座丰碑——读《中国修辞学通史》

1 一部气势恢宏、博大精深的《中国修辞学通史》(以下简称“通史”) 5卷本 ,经过老中青三代专家、学者长达 8年多的艰苦努力 ,终于在1 998年 9月由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这是一件令中国人骄傲、自豪的大事 ,因为它为跨入 2 1世纪中国新文化建设拉开了壮丽的一幕 ,我们可以史为鉴 ,更加深入地研究修辞学 ,弘扬我们的民族文化 ,同时 ,可以让世界全面了解中国贯通古今研究修辞学的历史 ,更多地了解中国 ,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况且 ,“据了解 ,西方也只出现过断代史或某几个历史阶段相连的史著 ,尚未见有贯穿古今‘通史’问世。”研究中国修辞学…     

中国古代修辞学的产生与早期的修辞学著作

本文是中国古代语言学史系列论文之一,简述了中国古代修辞学的产生和早期的研究情况,重点介绍了刘勰的《文心雕龙》和陈骙的《文则》这两部早期的修辞学著作的主要内容及其在中国古代语言学史上的价值、地位和影响。     

陈望道修辞学术思想和中国修辞学史研究

80年代以来,我国的修辞学史研究被公认为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1998年底吉林教育出版社一次推出了二百多万字的《中国修辞学通史》(五卷本)。这部书由著名修辞学史家郑子瑜、宗廷虎主编,陈光磊副主编,它标志着我国修辞学史研究的新水平。本文着重探讨了陈望道修辞学术思想对中国修辞学史研究的重大影响,包括对复旦大学修辞学史研究,特别是对《中国修辞学通史》的影响。作者还回顾了《中国修辞学通史》的撰写缘起、写作原则及研究修辞学史所具有的文化学术意义。     

杨树达《中国修辞学》的学术话语及其中国特色

杨树达《中国修辞学》的学术话语建构颇具中国特色。《中国修辞学》鲜明的民族性与杨树达的基本语言文字运用观相契合。从标题的言简意赅可管窥《中国修辞学》的整体语篇特征。现代语境下，以文言语词作为元语言，是《中国修辞学》话语建构的基本语词特征。《中国修辞学》学术话语的民族性、体系性、辩证性、创新性可以给当下话语体系建设提供某些重要启示。     

从《中国修辞学的变迁》到《中国修辞学史稿》——评郑子瑜教授的修辞学史研究

郑子瑜教授的《中国修辞学史稿》(以下简称《史稿》,上海教育出版社1984年出版) 的面世,标志着汉语修辞学经过漫长的跋涉,已经步入了成熟期和繁荣期. 1964年,郑子瑜先生应聘为日本早稻田大学语学教育研究所客座教授.这年5月30日在"东京中国语学研究会"上,郑先生作了一次演讲,演讲的题目就是《中国修辞学的变迁》.1965年,这篇讲稿及四篇短文合成一本小册子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出版.这本约五万字的小册     

《变异修辞学》序言

修辞学除语体、风格之外,包括规范性修辞和艺术性修辞两大部分,而艺术性修辞又分常规性修辞和变异性修辞两大内容。我国以往对规范性修辞和艺术性修辞中的常规性修辞研究较多,而对变异性修辞则缺乏系统的研究。陈望道先生《修辞学发凡》中谈“拈连”时的引例“吹起旧时悲”、“敲碎离愁”,以及“移就”中所引“快乐的绿林翠     

当代中国修辞学的一部力作——纪念王希杰《修辞学通论》出版10周年

我国著名语言学家、南京大学博导王希杰教授的鸿篇巨著《修辞学通论》出版已10周年。这10年间,《通论》在中国学术界发生的影响是极大而深远的,对中国修辞学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通论》在科学品位的追求和哲理的探索,以及"得体性原则"——修辞学的最高原则的阐释和系统化等方面的特色是很值得认真学习和探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