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底侦查取得供述的效力刍议

卧底侦查作为一种特殊的侦查手段,对于某些重、特大犯罪案件的侦破有着无法替代的作用.但是,由于其特殊性极易造成不良后果,使得卧底侦查取得供述的效力,一直存在着较大的争议.因此,在借鉴美国的做法,考虑中国的侦查实践的基础上,我国应明确卧底侦查取得供述的效力,寻求保障人权与打击犯罪的最佳平衡点.     

论现代侦查讯问的非强制性本质

通说认为讯问是一种典型的强制侦查方法。从侦查讯问的历史来看,讯问作为最为有效的侦查手段,强制性始终是其突出的特征。现代侦查讯问中自愿到案接受讯问具有明显的非强制性。在经传唤到案讯问与羁押状态下讯问中,犯罪嫌疑人自由决定是否接受讯问、是否供述,侦查人员不得进行任何强制,同样具有非强制性特征。权利制衡、权利告知、强制讯问方法绝对禁止是现代侦查讯问非强制本质的制度构成。为平衡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冲突,现代侦查讯问存在强制性例外情形,但非强制性是其本质属性。     

论我国讯问前权利告知的完善

在法治国家（地区）,沉默权和律师帮助权是讯问前最主要的告知内容,如果侦查机关未告知这些权利,则所获供述有可能落入非法供述排除的范围。在讯问前未告知权利与非法供述排除规则的关系上,法治国家（地区）形成了原则加例外模式和裁量排除模式。我国《刑事诉讼法》虽有讯问前告知权利的规定,但告知内容单薄,且未确立程序违法所获供述排除规则。作为理想的改革措施,我国应借鉴法治国家（地区）有关讯问前权利告知制度,建立完整的讯问前权利告知规则;通过对现行立法和司法解释相关规定的进一步挖掘,也可以在不突破现行法律框架的情况下一定程度上弥补我国讯问前权利告知规则的缺陷。     

论监听作为取证手段的法律问题

监听对于侦查机关打击和惩罚犯罪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同时监听也是一把双刃剑,如对监听不加任何限制的采用又会严重侵犯公民的隐私权。因此,各国大都对监听的采用规定了严格的法律程序,以防止侦查机关滥用监听。我国虽然在侦查实践中对监听措施经常采用,但在刑事诉讼立法上对监听缺乏明确规定。规范监听立法及在证据效力上对其正确定位业已成为改革与完善侦查措施以及刑事证据制度的当务之急。     

秘密侦查制度略论

2012年3月4日的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在第二编增加专节“技术侦查措施”,以此来弥补之前刑事诉讼法关于“秘密侦查”的空白。秘密侦查作为一种特殊的犯罪侦查方式,它的存在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秘密侦查是一种具有特殊效力的侦查方法,这使得它可以在“秘密”状态下最大化地打击犯罪。但不可忽视的是,这同样是一种侵犯公民权利的侦查方法,还会因为其隐秘性造成外界对秘密侦查具体执行监督的一种无力。为了对秘密侦查制度有一个具体的全面的认识,首先需要对秘密侦查的概念、特征、分类等进行阐述,以明确秘密侦查的界定;通过对其存在的合理性及潜在风险进行合理分析,结合当前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对相关条文进行探讨,详细分析其存在的进步和不足,借鉴当前有利的经验,对秘密侦查法治化的中国模式提出相关建议,以期望秘密侦查能在中国得到更好的发展,使得秘密侦查制度发挥最大的作用。     

论排除非法证据的价值选择

非法证据是指非法取得供述和非法搜查、扣押获取的证据的总称。研究这一问题,不仅具有理论研究意义,更具有立法和司法实践上的指导意义。     

论我国侦查监督的完善

侦查是我国刑事诉讼的基础和关键环节。我国以检察机关为主体的侦查监督由于立法规定的范围受限,手段缺乏,效力软弱,职能严重贬抑,已成为社会各界反映最强烈的热点问题之一。笔者针对现阶段我国侦查监督存在的突出问题,从权力监督与权利监督、体制内监督与体制外监督相结合的角度,提出了三个方面的设想:从扩大监督范围,密切检警关系,明确监督效力,改革监督机制等方面,进一步巩固和强化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职能;确立人民法院对同级人民检察院侦查案件的监督权;扩大和保障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律师、被害人及其代理人的诉讼权利以及其他公民的合法权利,强化权利对侦查权力的监督,构建严密的监督体系。     

论侦讯程序的立法改革和完善

我国侦讯程序存在四个明显的特点和问题:一是侦讯程序的强制性;二是侦讯过程的封闭性;三是侦讯结果的直接可采性和高度证明力;四是对违法侦讯缺乏适当的救济程序。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从制度设计上努力实现侦讯程序的正当化,即在侦查机关的讯问权与犯罪嫌疑人的自由陈述权之间保持平衡,并且完善相应的配套制度。具体措施包括:确立适合我国国情的沉默权制度,淡化侦讯程序的强制性;完善侦讯活动的记录方式,实现侦讯过程的“可视化”;充实侦查阶段的律师帮助制度,增强犯罪嫌疑人抵制非法侦讯的能力;健全非法口供排除规则,限制犯罪嫌疑人供述和辩解的证据能力。这些措施应当在本次修改《刑事诉讼法》中得到落实。     

论电话监听与公民宪法权利保障

电话监听在重大、恶性、集团和跨国等犯罪案件侦查中日益重要.它涉及公民的宪法权利,如何规制意义重大.笔者从电话监听的背景与机理、监听的运用与规制、监听的证据效力与立法构建等方面展开论述.     

职务犯罪特殊侦查措施研究

特殊侦查措施是打击、控制犯罪的一柄利器,特别是对职务犯罪这种具有隐蔽性、智能化、无被害人的犯罪更是如此,对于该类犯罪,适用常规侦查措施往往力有不逮。明确赋予检察机关在职务犯罪案件侦查中运用特殊侦查措施的权力,并构建具体的应用制度,是在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冲突中取得平衡的最佳选择。同时对于适应职务犯罪侦查需要,提高职务犯罪侦查能力,也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转让合同效力与善意取得构成的立法选择--基于立法技术的考量

善意取得成立于转让合同仅有让与人无权让与、而无其他引发转让合同效力瑕疵的场合,但在无权处分影响合同效力因素的既定约束下,若把转让合同的有效性作为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将会导致该制度的空转。借鉴大陆法系国家的成功经验,在转让合同效力与善意取得构成关系的问题上,我国物权立法的最佳选择是回避转让合同有效与无权处分持续存在的相互排斥,通过对登记或占有效力的特别规定,拟制受让人善意、占有保护或登记的公信力具有补足因无权处分而导致的物权变动法律原因不足的效力,以解决善意取得制度面对的特殊问题。     

论刑事审判程序中的翻供

司法实践中,被告人有罪供述对犯罪的认定具有重要作用。仅有被告人供述同时缺乏其他有罪证据相互印证,是被告人翻供的根本原因。要正确认识翻供的积极意义。被告人翻供时应采取一系列技术措施来审查判断被告人供述的真实性。出于保护人权与打击犯罪的平衡,对于不同类型的刑事案件应采取不同的证明标准。     

论我国职务犯罪诱惑侦查制度的完善

作为一种特殊的侦查手段,诱惑侦查对职务犯罪侦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而在实践中被广泛采用。新刑事诉讼法第151条规定了诱惑侦查,是立法上的一大进步。但是在职务犯罪诱惑侦查的具体适用方面,特别是在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职务犯罪诱惑侦查的权力主体、证据的可采性、诱惑侦查的内部批准程序及其规范化等方面存在较大争议。在依法严惩职务犯罪的同时,应当在立法层面和司法实践操作层面进一步完善职务犯罪诱惑侦查的相关配套制度,明确采用诱惑侦查方式侦办职务犯罪的正当程序,建立严格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违法诱惑侦查取得的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以规范职务犯罪诱惑侦查的权力运行,更好地实现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的平衡。     

呈现虚假证言审讯策略对虚假供述影响的实验研究及法律建议

对101名大学生采用“电脑死机范式”实验研究,结果表明：呈现虚假证言的审讯策略与虚假供述存在显著相关;嫌疑人对自己无辜的确定性高低与虚假供述没有显著相关;在慢速条件下,呈现虚假证言审讯策略也对虚假供述产生影响。对此,应结合呈现虚假证言审讯策略对嫌疑人虚假供述产生影响的实验结果,采取有针对性的司法对策：改变刑诉法对呈现虚假证据审讯策略的模糊态度,明确禁止该审讯方式的使用;赋予辩护律师在场权,加强嫌疑人与审讯员的平等地位;细化审讯规则,固定审讯模式。     

讯问对策与人权保障问题的思考

侦查阶段讯问犯罪嫌疑人中的人权保障是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讯问对策是否合法使用,就意味着犯罪嫌疑人的人权是否切实得到保障。进一步认识讯问对策在讯问活动中的地位与选择运用讯问对策的制约因素;明确讯问对策与“自愿供述”的含义与关系;分清合法讯问与非法讯问的界线;掌握运用讯问对策和人权保障的辨证关系,是当前研究讯问活动与人权保障问题中的重要问题,也是保证讯问活动合法、合情、合理运用讯问对策与适度保护犯罪嫌疑人人权、实现刑事诉讼效率与公正统一的条件。     

香港的卧底警探

在香港的犯罪集团内,许多卧底警探冒着生命危险与犯罪分子称兄道弟,打得火热,暗地里则随时向警方通风报信。 卧底警探的身份被识破后就凶多吉少,性命难保。所以,对卧底探员的招募首先是本人自愿,有时还得依赖警校教官暗中从警校学生中挑选。挑选卧底探员对长相也有要求,长得气宇轩昂、正气凛然的警校生,乍一看不像犯罪分子,不在考虑之列,那些外表看来像个小滑头、反应机敏的人却是首选人物。对他们家庭条件要求是:家庭清白,不是独子,单身,没有家庭负担。对性格的特殊要求是:聪明机智,身手敏捷。     

诚信原则与物权行为关系之研究

笔者认为物权行为和诚信原则存在着不可分离性,善意取得乃物权关系中的基本诚信规则,不仅适用于动产,而且适用于不动产,善意取得规则的效力优先于交付和登记的公示公信力,并探讨了善意取得的判断标准及物权变动过程中诚信原则效力规则的两种复杂形态.最后,笔者对未登记房屋发生产权变动适用诚信原则效力规则进行了例证分析.     

法治视野下的监听立法展望——美国监听法律规制的解读与借鉴价值

监听是一项技术侦查措施,在侦查实践中已被广泛应用.但迄今为止,我国没有任何一部法律对监听作出明确规定,这必然导致侦查权的滥用及侵犯公民权利现象的发生,对其予以立法规制显得尤为紧迫.在我国应当设立专门的<监听法>,对监听的程序、条件、适用范围、监听的期限、监听措施的监督、监听材料的效力、非法监听引发的救济等问题明确加以规定,增强其实施的规范性和透明度,以此防止侦查权的滥用和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这也有利于监听作用的充分发挥.     

隐匿身份侦查相关证据问题的域外考察

隐匿身份侦查指的是侦查人员或受委托侦查的人员隐匿其真实身份实施的侦查。各国立法与实践,都概括性地认可了隐匿身份侦查所获取的证据的证据能力。但是,没有经过授权的隐匿身份侦查,其所获得证据,形同违法取得的证据,没有证据能力,这是绝对证据排除法则。对恣意授权、逾越授权和口头授权则必须区分对待。隐匿身份侦查秘密性与其他诉讼规则存在冲突与调和。隐匿身份侦查的侦查人员或受委托人员一般具有证人资格。国外司法对隐匿身份侦查所获得的物证、书证等证据都持较为宽松的态度。隐匿身份侦查人员获取的被害人陈述一般不应具有证据资格。隐匿身份侦查人员获取的犯罪嫌疑人口供的证据能力主要考虑两个因素：身份伪装是否对自由意志具有强制性;隐匿身份侦查的具体手段是否对自由意志具有强制性。     

论职务犯罪特殊侦查措施优先权——以控制下交付措施为切入点

金融危机全球化背景给刑事法领域带来了激烈震荡，随着经济前行乏力，世界范围内的腐败及其衍生犯罪日益猖獗，各国积极采取多种手段加以应对，其中强化职务犯罪控制手段成为重要措施之一。为了有效提升打击腐败行为的效果，《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进一步丰富了职务犯罪侦查手段，进一步拓展了侦查幅度，特别是对一系列特殊侦查手段的授权和准许值得关注。我国职务犯罪侦查中仍存在侦查手段单一、侦查效能低下的现实短板。从侦查行为的客观规律及职务犯罪行为的自身特点出发．我国检察机关应确立特定条件下特殊侦查措施优先适用权，并积极设置优先适用的途径和渠道，具体可体现为对国内法的优先权、对其他侦查机关侦查行为的优先权、对其他侦查手段的优先权、不受重罪原则与比例原则限制四个方面。作为具有典型性的特殊侦查措施，控制下交付措施具有优先适用的现实价值，在必要的程序规制下的优先适用可以取得较为良好反腐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