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吏治思想述论

左宗棠吏治思想述论孙占元吏治，指官吏治事的方法和成绩。晚清著名政治家左宗棠讲求吏治思想的主要内容：一是对吏治务求予以整饬，并通过“察吏”来革庸奖循；二是主张以“训吏”和“恤吏”来提倡为官之道。－、整饬吏事与“察吏”吏治的好坏，关系到统治机制能否正常运...     

“吏治与文学之争”对盛唐前期诗坛之影响

唐玄宗开元时期朝廷中的“吏治与文学之争”,在武则天时期已初露端倪。“吏治”派主张用“吏干”之才,不重视官吏的文学才华;“文学”派提倡用“文学”之士,将文学创作才能视为选拔官吏的必备条件。狄仁杰、姚崇、宋璟等是“吏治”派的代表人物,上官婉儿、张说、刘幽求、张九龄等是“文学”派的代表人物。“吏治与文学之争”,不但对当时的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随着两派势力的交替上升,轮流执政,盛唐前期的文学创作倾向及诗风也呈现出相应的变化。     

晚清清流派整顿吏治清议述论

道、咸、同三朝吏治腐败,即便是出现过所谓的“同治中兴”,可换了个新的光绪朝,却也是旧况如故.面对现实,连上谕中也不得不承认:官吏中“因循怠玩怙过饰非者亦正不少”,“文武各员,相习成风,吏治兵事,安望日有起色”①.正是因为“天下吏治之坏,至近年而极”②,向以上疏言事、评议时政、弹劾贪鄙而煊赫一时的清流派③才在他们的清议活动中提出了一系列呼吁整顿吏治的主张.     

清官政治与吏治腐败——从甘、章两参案看李秉衡的吏治观

“清官政治”是中国传统价值观中理想政治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王朝,尽管有清一代对吏治无论是从舆论宣传上,还是在治理整顿中,都十分重视,但贪腐已然成为晚清官场的政治常态。“吏治”问题也就成为当时清廷上下共同关注的紧迫问题。李秉衡作为晚清著名的廉吏与疆臣,他对如何整顿吏治,有着自己的看法与实践。甘、章两参案,就是其整顿吏治政治实践中的典型案例。     

唐代的立法与唐代的吏治

“治国必先治吏”,吏治的严明对国家的稳定、政治秩序的安宁,乃至社会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影响。我国唐代的“贞观”、“开元”之治,素为研究我国古代政治发展史者所注目。其所以能在社会动乱之后,出现一种社会承平、生产发展的“治世”局面,与当时统治者重视立法与吏治是有着紧密联系的。     

舆论引导与社会稳定

人类要有秩序地生活,正常地从事生产和经济活动,就需要有一个稳定的社会。历史上,凡是经济比较繁荣的时代,都是社会比较稳定,劳动人民得以致力于发展生产、提高生活水平的时代。我国汉朝“文景之治”、唐朝“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就是例证。现在,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更是需要有一个安定的环境和稳定的社会。促进社会稳定发展的原因很多,舆论引导便是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清朝加强和改善新疆吏治的重大举措

清朝加强和改善新疆吏治的重大举措齐清顺我国２千余年的封建社会，一直是一个以人治为主的社会，“朕即国家”，官吏是百姓群众的“父母官”，整个国家、一个地区能否稳定发展，百姓群众能否安居乐业，甚至一个王朝的兴盛衰亡，往往都取决于能否有一个良好的吏治。因此，...     

王夫之吏治主张的要旨是"严以治吏"

王夫之吏治主张的要旨是“严以治吏” ,为达“严以治吏”的目的 ,必须先严上官 ,其次是推行法治与奖赏廉吏 ,其三是选贤养士     

乾隆朝新疆“格绷额”案研究

吏治是乾隆帝治理新疆的重要内容,"乌什事变"后新疆社会安定有序五十余年,究其原因与乾隆帝的吏治政策关系密切。"格绷额"案系乾隆朝新疆吏治中的典型案例,其"重罪非重案"的特点,涉案金额与量刑处理的反差,案件背后所涉及的满洲、宗室因素,反映出乾隆帝强化新疆吏治的宗旨及理念。     

中国古代三大治世的历史成因

成康之治、文景之治和贞观之治是中国古代最具典型意义的三大治世。三大治世的形成轨迹有着惊人的相似:盛极一时的殷商、大秦和强隋的覆灭,使西周、西汉和大唐初期的统治者产生了极其强烈的忧患意识。在忧患意识的作用下,三个王朝初期的统治者自觉地以前朝兴亡为借鉴,全面实施以惠民政策为核心的基本国策,高度重视以勤政廉洁为准则的吏治建设,从而造就了三大治世的辉煌成就。而西周礼乐、汉武盛世和开元盛世则是由三大治世孕育而来的文明景观。三大治世历史成因的一致性,显示了治世缔造和盛世形成的过程存在着某种共同的规律。     

周代籍礼“风土”考

《国语》所载周代"籍礼",是一种具有巫术特征的礼仪活动。其意义是疏导土壤中的阳气,使之顺利地播散。籍礼中,以瞽为首的乐官们所从事的"风土"活动,并不是韦昭注所以为的观察土壤中的气脉,而是通过乐舞鼓动风气,帮助土壤中的气脉顺利播散。它是这一土壤巫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滥用职权之法理探讨

权力可能被滥用的问题,有着文化、制度和思想等方面的根源。在我国现今,社会上非常严重地存在着某些国家公职人员为谋求个人的利益,违反或偏离公共职责、滥用公共职权的现象。我国应该在思想、政治、经济、体制以及刑罚惩罚等方面进行综合规制。     

中国古代官方史学的兴盛与当代史学新机制的完善

在中国古代,官方修史机构是史学的主体之一,与私家分担着史学发展的社会职责。官方修史逐步成为国家政 权运行机制的组成部分,这有力地推动了传统史学的连续发展和繁荣。但是,官方史学也对史学发展起到一些负面的影 响。在清朝灭亡之后,官方史学意识仍然存在。在当代,应充分利用官方史学因素的积极作用,同时也应注意研究和防 止其弊端发生,以保证史学事业的繁荣和健康发展。     

高职院校中层干部要增强中层领导力

高职院校中层干部，要抓住六个落脚点，增强中层领导力，即增强成长力，夯实领导基础；增强执行力，实现领导目标：增强管理力，提高领导水平；增强创造力，提升领导层次；增强表达力，发挥领导效能；增强影响力，建树领导权威。     

中国何来“轴心时代”?(下)

雅斯贝斯的"轴心时代"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介绍到中国时,正值中国社会处于一个特殊的转折时期。雅斯贝斯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史前、古代文明、轴心时代和科技时代四个基本阶段,其中,第三阶段以公元前500年为中心,东西方同时或独立地产生了中国、印度、巴勒斯坦和希腊四个轴心文明。虽然这一理论具有反西方中心论的意味,但也必须注意到,在雅斯贝斯所划分的整个人类历史上,只有中华文明跨越着全部四个阶段,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到第二阶段绝灭了,古希腊文明则在第三阶段才开始。追溯民初以来学者早已开始的东西文明比较,更多关注的是在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和中华文明的第二阶段上。20世纪初兴起的疑古思潮将中国古史"砍掉一半"、"打个对折","轴心时代"理论则恢复了晚周诸子学的合法性,但它同时继续漠视三代王官学,而三代王官学正是晚周诸子学乃至整个中华文化的源头。"轴心时代"理论与中华文明对接中的偏差,其影响将是流与源的颠倒、反题与正题的倒置和各期学术史的逐次错位。     

中国何来“轴心时代”?(上)

雅斯贝斯的"轴心时代"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介绍到中国时,正值中国社会处于一个特殊的转折时期。雅斯贝斯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史前、古代文明、轴心时代和科技时代四个基本阶段,其中,第三阶段以公元前500年为中心,东西方同时或独立地产生了中国、印度、巴勒斯坦和希腊四个轴心文明。虽然这一理论具有反西方中心论的意味,但也必须注意到,在雅斯贝斯所划分的整个人类历史上,只有中华文明跨越着全部四个阶段,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到第二阶段绝灭了,古希腊文明则在第三阶段才开始。追溯民初以来学者早已开始的东西文明比较,更多关注的是在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和中华文明的第二阶段上。20世纪初兴起的疑古思潮将中国古史"砍掉一半"、"打个对折","轴心时代"理论则恢复了晚周诸子学的合法性,但它同时继续漠视三代王官学,而三代王官学正是晚周诸子学乃至整个中华文化的源头。"轴心时代"理论与中华文明对接中的偏差,其影响将是流与源的颠倒、反题与正题的倒置和各期学术史的逐次错位。     

试论孙奇逢《理学宗传》的政治理念

与一般的理学史论著不同,孙奇逢在《理学宗传》中加入并且肯定了汉代学术成就等内容。这些内容本来并不应该出现在正统的理学史论著中。之所以如此,应与孙奇逢试图修正宋儒的政治理念有关。宋儒强调的是一种对抗式的君臣关系,而孙奇逢强调的是一种合作式的君臣关系,这在清初的政治语境中有其合理性。孙奇逢的政治理念在当时拥有不少支持者,并影响到他们的政治实践。     

清代县衙吏役的内部管理

清代国家或地方政府除了颁行若干法令律例对吏役进行制度规定之外,州县衙门内部对办公吏役的管理内容更加切实丰富。管理措施包括申饬堂规、颁发告示、设立号簿、严格考勤和定立差捕条约等五个方面,体现了地方衙门办公系统的完善,不仅可以防范吏役作弊,也使得衙门内部运作有章可循。     

对中国近代“民间社会”问题的再认识

西方学界的民间社会(civil society)理论或可作为考察近代中国社会的一个视角。19世纪中期以来,西风东渐之下,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有所发展,资产阶级、新型知识分子阶层初步形成,成为近代民间社会的主体力量。"civil society"一词译为"民间社会",或较为妥当:既表明近代中国民间社会与传统社会的民间社会的联系,亦可显示开始形成的近代民间社会那种既已开始脱离官方控制,但又未能完全独立自主的过渡性特点。     

“互联网+”视角下的大学生“生涯-就业-创业”一体化辅导模式探新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给教育行业带来了新机遇。融入了互联网思维的"生涯-就业-创业"一体化辅导模式,尊重学生发展个性,促进学生自主管理、自我发展,符合时代及现实需求,符合关注学生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的教育目标,具有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