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GIS的中国人口总和生育率时空演变研究

利用极差标准化以及定量分析等方法对中国除台湾、香港、澳门以外的22个省、4个直辖市以及5个自治区的人口总和生育率的时空演变进行了研究分析.结果表明:(1)1982—2010年全国人口总和生育率总体呈下降趋势,城市、镇和乡村的总和生育率的变化趋势与全国相同;(2)各省市区人口总和生育率具有明显的时间差异且空间分布出现明显的集聚区;(3)人口总和生育率城乡差异较为显著,乡村的人口总和生育率远高于城市的总和生育率.     

对实现我省八五年人口规划问题的初步探索

华国锋同志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力争使全国人口增长率到一九八五年降为千分之五左右。这是实现我国“四化”第一个战役中的一项重大任务。我们河南省是人口最多的三大省份之一,在实现国家八五年人口规划的任务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受到全国、全省人民的深切关注。在省人口学会的倡导和支持下,我们对这一问题,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做了初步探索。     

贵州人口发展现状浅析

近年来,贵州人口发展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但目前在人口发展中仍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題。一、人口增长速度仍然较快 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以后,计划生育工作不断深入,全省人口增长速度比普查前有所减缓,但仍然较快。如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到第三次人口普查的18年,全国人口平均增长2.1％,贵州人口平均增长2.9％,贵州比全国高0.8个百分点,此速度为全国的1.4倍;1982年到1987年,全国人口平均增长速度为0.77％,贵州则为1.39％,高出全国0.62个百分点。由于全国人口平均增长速度下降到1％以下,基数更低了,因此,贵州人口平均增长速度则由原来是全国的1.4倍上升为1.8倍。相比之下,贵州人口的增长速度比全国人口增长速度更快。更值一提的是少数民族人口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时期,1982—1987年的年均增长速度达到     

生育率转变与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口经济效应评估——以四川省为例

生育率的变化引起人口再生产的变化,进而影响人口的规模和结构的变动,最终会对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形成重大影响。因此,准确评估生育率转变与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口经济效应,对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战略"极为重要。利用人口—经济动态均衡模型,通过情景模仿可研究由计划生育政策所引发的四川省人口生育率急剧转变所带来的人口经济效应。研究发现:1982—2011年间,四川省生育率的快速下降为经济起飞和迅速增长创造了积极的条件。如果没有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四川省人口规模将比有计划生育条件下多出1635—4020万人,这对资本快速积累、劳动生产率提高、劳动力负担减轻以及GDP的增长是极为不利的;在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下,人口结构变动对四川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更为突出,比无计划生育条件下(比较方案一)多贡献了2.76%。但同时,由"低生育陷阱"所带来的人口老龄化风险、人口结构风险,将对四川省经济产生不利影响。     

科学研判人口形势 积极应对人口挑战

对中国生育水平的基本判断: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前的10年间,全国平均总和生育率应该在1. 65左右,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总和生育率有所上升;低生育率是一种全球趋势;中国生育率走低的因素仍在强化;"自主生育"应该是计划生育政策继续调整的方向;中国人口总量在2028年达到峰值,然后开始下降,到21世纪末接近10亿。劳动年龄人口的素质和劳动生产率的高低比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更大。应对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下降的战略重点应该是充分挖掘人口素质红利,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劳动力质量、人力资本提升替代和应对劳动力数量的下降,用质量换数量。我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是人口未来发展的确定性趋势,在整个21世纪都不会逆转。人口发展战略对老龄化问     

沉重的数字 七年增加一个亿

到今年2月中旬,我国人口将达12亿。 从“中国11亿人口日”到现在,不过短短七年。七年增加一个亿,这就是我们面对的沉重的人口现实。 在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领域,应当说已经取得相当大的成就。人口出生率从1970年的千分之三十三点四三下降到1993年的千分之十八点零九,人口自然增长率相应从千分之二十五点八三下降到千分     

区域文化与生育行为的地区差别

在过去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我国的人口控制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全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水平己从1971年的5.8降到1988年的2.5左右,生育行为的现代化,即由高生育率向低生育率转变的过程正在完成。但是生育行为的这种转变并非是在全国各地同时发生的,而且变化的进程也相去甚远。从整体上说,我国妇女生育行为的转变是一个逐渐扩散的过程:城市中教育水准较高的职业妇女率先接受计划生育,而其它阶层的妇女     

中国人口增长:过去的演变和未来的预测

本文讨论了过去４５年中国人口生育率和死亡率的变化趋势,据此趋势作出了三个生育率和死亡率的假设,由此预测了未来５０ 年中国人口的增长。最后讨论了两个重要的人口增长的影响因素：就业和人口老龄化     

1982—1987年影响四川省妇女经济活动率诸因素的分析

本文拟根据四川省1982年人口普查资料及1987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着重分析四川妇女劳动人口的状况及其与各种人口因素之间的关系。1982—1987年这一时期正是我国进行改革开放从而引起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     

我国当代人口变迁与教育分析

一、我国当代人口变迁的历史、现状及趋势 1、当代人口变迁的历史 我们主要从新中国建立以后,人口变迁的情况进行说明。1953年、1964年、1982年和1986年,我国分别进行了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根据历次普查资料显示,我国人口变迁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     

基于GAIN插补和因子空间回归的我国人口出生率时空分布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全国2015—2019年31个省市人口出生率的时空数据,重点在于研究社会保障、生育政策和经济发展对于人口出生率的影响,从而对提高人口总和生育率,实现代际更替提供科学支撑。首先,针对时空数据,运用GAIN法对缺失数据进行插补,减少偏误。然后,运用因子分析法对数据进行降维,构建出经济社会、儿童抚养、医保覆盖、老年抚养、卫生医疗及人力资源等影响特征。最后,将省级人口出生率的空间交互效应纳入回归模型,融合因子分析结果,建立因子空间回归模型,并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人口抚养比和人力资源对生育率有显著影响。据此建议：我国在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的同时,应同步实施“津贴”政策,减轻育人成本,提高人口出生率。     

中国低总和生育率分析简

针对中国低生育率水平的现实,采用回归分析的方法,从政策性、婚姻结构性、经济和文化等影响低生育率水平的因素进行了分析,讨论了低生育率对中国人口规模、人口结构和人口质量造成的后果,提出提高离婚成本、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强化男女角色分工等建议。     

农户家庭生育水平变动趋势及原因解析——基于甘肃省1683个家庭的社会调查

本文基于2017年甘肃省农户调研数据,剖析了人口生育水平变动趋势,运用泊松回归探究生育率不断下降的原因.结果显示,实际总和生育率为1.65,1997—2017年间,生育率持续下降,育龄妇女规模不断缩小,生育年龄后延,种种迹象表明,生育率存在继续下行的可能,少生优育成为生育的主流趋势;收入水平显著负向作用于生育率;妇女自身的素质水平、家庭负担均对生育率存在显著影响.在农村人口结构转变和社会经济转型叠加的大背景下,本文为政府有针对性地制定政策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生育率转变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生育率决定着人口发展的基本态势,研究生育率的目的之一在于探明影响生育率变动的因素.通过对具有代表性的一般生育率与总和生育率的阐述,揭示了生育率的内涵,进而论速我国生育率的现状：首先,最为典型的是我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已从最高时的5.81降至目前的1.18左右;其次,我国生育率面临的现实困境以及国际经验对中国的借鉴意义,表明我国实施“单独二胎”政策的必要性;由于生育率下降造成的严重老龄化和性别选择导致的男女性别比例失衡等社会问题凸显,进一步推动了国家实施“单独二胎”的计划生育政策.然后从经济因素、政治政策因素、文化教育因素、社会因素对生育率转变的原因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说明.最后对我国未来人口生育率转变趋势进行相关展望.     

《我国生育率下降趋势和问题》论文集出版

由我校袁方教授主编的《我国生育率下降趋势和问题》论文集已经出版.这是由我校社会学系《人口问题》研究组牵头承担的"六五"时期国家社会科研规划重点项目的研究成果之一. 承担这项研究工作的有高等院校、社会科学研究部门和实际工作部门的二十余名人口学者.他们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学习和借鉴国外人口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在充分运用已有人口资料的基础上,进行了有关生育率变动的背景、条件、相关因素、地区差异等问题的社会调查,取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从而为本课题的研究准备了重要前提.论     

中国生育率低都是高房价惹的祸?

<正>央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姚余栋在一次活动上说,一线城市的高房价,会影响生育率。姚余栋说,我国目前的生育率大约是在1.28%。日本和韩国是生育率比较低的国家,日本的生育率是1.4%。我们比日本还要低。或许有人觉得奇怪,中国人口已超过14亿,生育率下降对控制人口增长不是有利吗?其实,我国人口的确不少,但存在着结构性问题:一方面是,国内年龄结构不合理。五六十年代鼓励生育政策,使很多家庭拥有     

低生育率背景下对人口转变的再认识——基于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

无论是传统人口转变理论，还是“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及相关理论，虽能大致描述和解释过往历史特定时期或某些阶段的人口现象，但在理论解释力与发展进程之间的包容性上存在明显局限。生育率转变是人口转变的核心，并且它的转变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影响生育率的因素是多元而复杂的，这些因素在不同的自然状况和社会发展方式下尤其是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及相关社会制度变迁下不断发生更替和转换，共同推动着生育率转变。纵观世界人口经济发展历史，生育率转变经历了五个阶段：低自然生育力、无有效生育控制力和较高生育率阶段，自然生育力上升、低有效生育控制力和高生育率阶段，较高自然生育力、低有效生育控制力和较高生育率阶段，高自然生育力、高有效生育控制力和较低生育率阶段，自然生育力下降、极高有效生育控制力和低或极低生育率阶段。实际生育率是自然生育力和意愿生育率在有效生育控制力的调节作用下选择与平衡的结果，同时还受到人口容量约束下的节育行为影响。中国目前已经处于极低生育率阶段，实现适度生育水平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关键在于保护民族生育力，提高个体生育意愿，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土族人口生育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依据人口普查数据，对土族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孩次别生育率、低年龄生育率及人口再生产率进行了考察。认为土族人口的生育水平尽管有较快下降，但仍然存在较为普遍的多育和早育现象。为此，应当从发展民族经济、提高教育程度、改善健康状况及拓宽就业渠道等方面入手，促使土族人口的生育模式趋于优异化。     

鼓励生育将是逆水行舟

中国的低生育率现状对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将产生负面的影响。在与其他国家和地区比较的基础上,认为中国的生育意愿处于极低的水平并简要分析了背后的原因。提出中国未来生育率的三重下行压力和导致生育率难以回升的三个恶性循环链条。最后比较了东亚各国和地区以及伊朗的人口形势变化、人口政策的改变轨迹和目前的鼓励措施。在此基础上,认为中国未来提升生育率,维持人口可持续发展的任务将极其艰巨。     

我国省内省外流动人口生育水平差异及原因探析

根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五普”等资料数据,通过交叉分析和相关性分析对我国省内省外的流动人口生育水平及影响因素进行了描述和探析。研究结果显示：我国省内流动人口比省外流动人口的时期生育水平高,两者的一般生育率分别为45．47‰与34．17‰,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215与0．817,终身生育水平低,省内流动人口的二孩及多孩率低于省外流动人口;因婚姻家庭因素而流动的人口在各年龄段的分布与流动人口年龄结构的错位,是造成省外流动人口时期生育水平低于省内流动人口的根本原因;总和生育率在反映省外流动人口生育水平时,并不能显示省外流动人口因家庭、婚姻化的发展而导致的生育水平上升,所以并不能反映省外流动人口真实的终身生育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