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不作为的法律责任形式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因不作为而侵犯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或公共利益时,承担法律责任的形式各国有不同的规定,英、美、法等国家主要规定了如下几种责任形式,即颁发强制令,强制行政机关执行;以藐视法庭罪追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法律责任;判决行政机关承担行政赔偿责任。我国行政不作为的法律责任形式主要有:责令履行;确认违法;行政赔偿责任;行政处分;刑事责任等。相对于英、美、法等国家来讲,我国还需要从立法和执行制度方面加强和完善行政不作为的法律责任形式。     

论司法监督抽象行政行为机制的构建

我国现行法律对抽象行政行为的监督体制的规定存在诸多问题 ,难以完全有效地发挥应有作用。针对抽象行政行为特点及现状 ,构建司法监督抽象行政行为机制是实现依法行政、完善司法权、提高诉讼效率、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切实履行对WTO规则的有关承诺的迫切需要 ,应在借鉴国内外行政诉讼的经验基础上通过修改行政诉法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司法监督     

完善中国行政侵权责任制度的若干探讨

中国自建立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和国家赔偿制度以来,行政侵权责任制度的建设已有了很大加强,但一些特殊类型的行政侵权责任还亟待完善.应从法律上明文规定,如抽象行政行为违法或不当,不仅应承担被撤销和被改变的法律责任,还应逐步承担赔偿责任.行政机关对其共同参与的违法行为,应负主要侵权赔偿责任.实施侵权行为的行政公务人员,应当直接向行政相对人承担部分或全部赔偿责任,特殊情况应由其所在单位承担一定的连带责任.对于混杂有其他侵权行为的行政不作为,行政相对人可以采取救济选择求偿的原则.对行政不当行为,应采取有限制的责任豁免原则,以确定国家承担赔偿责任之大小.     

论党依法执政背景下的行政诉讼--从执政行为的角度分析

当违法执政行为介入行政管理领域,涉及或运用了行政权力,侵犯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人民法院秉承宪法赋予的介入和监督行政权的权力,依法可以对违法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     

将行政规章纳入司法监督范围之我见

我国目前行政规章违法侵权的根源,是现行的行政立法体制和对行政规章监督体制不能对行政规章实施有效的监督所致。行政规章是行政机关作出的一种抽象行政行为,具有普遍性和反复适用性的特点,违法的行政规章带来的负面影响远远大于具体行政行为。司法监督与其它形式的监督相比具有专业性强、监督效果好的优点,因此,对行政规章实施司法监督,是纠正行政规章违法侵权,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提高行政效率的最有效途径。根据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和立法趋势以及行政诉讼的实践和国外对行政规章监督的成功经验,将行政规章纳入司法监督范围是可行的。     

抽象行政行为补偿制度刍议

合法的抽象行政行为与合法的具体行政行为一样都可能对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侵害,这种侵害可不通过具体行政行为而直接造成,且构成相对人的特别损失。如果考虑到抽象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构成违法抽象行政行为赔偿障碍的话,那么对合法的抽象行政行为进行补偿则没有这种阻力。     

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的法律思考

现行行政诉讼法将抽象行政行为排除在人民法院受案范围之外，这种立法体例的缺陷日渐明显：当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抽象行政行为侵害时，缺乏及时、有效的法定程序使相对人获得救济。本文提出建立宪法诉讼制度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审查的构想，并论述了以宪法诉讼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审查的理论基础和理由。     

论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

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 ,是实现依法行政、独立行使司法权和真正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的前提。本文就我国抽象行政行为的侵权表现及根源 ,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的必要性、可行性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试论无效行政行为理论

无效行政行为是对行政行为公定力的否定.无效行政行为的基本含义为不具有公定力;不具有约束力;申请、宣告或确认其无效不受时效限制.在国外立法上,狭义的无效行政行为分为绝对无效行政行为和相对无效行政行为.从现代行政法监督行政权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价值取向看,必须尽快建立我国无效行政行为制度.     

关于行政机关法律责任的思考

重视国家行政机关法律责任问题的研究,对加强我国的行政法制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阐述了国家行政机关作为表现国家意志的机关,具有特殊法律地位;国家行政机关法律责任是国家责任的重要内容,其责任内容和责任形式取决于国家的性质、目的和任务;而国家行政机关法律责任制度是否健全,亦成为国家责任制度是否完善的重要标志。当前,我国传统的封建文化意识和现行政治体制中的缺陷是阻碍我国行政机关法律责任制度健全和发展的重要因素。社会应当关注这个问题,以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完善。     

中外行政补偿范围的差异性比较研究

行政补偿是行政机关的合法行为对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而给予补偿的一项法律制度。行政补偿范围是行政补偿制度的核心要素,国外合法行政行为的补偿范围、补偿原则非常明确,已形成了完备的行政补偿体系。但中外行政补偿的行为范围、权益范围、内容范围存在较大差异。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扩大抽象行政行为、具体行政行为、非强制行政行为等行为范围、拓宽合法权益的损失范围、增加合法权益的内容范围,是构建我国完备的行政补偿体系的必然选择。     

论抽象行政行为的可诉性

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规定相对人不得对抽象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而只是在审查具体行政行为时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间接审查。抽象行政行为审查监督体制的缺陷要求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抽象行政行为被纳入行政诉讼范围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同时,应建立抽象行政行为行政诉讼的法律制度。     

行政不作为及其责任体系

界定不作为有存在论和规范论两种基本进路,在现代法治语境下,从规范论的角度,行政不作为较为合理的定义应为：行政主体负有法定的作为义务且能够履行而未履行或拖延履行的行政行为。着眼于有效规制行政不作为行为以及构建行政不作为的责任体系,对于行政不作为可以区隔为抽象行政不作为和具体行政不作为、中请行政之行政不作为和职权行政之行政不作为两种主要的对应分类。道义责任、政治责任和法律责任构成行政不作为责任体系的三种基本类型,其中行政不作为的法律责任包括行政责任、赔偿责任和刑事责任三种具体形式。     

略论行政程序法及其功能

行政程序法成为我国行政法治理论和实践的焦点之一。本文认为现代行政程序法是规范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所遵循的程序，以及行政相对人参与行政行为时所遵循的程序的总称。其功能主要表现为：规范、制约、监督、促进行政权的合理行使；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规范行政相对人的参与程序，促进行政民主化；通过权力与权利之间的沟通、协调、平衡，促进行政效率的提高。     

房产“限购令”的合法性及其救济途径探析

政府运用公权力干预市场秩序的抽象行政行为,应当符合宪法、法律的规定,并确保行政相对人享有完善的救济体系,这是现代法治国家的根本要求之一。从行政法治角度审视,"新国五条"、"新国十条"等房产"限购令"作为抽象行政行为,违反了宪法及若干行政法的基本原则。鉴于现行抽象行政行为的救济途径均存在缺陷、可行性较低,试提出完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补偿的若干建议,以保障被房产"限购令"侵害的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宏观调控决策的法律责任制度研究

宏观调控决策法律责任是指决策主体在决策过程中违反法律规定的义务所应付出的代价.我国宏观调控决策责任制度的现状客观上要求建立起完善的决策法律责任制度,宏观调控决策法律责任的承担主体是中央的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地方是参与决策主体但不承担宏观调控决策法律责任.可以适用于宏观调控决策行为的法律责任形式有其特有的内容,而且这些决策责任的落实需要建立和完善一系列的配套制度.     

抽象行政行为承担赔偿责任的必要性研究

《国家赔偿法》赋予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其合法权益因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不法侵害而造成损害时,有依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但是,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现实生活中,都存在着大量违法行政行为致损赔偿的灰色地带,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抽象行政行为对行政相对人造成损害的赔偿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法律上的认可,学界对此问题也尚未形成定论。本论文就抽象行政行为承担赔偿责任的必要性问题展开探讨,力求对这一问题取得更进一步的认识。     

论政府责任法制化

政府责任法制化,是责任政府、法治政府、服务政府的题中应有之意。责任政府讲的是政府责任,包括政府的道义责任、政治责任和法律责任,其中的法律责任是核心责任而应该被重视和强调。用道义责任和政治责任代替法律责任是与法治政府的要求背道而驰的。服务政府是当代服务行政、授益行政发展的客观需要,应当在法律的框架内、在法律责任的约束下、在法律监督的环境中进行。法治政府要求政府责任的法制化,要求明确政府法律责任的内容范围、承担方式以及追究其责任的方法。政府的法律责任包括公民权利保护法律责任,公共利益保护法律责任,公共环境保护法律责任和公共安全保护法律责任。政府的所谓行政补偿责任和行政赔偿责任并非政府法律责任内容本身,而是政府法律责任的承担方式,是一种救济责任。     

试论行政处理

行政处理是不同于授益行政行为,也不同于损益行政行为的具体行政行为中的一类,其对相对人的权益有直接影响,但积极影响还是消极影响在行政主体为行为时并不确定.具体行政行为根据对相对人权益的影响不同,可分为授益行政行为、损益行政行为和行政处理三类.行政处理不同于行政处罚.相对人认为行政处理侵害自己的合法权益,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抽象行政行为的可诉性

抽象行政行为在行政诉讼中的不可诉性带来的消极后果显而易见,不利于保护相对人的权益,与行政诉讼的宗旨相悖。将部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受案范围,对于完善行政诉讼制度,实现司法对行政的有效监督具有积极意义和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