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动态影响研究——基于系统GMM及门槛效应的检验

当前,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十四五”规划进入全面实施,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振兴正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为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作用及影响,文章首先从理论方面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影响乡村振兴水平的作用机制,以此为基础开展实证研究,随后运用熵权TOPSIS法测度2011—2018年中国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的乡村振兴水平,测度结果表示我国各省份乡村振兴总体水平提升较慢,就2018年各地区乡村振兴水平而言,中部地区稍高于西部地区、东部地区显著高于西部地区,说明相较于东部和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乡村振兴水平偏低,且乡村振兴水平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在此基础上,采用系统GMM方法定量研究数字普惠金融与地区乡村振兴水平之间的作用关系,量化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乡村振兴以及乡村振兴指标不同维度的影响。为验证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之间是否是简单的线性关系,文章运用门槛模型进一步展开实证研究。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乡村振兴水平有正向促进作用,这一促进作用主要通过数字普惠金融对乡风文明、产业兴旺、生活富裕和生态宜居这四个方面的显著正向影响实现;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发展水平两者之间并非简单的...     

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对贫富差距的影响效应研究

普惠金融的发展，让社会各阶层获得金融服务的机会，进而逐步缩小贫富差距。目前我国的贫富差距较大，为剖析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对贫富差距的影响效应，构建农村普惠金融扶贫效应模型和推算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基于全国31个省的相关数据分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地区进行实证检验，阐释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对贫富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普惠金融发展对我国贫富差距的改善作用不显著、缺乏可持续性且存在地区差异。对此，提出我国应当从完善金融体系、优化金融服务和创新服务工具等入手，不断扩大普惠金融对缩小我国贫富差距的正面影响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对地区创新水平的影响——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2011—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地区创新水平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地区创新水平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在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旧成立；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地区创新水平的提升存在结构差异化与区域异质性；数字普惠金融对地区创新水平的驱动作用存在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特征，随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其对地区创新水平的促进作用逐渐增强。基于研究结论，为进一步提升地区创新水平，未来应持续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实行差异化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策略，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地区创新发展的普惠性。     

基于地区数据的四川省普惠金融发展测度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发展普惠金融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意义重大,四川省为此推出了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在此背景下,测度四川省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从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使用度、深化度、互联网金融四个维度构建普惠金融发展测度指标体系,并用变异系数法进行赋权,计算得出四川省各地市的普惠金融指数。研究发现：虽然四川省各地市普惠金融指数呈现出整体上升趋势,但是各地市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很不平衡。在四川省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可以通过差异化普惠金融政策、加强数字普惠金融建设、营造普惠金融文化环境等措施,积极缩小各地市的差距,推进各地区普惠金融平衡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

基于2010—2021年福建省九设区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共同富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面板门限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显著促进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且主要通过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中介效应发挥作用;数字普惠金融各维度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存在差异,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的影响较大,而数字化程度促进共同富裕的红利尚未充分释放;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共同富裕的效应因地区数字金融发展水平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其中,数字金融发展水平一般区域和较低区域的影响效应大于较高区域,且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其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越小。据此,提出完善数字普惠金融体系、优化数字金融服务、实施差异化数字普惠金融政策等对策,以共享数字发展红利,实现共同富裕。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创业效应研究

为了研究数字普惠金融的创业效应，使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数据和2011～2018年的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数据不包括港澳台地区)的面板数据，从宏观视角对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创业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显著促进创业活动的发生；从区域发展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创业的促进作用显著，而对东部地区的创业促进作用并不显著；从创业类型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机会型创业的促进作用大于生存型创业；此外，分位数回归显示随着创业户数的增长，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作用逐步减弱。基于以上发现，从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和提升创业效率等角度提出政策建议。     

普惠金融减缓农村贫困的机理分析与实证检验

阐释普惠金融减贫机理、测度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评估普惠金融减贫绩效对推进中部地区金融扶贫具有重要意义。普惠金融通过金融服务对象的拓展缓解农村地区信贷约束并增加贫困农民收入,保险产品的普遍应用提升“因病致穷”等风险冲击的抵御能力,金融产品成本的削减增强农民使用金融产品的意愿和能力等途径减缓农村贫困。2005年以来中部地区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得到明显提升,其综合指数、广度指数和深度指数的均值分别由2005年的0.349、0.284和0.510提升到2014年的0.850、0.898和0.727。在1%置信水平上,普惠金融综合指数和广度指数每提升1个百分点,农村贫困率分别下降0.151和0.122个百分点,普惠金融深度指数的回归系数为负但并不显著。可通过加快发展农村中小型金融机构和农村保险等措施来提升普惠金融服务的广度。     

小额贷款公司能服务普惠金融发展吗?——来自山东省的证据

普惠金融旨在通过解决金融排斥问题逐步缩小贫富差距。小额信贷业务作为普惠金融制度的一项基础环节,在经历了最初的快速发展后面临制度瓶颈。关于小额信贷机构的社会绩效及其在普惠金融体系中的定位和作用,需要根据现实发展进行重新审视。小额贷款公司能否服务普惠金融发展,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本文借鉴联合国构建人类发展指数(HDI)的思想,构建普惠金融指标体系并编制普惠金融发展指数,以山东省为样本地区,对山东省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进行了定量测度;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小额信贷机构对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通过研究发现:小额贷款公司通过扩大规模、提高内部经营水平、增加贷款规模等措施都能够对普惠金融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同时,小额贷款公司扩大规模、提高对"三农"的支持等有助于改善金融服务覆盖水平;降低贷款利率、提高短期贷款占比等有助于改善金融服务使用成本。     

普惠金融指标评价体系的构建及应用研究——以江苏普惠金融发展为例

普惠金融指标评价体系是用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综合性标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普惠金融联盟等国际组织构建了普惠金融指标评价体系,仅仅适用于发达国家普惠金融发展程度,而国内学者在此基础上试图构建的评价体系在阐释中国普惠金融发展程度时,缺乏全面性和客观性。因此,基于中国普惠金融发展的实情,兼顾宏观和微观两个视角,考虑指标的可量化,从普惠金融的深度、广度、使用度、规模度及涉入度等五个维度,15个细化指标构建普惠金融指标评价体系,遴选部分有代表性的指标,以江苏为例进行了实证分析。该普惠金融指标评价体系的构建对于中国或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评价将更具可行性和阐释力。     

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教育水平与农村贫困问题探析

选取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11—2018年的面板数据,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以及在不同受教育水平的条件下数字普惠金融对减缓贫困发挥的效应。研究结果显示:1.数字普惠金融对贫困的减缓具有积极的效应;2.受教育水平在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作用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在全国都存在单一的门槛特征值。当跨越门槛值之后,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果明显上升。由于存在地区差异性,在西部地区的减贫效果最好,东部次之,中部的减贫效果略低。教育水平在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体系中发挥着重要的角色,应该加强对教育的投入,对贫困地区金融知识的普及和普惠金融产品的宣传。